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来说，那些科学事件当然使我受益匪浅，但是更让我震惊的却是爱因斯坦的一次对话。这次对话发生在德国科学家埃瓦尔德和爱因斯坦之间。埃瓦尔德访问美国时在普林斯顿拜访了爱因斯坦。临走时爱因斯坦说：“请代我向劳厄问好。”埃瓦尔德问：“也向普朗克和索末菲问好吗？”爱因斯坦回答：“代我向劳厄问好。”
埃瓦尔德当时颇有点不理解爱因斯坦的问答：为什么爱因斯坦只向劳厄问好，连普朗克都不顺带问候一声？在认真思考之后埃瓦尔德明白了，他后来写道： “普朗克是一个悲剧角色，......英雄只有一个，他是冯·劳厄，而不是普朗克... ...现在我才真正明白了这一点。”
埃瓦尔德明白的是：除了劳厄以外，爱因斯坦不能原谅德国知识分子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赫尔曼写道：“爱因斯坦的主要观点也许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1) 德国知识分子对20年代初纳粹的兴起、并在几个月内就夺取了政权，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没有迹象表明德国知识分子对纳粹党的罪行有自责和负罪的感觉；(3)沙文主义不可能在德国消灭，它将永远是世界的一大祸害。因此必须永远解除德国的军备，必须阻止德国有一个强大的工业。”
前两点爱因斯坦应该说是很有道理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正如赫尔曼教授所说，“所有德国学者(知名的学者和年轻的同事)都信仰国家主义。”正因为如此，所以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10月，德国学者们发表了一个臭名昭著的文件《告文明世界宣言》，为德国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罪恶战争辩护。93位德国最有名气的学者包括普朗克、伦琴在内都在文件上签了名。只有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三位德国学者，立即对这一份可耻的文件提出严厉的谴责，并且针锋相对地发表了《告欧洲人书》。
事后，包括普朗克在内的许多学者为自己的签名表示后悔。但是，不到十年，德国学者又故态复萌。当纳粹分子开始猖狂地向文明世界暴露其嘴脸时，爱因斯坦稍有反击，他的同事们就会劝告他，不要和这些人一般见识。他们甚至对爱因斯坦的“激烈”态度和行为表示不可理解！连劳厄也劝告爱因斯坦说：“想成为纳粹的人毕竟是少数。”正是由于这种不负责任的妥协态度，使得纳粹势力一天一天地壮大起来。普朗克就悲叹说：“纳粹像一阵狂风横扫我们的国家，我们什么也干不了，只能像风中的大树那样听凭摆布。”大部分德国学者就是这样，先是认为纳粹成不了气候，不赞成与他们辩论，揭露他们的无耻企图；后来当他们壮大起来以后，虽然感到愤怒、羞耻，却又认为无能为力，只好更加严密地把自己缩进象牙塔之中去。劳厄是惟一的一个例外。当他终于觉醒以后，立即开始了他的反抗行动。他是退役军官，退役军官协会要求退役军官加入纳粹外围组织，劳厄坚决不加入；犹太人科学家哈恩流亡在国外不幸去世，劳厄公开赞扬了哈恩的伟大的科学贡献；纳粹提出什么《德国物理学》，以此污蔑、反对爱因斯坦的“犹太人物理学”，劳厄公开驳斥了这种卑鄙的阴谋；当纳粹党人想控制德国科学，又是劳厄挺身而出坚决反对，结果阴谋未能得逞。劳厄因此博得了世界各国科学家包括爱因斯坦的敬重。
但是已经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1934／35年冬季，包括爱因斯坦、哈伯、迈特纳等一大批最优秀人才在内的教授、学者、艺术家被赶出了德国。
爱因斯坦受到的伤害不止他本人人格受到了侮辱以及被赶出了德国，而且他有几个亲人被杀害在德国的集中营里。他，以及许多受害者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但是，留在德国的学者们的战后表现，却仍然无法让世界各国的学者们满意。爱因斯坦当然更是反感之极。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当德国学者认为应该恢复科学学会活动的时候，为了“表现科学活动的连续性”，竟然一开始就坚持要继续使用原来学会的名称：威廉皇帝学会。这使得许多留亡的学者感到伤心、痛苦。连性格最为平和的迈特纳都认为德国学者太过分了。诸如此类的事情，无法让爱因斯坦相信德国人会自己忏悔。因此，即使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爱因斯坦也再没有踏上德国的国土一步。
(《激动人心的年代：通向原子时代之路》，〔德〕阿尔明·赫尔曼着，肖润喜、黄世新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2月版；《爱因斯坦：一位旷世奇才的一生》，〔美〕迈克尔·怀特、约翰·格里本着，容士毅译，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0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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