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五千年：历史真貌─命运多舛的时代 中华民国(大陆时期) (三) (1911年--1945年)

晚清时期，为了挽救处于内忧外患中的国家，一批受西方思潮影响的新式人物开始探讨可行之策，这其中包括戊戌变法，以及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辛亥革命成功后，西方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和民主思潮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中华民国建立之初，即遭遇袁世凯复辟和陷入军阀混战。国家仍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时，伴随着苏俄以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来自西方的所谓共产主义思想也进入了中国大地，由时任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竭力倡导推行。

1919年爆发的为抗议巴黎和会达成的允许日本保留德国在山东省的权利的五四学生运动，使中国传统文化遭到进一步的否定，在客观上促进了一些年轻知识分子接受了披着美丽外衣的共产主义思想。1921年，最终在苏俄的扶植下，一个给中国人民带来无尽灾难的政党：中共建立了。

什么是共产主义？其鼻祖德国人马克思在其《共产主义宣言》中就形象的指出共产主义是“一个幽灵”，它不仅在欧洲游荡，而且在苏俄革命后游荡到了中国。它主张用暴力革命推翻现存制度，实行所谓无产阶级的专制制度，主张建立所谓人人平等的公有制，让人间成为天堂。其充满乌托邦的诱人的思想与人们追求美好世界的的想法一拍即合，因此也迷惑了中国一些为解决国家危难而正处于探讨阶段的知识分子。事实上，人间怎能变成天堂？！神主宰着一切，真正的天堂只存在于天上。人要想回到天堂，依靠人类自身的手段是完全不可能的，而只能通过真正的修炼。因此从根本上而言，共产主义思想就是一个披着美丽的外衣，欺骗世人的邪灵，它从根子上破坏了人对神的信仰，而让人们只相信自我的努力。那么，信奉这个邪灵的，主张暴力的专制统治的组织或政党又怎能真正给人们带来福音？！

就是这样一个邪灵，以其美丽的外表，开始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在苏俄的扶植下，以信奉这个邪灵为教义的组织也在中国出现了。

根据中国大陆八十年代出版的“中国现代史”，中共自己也承认：“一九二零年初，上海、北京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等开始酝酿成立共产党组织。同年四月，共产国际远东局派维津斯基来华了解中国的政治情况。维津斯基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讨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此后，共产党组织便在各地出现。”当时的陈独秀已经辞去北大文科学长职，自办《每周评论》，后因为在北京闹区新世界屋顶散发鼓吹共产主义的传单被捕。数月出狱后，去了上海，继续主办《新青年》，鼓吹共产主义。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共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十三人代表五十七名共产主义信徒创建中国共产党。(令人惊讶的是，这十三人中最后只有毛泽东留在了中共组织，其他包括陈独秀在内都相继脱党。其原因后篇将进行分析)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可尔斯基出席了会议。马林从此便留在中国，开始直接领导中共，直至一九二二年三月他被第三国际召回。在此期间，马林不仅要审查中共的建党工作报告、组织发展计划和活动经费预算，并且申明“共产国际有帮助各国共产党的义务，全部经费应由共产国际支付”，同时发放了第一批中共职业革命家津贴。这表明中共在建党之初就不得不服从于第三国际、实际就是苏俄的直接领导和指挥。进而更在苏俄的指示之下，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召开的“二大”上发表宣言称：“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所以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又专门写下一章，规定“中共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为‘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党章另有十二处规定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中共不仅在政治上、组织上成了国际共产专制势力的一部分，而且在经济上接受共产国际即苏俄的全面支持、援助和控制，因而需要完全听命于苏俄。中共“一大”召开以后，陈独秀即在他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中央机关支出一七六五五圆，其中收入国际支持款项一六六六五圆，自行募款一零零零圆。”在中共的“三大”上，陈独秀已公开承认： “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据前苏联业已解密的有关史料显示，至一九二八年底，中共中央向莫斯科提出的一九二九年预算，仅仅是特别费一项，就已经有一百万元。一九二八年中共莫斯科“六大”以后，直至中共中央受俄命撤入江西“苏区”为止，仅苏俄给予中共的日常开支，每年均已达六十万元以上。

结论：关于苏俄和中共的关系，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中共是在苏俄的扶植下建立起来的，并获得了其强大的支持。天下自然没有免费的午餐，中共自建党起就一直听命于苏俄，并在此后在发动中国共产革命的名义下，为摧毁中国国民革命和颠覆本国政府而尽心尽力，其行为手段完全是令人不耻的。

中共加入并分裂国民党以发展自身的图谋

中共在建党之初，中国人中信仰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的人多，而很少有人相信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如何让中共在短时间发展起来，苏共根据自身“背叛与夺权”的经验，指使中共加入国民党，“借国民党的躯壳，以发展自身的组织”。

苏俄以联合名义指使中共加入国民党

如前所述，袁世凯死后，北方军阀政府陷入内部的争权斗争中，而南方各省也相继脱离北京政府。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了军政府。后因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建立新政府的实践再次受挫。此时，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俄多次派人来中国寻求与孙中山的合作。仍处于探索中的孙中山此刻并没有拒绝苏俄，但也不同意将国民党更名为共产党。中共成立后，苏俄希望国民党和中共合并。但遭到孙中山的拒绝，孙只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苏俄根据自身所谓经验，一方面命令全体中共党员迅速加入国民党，一方面派代表与孙中山联合发表宣言，谎称“绝不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更在“联俄”开始以后，一方面派顾问鲍罗廷一再欺骗孙中山说，“我到这里来是为了献身中国国民革命。您的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这也是我们的目标。至于共产主义，中国还不具备实行的条件。”另一方面苏俄和中共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留学生中，公开批评、诋毁三民主义和孙中山先生本人。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与“资产阶级”合作的策略，恰恰同其在意识形态上宣扬的要铲除“资产阶级”的承诺是矛盾的。

最初中共还没有意识到苏俄让其加入国民党的实质意义，直到一九二三年五月中共“三大”召开前夕，共产国际给中共送来“特别训令”，要求共产党员必须全体加入国民党。同年十一月初维津斯基来华时又进一步向中共说明：“共产国际要中共加入国民党，用意在使国民党革命化，绝不赞成牺牲中共的独立”，并为马林解释和向中共交底说：“中共加入到国民党里面去，不是遇事听命于国民党，或成为国民党的左翼，而是要支持和团结国民党内的革命派，反对国民党中不革命的分子。”

至此，服从苏俄领导的中共，才真正明白了，苏俄与第三国际命令中共全体党员参加中国国民党的目地。于是，中共开始了打进国民党以发展共产党的阴谋，即所谓“借国民党之躯壳，以发展其自身的组织。”（戴季陶语）

中共攫取国民党领导权和分裂国民党

为攫取国民党领导权和分裂国民党，中共在苏俄的命令下，一方面制造国民党内部的左派和右派之分，即以亲俄亲共和远俄反共为划分界限，开始了左派对右派的反对和斗争，甚至将不亲俄亲共的国民党人骂成了“反革命派”，直至将他们开除出党。一九二四年五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甚至在“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中明白无误的供称：“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所以假使我们现在因为巩固扩大国民党起见而取调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种错误。”自中国同盟会成立起，向来就没有左派、右派之分的中国国民党，便在苏俄与中共的挑拨离间之下，出现了派别之分。另一方面中共在孙中山“联俄容共” 的做法下，成功打入了国民党内部，特别是进入了国民党的宣传，组织部门以及黄埔军校，从而从内部控制了国民党。而传统的国民党员更加重视的是财政和外交部门，这样也自然给共产党提供了可乘之机。而希望借助苏俄势力的孙中山虽然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并采取“联俄容共”的做法，但他一再提到的原则就是“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便应该服从纪律，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可是事实却证明孙中山允许中共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策略一开始就是大错特错了。从以下几个实例就可以佐证这一结论。

共产党服从国民党的纪律吗？否。一九二四年七月，苏俄煽动外蒙独立，连梁启超等人都因惊醒而高声疾呼“共产主义也是我们的敌人，其危害我们中国的地方，更甚于帝国主义式的敌人。”国民党也公开指责苏俄，但是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却没有一个人因苏俄分裂中国国土，而与国民党同持应有的反对立场。相反，由于苏俄与北京军阀政府建交并订立“中俄协定”，已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李大钊等，竟在苏俄指示下立即承认北京政府，公开违背参加国民党时所发表的关于反对和不承认北京军阀政府的声明，并支持苏俄强行在外蒙驻军，甚至在苏俄的授意下，赞成外蒙古独立，企图出卖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当冯玉祥邀请孙中山北上时，起初因苏俄反对孙中山北上，中共即在广东发动了一百个以上的团体反对与咒骂孙中山北上。待到苏俄转而又支持孙中山北上时，中共又改称：“孙中山是受了共产党的影响才决定北上的。”

此外，加入了国民党的中共党员，还全然不顾孙中山提出的“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的原则，在中共的机关刊物《新青年》等不断的登载批评国民党组织上的缺陷和缺点的文章。当一些国民党人，如刘成禹、冯自由、谢英伯、许清和等针对中共党员蔑视国民党的纲领和纪律，并公然反对国民党和批判国民党，在广州召集华侨及各省代表五十余人，开会决议警告李大钊等不得利用跨党机会以攫取国民党党统时，鲍罗廷、李大钊即向孙中山控告刘成禹等四人“不守党纪，以挑拨国、共恶感”。刘等四人即以中共在其机关刊物上任意诋毁国民党为证，孙乃宣布四人无罪。

在苏俄的指令下，中共甚至违背自身“决不在国民党中组织共产党党团”的公开声明，在国民党中组织地下党团，在黄埔军校建立地下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发展地下共产党员。由是可知，共产党员虽然参加了国民党，却非但未以国民党为本党，甚至为听命苏俄，而不惜公开反对自身亦在其中的国民党。难怪李宗仁在赞扬共产党的“革命”热情时，却对他们“只顾目地、不择手段”的党性大为感叹。

正是在中共这种“只顾目地、不择手段”的党性下，随着大批中共党员的加入，共产党在各方面开始攫取国民党的权力，并由此造成了国民党内部的纷争。具体表现是：

第一、夺取国民党的组织权。前面提及，中共违背自身“决不在国民党中组织共产党党团”的公开声明，在国民党中组织地下党团，在黄埔军校建立地下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发展地下共产党员。因此很快“各地国民党组织几乎为共产党所主持”。即便是在国民党“整理党务案”生效之后，“各地的国民党组织，为共产党所主持者，仍然占三分之一以上”。

在孙中山逝世后，中共决定全面窃取国民党中央党权。在国民党“二大”召开之前中共已经决定：“共产党身份的国民党二大代表要占国民党二大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以造成在国民党二大上的绝对优势；共产党要在二大上团结国民党左派、孤立国民党中派、打击国民党右派；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要在国民党二大各项选举结果中占有绝对优势的比例。”中共的夺权计划在国民党的“二大”上完全得以实现。国民党中的反共派领袖邹鲁、谢持等被开除出了国民党，国民党元老中的另一些人林森、居正、沈玄庐、叶楚伧等十二人被警告，国民党的中坚人物戴季陶等被斥以训令，国民党的骨干力量在大会选举中纷纷落选。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央执委和中央委员中，共产党身份者和国民党亲俄亲共的“左派”领袖已分别占到了三分之一以上，剩下的三分之一被认为是中派，蒋介石则被压到了共产党员谭平山之下。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中，中共党员占了大多数。比如，在中共党人谭平山担任部长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二十九名工作人员中，中共党员竟占了二十六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已经名副其实的成了“共产党中央组织部”。由是，国民党的“二大”实已被开成了共产党的“二大”，国民党中央的重要领导职务几乎全部被共产党所占据，国民党各级地方组织几乎全部为“代国民党建立党部”的共产党所把持。此时，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已经无人问津。(试问，今天的中共何曾允许另外一个政党以如此方式进入中共？那么中共又有何理由为自己曾经的背叛行为辩护？)

第二、夺取国民党的军权。苏俄与中共一是要求国民革命军仿照苏俄在军队中建立党代表制。党代表权力极大，既能监督所属人事经费，又能监督同级军事长官，并且无论什么命令，非党代表副署，一概不能生效。党代表遇事还可以采取紧急措施。这些党代表与其他政工人员，绝大多数由中共党员担任。直到中山舰事件之后，他们才被蒋介石解除了党代表职务。二是仿照苏俄在国民革命军中建立政治部，以夺取国民党在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工作权力。国民革命军改组后，六个军当中就有五个军的政治部主任由共产党人担任。三是窃夺黄埔军校的权力。在建校之初，即由廖仲凯引进了大批的俄国军事顾问，并引进了一批共产党人担任学校的重要职务，如政治部代理主任包惠僧，军法处长周恩来 ── 后为政治部主任，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政治教官郓代英、高语罕等。同时又在军校学生中组织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出版地下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三民主义，造成军校中另一派学生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成立，并与之对立，为此后国民革命军内部的分歧、对抗和部分军人的叛乱，埋下了重重危机。不过，由于蒋介石当时担任校长，中共的渗透并未完全奏效。此外，中共还蒙蔽孙中山，以孙同意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队为名义，抽调黄埔军校中共党员为骨干，建成了一个两千人的独立团，任命共产党员叶挺为团长，逐级设立共产党组织，直接接受中共广东区委领导，由是而在国民革命军中建立了一支清一色的共产党军队。它既是叶挺独立团的由来，又是中共南昌暴动的“家底”，更是后来张发奎等人不断制造两广叛乱和叛变的军事基础。

第三、夺取国民党的舆论权。中共利用国民党的合法旗号，开始宣传和组织群众，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而苏俄则利用“俄援”和中共的渗透进一步获得了指挥国民党军事上的权力。在孙中山逝世以前，苏俄就派出了大批俄国顾问，特别是军事顾问，并借助对共产主义抱有幻想的廖仲凯的帮助下，打进了国民党的一些主要部门。孙中山去世后，在苏俄和中共的操控下，国民党于1925年7月在广东成立了国民政府，由与苏俄关系密切的汪精卫出任主席。出任主席后的汪精卫，不仅卖力的将国民党“二大”开成中共的“二大”，而且将国民党的党权和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大部份让与苏俄和中共，并支持中共驱逐国民党“ 右派”和元老。国民党自此走向了分裂。

孙中山在认清苏俄和中共本质上的天真，以及两者本质上固有的欺骗性，终于使中共成功攫取了国民党领导权和分裂了国民党。

不过，在国民党中处于上升势力的蒋介石为了护党，于1926年3月26日利用“ 中山舰事件”，提出了整理党务，限制国民党内共产党的领导权，并进而提出继续北伐，在数月之内统一了中国南方。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新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