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中“拔白旗、插红旗”的来龙去脉

在1958年的“跃进”过程中,曾把一些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的人,以及一些所谓具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人都作为“资产阶级白旗”加以批判、斗争甚至处分,当时把这种作法叫做“拔白旗、插红旗”。
  1958年5月8日下午,在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正式明确提出“插红旗”“拔白旗”的问题:“我们要学习列宁,要敢于插红旗,越红越好,要敢于标新立异。标新立异有两种,一种是插红旗,是应当的;一种是插白旗,是不应当的……红旗横直是要插的,你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要插白旗。与其让资产阶级插,不如我们无产阶级插。资产阶级插的旗子,我们就要拔掉它。要敢插敢拔。”此后,全国各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

  8月17日至30日,北戴河会议把党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发展到了顶峰。会议提出,为了保证各项工作的“跃进”,必须采用“拔白旗、插红旗”的工作方法;要对“右倾保守思想”进行严厉批判,使“观潮派”和“秋后算账派”在思想上彻底破产;要把“白旗”、“灰旗”统统拔掉,要把“跃进红旗”普遍地插起。

  在农业领域,“白旗”主要是指对密植持异议的“稀植论”和“密植减产论”,以及按传统耕作方式进行生产的干部群众;而把“敢于创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改革工具”显著的、特别是学习密植经验积极一亩地下几百斤种的干部群众,统统都看作“红旗”,一大批实事求是的领导干部、劳动群众被打成白旗。

  在工业领域,鞍山钢铁公司下属炼铁厂的厂长陆达,由德国学成归国,是冶金专家,因主张工厂由厂长负责,被作为“白旗”拔掉。《工人日报》社社长陈用文等也因反对虚假被打成白旗。在大购大销的商贸思想指导下,以完成购销好坏实行“插红旗”、“拔白旗”,促使了弄虚作假、虚报浮夸现象泛滥。

  在军队方面,1958年5月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在全军普遍开展了错误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刘伯承在会上作了检讨。随后在全军范围特别是在军事院校内普遍搞起了“插红旗、拔白旗”运动,整肃了一批干部,尤其是军队中的知识分子。

  科学教育领域是“拔白旗、插红旗”运动的重灾区。仅北京大学就拔掉了冯友兰等几百面“白旗”,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也被当做“白旗”拔掉。在学校特别是高校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以思想改造、思想批判为中心,落实“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方法是“拔白旗”---名教授、名学者和知识分子普遍具有的“轻视劳动,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坏思想和坏作风;“插红旗”---大搞“教育革命”、批判“参加劳动是浪费人力论”和“教材神秘论”。教学内容也改成开会、向党交心、搞红专辩论,大张旗鼓地批判个人主义。

  在史学领域,因为“拔白旗、插红旗”运动而刮起了“史学革命”之风,强调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只讲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惟一动力,只有农民战争才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史学研究丧失了自由、平等的探讨。而古典文学领域则被姚文元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文学研究中最后一个阵地”,“现在思想战线也要大跃进,其内容之一,就是对资产阶级思想展开更广泛更深入的斗争,把毛泽东的红旗插遍文艺领域。”由于“白旗”、“灰旗”的定义含混,不如“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那样定性清晰,“白旗”帽子也就不如“右派”帽子那么可怕,受的苦难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但总体来说,“白旗”们的处境没有“右派”那么悲惨,家破人亡的事情也少得多。但是,“插红旗、拔白旗”在许多地方造成人为紧张,有的地方和单位刻意在未成“右派”的人群中再度搜寻可作为“白旗”、“灰旗”拔除的人物,使一大批人因此遭殃。

  对“拔白旗、插红旗”的做法,中共中央上层意见并不完全一致。1958年邓小平在听取康生、胡乔木、胡绳、邓力群等人汇报学校教育工作和知识分子问题时说:“拔白旗不要乱拔,是拔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拒绝党的领导、要党听他的人。至于学术问题,要百家争鸣,造成一种百家争鸣的环境和气氛。要允许人家讲话,要让人家讲完,做到畅所欲言。发现知识分子有些沉默,要注意。”1959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全国各地主持教育、宣传、出版工作的干部会议上说:“红旗可以插,白旗、灰旗不要拔。”同年罗荣桓在解放军政治学院的一个会上说:“现在看粮食越紧张,越是去年放卫星的地方,不紧张的倒是去年插白旗的地方。”7月21日,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发言:“几句话讲得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听听反面意见呢”“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同“大炼钢铁”等运动一样很快就由于违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而暴露出了严重的问题,运动来势迅猛但结束也快。随着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中央纠“左”的开始,这场“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就不了了之,悄无声息地寿终正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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