在中共的官方宣传中，周恩来是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民的好总理，并且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爱戴。1976年1月，当周恩来逝世后，还出现了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感人场面。在当年的清明节，许多人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给其敬献花圈等，从而引发了“四五”运动。
可是，不管普通人民对于周恩来的感情怎样的深厚，不管国际上一些接触过周恩来的外国领袖对他如何褒扬有加，当我们审视历史，不免要问：在毛泽东建国后用各种手段残暴排斥异己，打倒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彭德怀、贺龙等一大批亲密战友，发动了土改、三反、五反、大跃进、文革等运动中，造成了中国乃至世界浩劫时，作为曾经是中共领导核心的周恩来，究竟是通过什么方式保身？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周恩来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他究竟是人民的好总理还是助纣为虐的帮凶？
曾经任职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现旅居美国的的高文谦先生所著的《晚年周恩来》首次披露了若干详实的资料，将周恩来不为人知的一面，以及与毛泽东的一生恩怨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晚年周恩来》从毛泽东与周恩来约在1926年初广州第一次见面起写起，公布了大量极其珍贵的绝密文献史料和作者第一手采访成果，当时周是毛的领导，并代表中央解除了毛的职务，1932年宁都会议毛失势、从此与周恩来结下四十年的恩怨。两人的关系恰是中共党史上最重要的一段历程。当然作者关注的重点是1966 年文革爆发到1976年1月8日周死去这十年，这也是中国政坛翻天覆地的十年。毛连续打倒中国的两位所谓国家接班人，其间毛周之间关系时密时疏，或热或冷，起伏跌宕。根据作者所说，矛盾的基点都是毛念念不忘当年周整过他，猜忌周在林彪事件后党内外声望大起，以及担心周在自己身后翻文革的案，这样才必欲整治，报这一箭之仇，要将周打倒，而周则对毛极力隐忍周旋，顾全大局，力图保持晚节。
书中透露，周于1976年1月8日去世之后的除夕夜，从来禁止放鞭炮的中南海毛住地游泳池院子传出了喧闹的鞭炮声，第二天据说拉走了一车的鞭炮屑。这是毛终于公开自己对于周之死的庆幸。毛周之间关系的不平衡一直是中共党内高层乃至老百姓的传闻，但是官方宣传讳莫如深。
周忍辱负重，先后帮助毛搞掉了刘少奇、林彪、贺龙、陈毅等。书中说，根据作者所见的资料，毛在图谋发动打倒刘少奇的“文革”前评估形势，联合国防部长林彪，并拉拢周，用各种方式对周进行了试探。摸清周恩来不会反对搞刘的底线后，才敢于发动文革。而在倒刘中，毛居然让周负责起草足以将刘开除出党的定性报告，甚至还让周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做了对刘的审查报告，将周在整刘少奇一案中的责任铁板钉死，使得周明知道刘是冤案，也得跟着毛去干。这成为周晚年的最大污点。
书中还记述了林彪之死前后、周恩来与四人帮的关系等等许多历史文献和采访当事人的谈话记录，其中有不少是当局讳莫如深，由作者首次公开面世的，例如：周如何对多年老战友如贺龙落井下石，后来又受到良心谴责；周恩来在中美和解、安排尼克松访华过程中如何受到外国政要与媒体推崇，因此被毛忌恨，发动十天的批周会议；毛临死前还在修改早年批王明批周恩来的九篇文章，准备在适当时机刊出等等。
除了书中所提到的一些周助纣为虐的实例外，通过现有的中共官方公布的有关资料，我们还可以找到另外一些例子。
比如文革期间，以西城区一批高干子弟为首的红卫兵在周恩来和陈毅等人的暗中支援下成立了“西城区纠察队” ，以图节制其他红卫兵对社会秩序的破坏。由于西纠是保守节制的组织，在破四旧被制止住后，又成了中央文革希图借“群众造反运动”的力量冲垮他们党内对手时的障碍。所以在他们号召“群众”普遍参加“造反”时，为了把“走资派”子弟为主的老红卫兵压下去，就拿西纠来开刀。西纠被“中央文革”打成“反动组织” 后，当然也“追查黑后台”。结果是他人代周下台受罚。周事事设防于前，从不和中央文革小组正面冲突，一旦中央文革的“新政策”和其办法相左时，他不但绝不反对，而且听凭文革派的胡来。
文革期间，当江青借机想整死孙维世时，正是将孙视为干女儿的周签发了逮捕令，而令其最终惨死。
关于周的人品，海外久负盛名的中共党史学家司马璐先生，在其近四十万字的回忆录《中共历史的见证》中有所披露。
在谈到毛周关系时，司马璐写道，在1943年11月底的一次会上，周向毛泽东沉痛检讨，突然向毛下跪，连声说：“我认罪，我认罪。”毛一惊，厉声骂道：“你这不是骂我是封建皇帝吗？”周说：“主席的确是中国革命的皇帝，我和少奇同志都一致同意的。”其卑微的品行令人不耻。
对于中共为何惧怕重新评价周恩来以及揭露毛的真面目，《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认为，是因为这涉及到中共政治体制的要害。“周恩来的忠君思想、忍辱负重、以大局为重这类东西是中共摆平内部思想分歧，维护党内团结，或者说是维护中共核心体制的有效工具。长期以来，周恩来的道德形象和教化作用就是维护以中共一个核心为特征的集权体制的一种凝合剂，碰了周，把周恩来请下神坛，就等于让世人看到这套东西的残酷性。由此将会引起更多的人思考，中共某某党不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不行。”
虽然，历史的真象尚未完全揭开，但从现有的材料看，周恩来在忍辱负重的表皮下，其实是毛的帮凶，同样对许多中国人犯下了罪行。有人说，如果文革没有周的忍辱负重，将会有更多的人遭受迫害。但事实是，假如周能保有自己的良知，假如更多的中共党人能保有自己的良知，也许这场灾难根本不会发生。可以想见，中共这个邪党中的成员已经在无意识中变成了助纣为虐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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