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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姐妹花与毛泽东的一段情(2)

2005-05-09 07:51 桌面版 正體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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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自己在文革中因受迫害,关押揪斗又上过刑,放出来后身体很虚弱,回家后夜里与三妹干那事时,那玩儿怎么也硬不起来,好容易勃起了,却一进去就“疲软” 了,使三妹有近水却解不了近渴,气得她骂道,你都不如个七、八十岁老头子!正是此事,埋下了日后他们夫妇分手的“种子”。

三妹将滴虫病传给毛泽东

  李志绥的这部回忆录,虽然在国外境外公开发行广为流传,在我国大陆却是“党和国家绝对机密”,严禁任何人泄露更不得传播,但是其中写到三妹的事,却由我那“铁哥们”画家证实了,他说自己在文革中因受迫害,关押揪斗又上过刑,放出来后身体很虚弱,回家后夜里与三妹干那事时,那玩儿怎么也硬不起来,好容易勃起了,却一进去就“疲软”了,使三妹有近水却解不了近渴,气得她骂道,你都不如个七、八十岁老头子!正是此事,埋下了日后他们夫妇分手的“种子”。我得知此事后对我那画家朋友说,你老兄也够“幸福”了,居然与伟大领袖“共饮一江水”,他恼火得把头上的军帽一摔道,我这顶“绿帽子”算是戴定了!

  不过这话是在文革结束多年后才说的,当年我还未见上述那部《医生回忆录》,也不知我所熟悉的三妹,已是“圣上宠妃”(严格地说应是之一,因为“宫”中 “宠妃”不止她一个)。所以在文革后期,我为了“躲风”,藉口学习领会毛主席革命路线,去红军长征路线访问写生,正赶上我的“铁哥们”和三妹在闹离婚,因为我与他们二人都有多年友谊,更不知他们要离的主要原因,曾去劝说他们“和为贵”,由于离婚是三妹提出的,我又特地去拜访了她的大姐,让她也帮助劝说三妹。那大姐却小声对我说,你不知道,他 (即我那画家朋友)那东西不行了,我三妹正来劲,他却罢了工,夫妻生活没法过,再加上别的事,他们是非离不可了。我这其实是种病,可以治好的,还打听到一种药,叫“肉从蓉”,专治阳萎,曾托人去买,以为只要治好这病,能够满足三妹所需,他们就可以不离婚了。但是当时三妹他们正剑拔弩张地较着劲,我“铁哥们”的病也不能马上治好,不如暂避锋芒,先退避三舍,让他和我一起到长征路线写生去,他欣然答应马上与我同去“长征”了。我们在贵州和云南等地一下转了三个来月,我因为家里有事,先回了北京,他却又去了西双版纳,住进傣族村寨深入生活。哪知三妹正急着要和他离婚,等他马上回来办手续,可就是怎么也找不到他。三妹着急,她的大姐、二姐也跟着着急,他们知道即将成为前三妹夫的画家,是由我领着“逃跑”出去的,就气不打一处来,对于我这“忘恩负义”之举,非常生气发起火来,这就又引出了一些事情。

关于我的“忘恩负义”:另有一段我与他们姐妹的故事。就在文革中三妹正身居高位神气活现时,我在本单位因得罪了“副统帅”和“江女皇”一伙的人,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并被开除党籍军籍,押回原籍劳动改造。两年后发生了“九一三事件”,林彪之流垮了台,当初定案处理我的正是林彪死党黄吴李等,我在劳改中听到此事后,就蠢蠢欲动想回京翻案,但是因为久居乡下,不了解外头情况,就写信给我那“铁哥们”夫妇,请教他们怎么办好,他们很快复信支援我回京参加反对“林陈反党集团”的第十次路线斗争。我还是没有把握,正好我那老军长己调任为江苏省军区政委,他和夫人即二姐都住在镇江,我就从江北乡下偷跑到镇江,找到他们家见到了二姐,老军长没在,说是外出开会了,也许因为我还戴着“帽子”,他为了避嫌故意不见我。二姐听了我的陈述,她说己从三妹夫妇处知道了我的事,给我讲了林彪一伙垮台和文革中的许多事,认为我的问题完全可以平反,根据我的出身历史和一贯表现,不会有什么问题,支援我回京找原单位去,也可以直接找总政甚至军委上告。二姐说我可以马上走,由她向我提供路费,我说还不行,这次我是从生产队偷跑出来的,我得很快回去,家中还有个老母亲,也得安顿一下才能走,又说路费可以自己筹,回乡时曾给我几百元安家费,借给生产队买牛了,现在能够还我一些,正好用它当路费,至时我将从乡下直接回北京。二姐说这样也好,就拿出一批关于文革和林彪问题的文件材料,让我了解外头形势和上头精神。当天晚了,我不敢到外头住旅馆,因为没有任何证件,万一被红卫兵查出我是潜逃入城的“反革命”,不打死也得脱层皮。二姐毅然决定“窝藏”我这“反革命”,让我住在她家,这里是省军区政委家,谁也不能随便进来,躲在这里最保险,就便我在她家睡了文革以来最安稳和舒适的一觉,从白天到夜里,我又看了一批文件材料,心里也更有底了。第二天我就告别二姐回到乡下,临走前她嘱我到京后就去找三妹夫妇,让他们把北京的斗争情况告诉我,还要我有什么事就随时与她联系,最后又说:一听说你也当了反革命,我从来就不相信,我们看着你和三妹一样,在革命队伍中长大,忠心耿耿为党为国,怎么可能是反革命,所以我们都支援你平反,你放心去北京吧,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我回到北京以后,马上去找我那“铁哥们”家,他们当时还住在“中办”为三妹安排的住处,即后来的贵宾楼原址。我去时忘了城市人的作息规律,仍按乡下习惯早上六、七点就敲开他们的门,他们夫妇睡意朦胧地起床接待了我。通过谈话我了解了当时北京和各地的情况,听了他们对形势的分析估计,和对我怎样进行斗争的建议,这使我与他们夫妇之间,除了原有的个人友谊,又增加了一层革命和战斗以及路线斗争的非常友谊。由于我己被开除党籍,这时正是没有政治生命之人,在经过曲折斗争之后,终于恢复了政治生命,而这正是在二姐、三妹及其一家的支援帮助下实现的,因此二姐、三妹和我那“铁哥们”,就是我政治上的“救命恩人”。可是后来我竟背着二姐、三妹,和我那“铁哥们”相约结伴“逃跑”出去,使三妹要离婚离不了。当时我不知道,三妹所以急于离婚,是想再嫁一个大宫。原来有位年纪不老的政治局委员,刚刚死了妻子,正在虚席以待,三妹就想乘虚而入,改嫁给那位政治局委员,以使夫妇二人都可在政治舞台上徜徉,不似这个画家老公,只配在家里为她及其贵宾端茶倒水。可是这个画家却被我带走并且抓不回来,这使二姐、三妹对我都很恼火。

在此期间我原来所在文工团的老团长,去看望老军长和二姐夫妇,二姐一见老团长,竟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道,你们团的那个XX很不像话,我和三妹当年那么关心支援他,帮他从林彪迫害下解放出来,但是他忘恩负义,与他的“铁哥们”,合伙欺侮我们三妹,使我们找也找不到他。这事与我们老团长完全无关,他被说得莫明其妙,只得说他与我多年不联系,我干过什么他一点也不知道。二姐仍气呼呼的要他负责向我转达她对我的强烈不满。

  也在这时,我的妻子在出国援外时不幸牺牲了,三妹出于我们多年友谊也来慰问我,对我表示了一通关切之情,哪期在离开我时竟说,我想想还是要骂你,你把你那“铁哥们”藏到哪里去了,你得马上把人还给我!我诉苦道,他年龄比我大,资格比我老,级别和名声也比我高,他的行动是他自己做主,我怎么能背着你们带他走又藏起来呢?其实我那画家朋友,知道三妹正急于与他离婚,就故意呆在边疆地区,拖了着不回来“干耗”着她,而我实际上是支援他这么干的。

三妹与北京卫戍区司令也有染

  就在我与“铁哥们”并肩转战于长征路线时,他向我渐渐透露了三妹已是“皇上宠妃”的事,1965年三妹所以急如失火地与他结婚,也是由于“最高指示”,似乎是她和伟大领袖都以为她己怀上了“龙种”,但她却是个未婚“处女”,如不结婚就会露“馅”,三妹失节事小,领袖形象事大,所以让三妹赶紧嫁人,以使其腹中“龙种”有人认领,好代伟大领袖当个“替罪羊”,这才有了“十二道金牌”将我那画家朋友从西藏紧急召回,不由分说先与三妹入洞房,当了个又惊又喜更懵懵懂懂的糊涂新郎。也是在这期间,他向我透露了三妹有滴虫病和骂他“都不如个七、八十岁老头子”等等床上秘闻。又悄悄向我透露了他家别的丑闻,如三妹不只同“圣上”有染,还与卫戍司令也有一腿,那位司令常常只带一个司机来与三妹幽会,有回带三妹和她老公一起乘车去什么地方,让当老公的坐在前排司机边上,司令和三妹一起在后座上,那老公从车前后视镜中看到,自己的老婆正被那司令又搂又摸又亲着,看得他火冒三丈却又不能发作。那司令又常半公开地去找一个中年寡妇,并声称自己这是“助人为乐”,又说他自己的老婆在家闲着,谁想去去就是了,只要她乐意,他却不在乎,互不干涉就行。我一得知这些情况后,马上意识到自己劝他们别离婚是根本错了,当即表示,他应立即离婚,并且与三妹离得越远越好。常言道“伴君如伴虎”,你在三妹身边也太危险了,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人找个藉口搞掉了,不论是“圣上”还是“司令”,会像捏死一只蚂蚁似的灭掉你,死了也不知是咋死的,更是不明不白地白白死掉。我那“铁哥们”后来果然回来,•迅速与三妹办了离婚。只是己经耽误了三妹的好事,那个丧妻的政治局委员,己经另有新欢,等三妹办妥离婚,黄瓜菜都凉了,己高攀不成了!

  他们离婚以前,我“铁哥们”有次苦恼地对我说,他们家竟曾同时摆下三个“战场”,他妻子即三妹同卫戍司令干,三妹一个来帮她带孩子的异母小妹,同卫戍司令的司机干,正好三妹那当舞剧编导的哥哥来,又在他们家同一个首长千金干,这第三对的“战场”就在画家的画室里,画家回家来时,见每个床上都被裘狼藉,床单褥垫上还留下了幅幅“地图”,他只得忍气吞声地自己收拾换洗一番。二姐到北京来,知道此事后骂道,这南河沿一二四号,简直成了个大妓院了!好在这时伟大领袖己经病入膏盲,不需三妹常常进“宫”,而且老人家身边己经另有“宠妃”:三妹已生过一子一女,不必再为领袖服务,就在这时卫戍司令才插进一腿补了此空。这些秘闻丑事不仅事关三妹名节,涉及我朋友的隐私,更会影响到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应属党和国家的“绝对机密”,所以我和我那“铁哥们”,一直以来都将此事严格保密。直到他们离婚以后,我终于逐渐知道了他们家,主要是三妹的这些事。说起来这当然是些丑事,可是三妹不仅不以为耻,反而有意无意地故意透露一点两点甚至几点,并且不无得意之色。这也难怪,中华八亿同胞(当时人口统计数位),女性打个对折有四亿,成熟女性再打个对折算是二亿,全国二亿正当年的女同胞,有几人有此“幸福”,亲身享受、也给“圣上”享受到两性之间零距离的“亲密接触”,这等“皇恩浩荡”的超级“荣誉”,当今世上几人能享?所以三妹不能不以此为荣,以致主动泄露了党和国家的“绝对机密”。

遗憾的是1976年9月9日“吾皇驾崩”,停灵于人民大会堂,接受人们瞻仰遗容和沈痛悼念。这时三妹赶去,扑在老人家的水晶棺上,放声痛哭道:你不能走啊,主席,你不在了,叫我怎么活啊!据说“第一夫人”江青闻讯大发雷霆道,这个李XX,胆大包天,居然大闹人大会堂,看我怎么收拾她!可喜的是当年10月6六日,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江青首当其冲成为阶下囚,再也发不了雌威整不了人,这才使三妹逃过了一劫,不然落到那“红色女皇”手里,很可能同汉高祖的吕后一样,把先皇刘邦的一个宠妃,不只打入死牢,还砍去骼膊和双腿,更“去眼,烽耳,饮瘩药,便居厕中,命日‘人彘’”(见《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三妹幸免也当“人彘”之难,所以她和我们一样,都欢庆“四人帮”的垮台,为我们都获得又一次解放而由衷兴奋。

三妹拥有毛泽东大量墨宝为证

  前己说过,三妹总是憋不住地向人透露她和伟大领袖的特殊关系。还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中央决定建立“毛主席纪念堂”,并在全国征集关于毛主席的文物,凡收藏有毛主席的文稿、诗词、书信等等手迹,都必须上交中央入档,不得流散在民间和个人手中。见此中央通令后,三妹来找我去,让我看了她藏着的一批领袖文物,此前我己在她那儿见过几件,这次让我全部一一过目了,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她手头竟拥有大批价值连城的特级文物似的国家珍宝!这些宝贝平时锁在一个小皮箱中,那里面全是伟大领袖的亲笔墨宝,其中不少是老人家特地题赠给她的,例如有一幅老词《蝶恋花•答李淑一》,现在国内发展并流传的同一诗词,并不是老人家专门题写的,其实是从他给李淑一的信中摘出的,不仅没有前言小引之类,词中也有笔误和修改处。但三妹的这一帧,却是老人家在大幅宣纸上精心题写的,前有关于此词的“小引”,后有特意御笔亲书的“跋”和“题赠李霞同志”一行大字,前文己写到,“李霞”是伟大领袖为三妹起的“御名”,将怀念 “霞姑”(即杨开慧)的词,书赠给“李霞”,其意义自然深远,词后老人家那龙飞风舞的狂草署名,更是令人惊叹。整幅诗词的笔下功天,不只是老人家在书法艺术上的巅峰之作,在当今“书坛”上可说是绝无仅有的一件无价珍宝。我欣赏后对三妹说,仅这一幅字,你下半辈子就是什么也不干,也吃喝不愁了,因为你己拥有如此巨大的“财富”。她得意地说,你再看,我这还有呢。接着又展示了一批不同的诗词手迹手稿,有的是老人家自作自书的,有的是古诗或名词的重新题写,还有一些题字题词,有几件是“向雷锋学习”和“向雷锋同志学习”等不同题字(关于雷锋的题字,后来引发了另一个故事,此处暂略,下面专写)。最使我感动的是老人家给三妹的一批亲笔私人信件,有的是在八开白纸上用铅笔写的(这是中央领导人起草和批示文件时专用的),有一信竟长达五、六页,其中对“李霞”充满了无微不至的关怀爱护与谆谆教诲,如嘱她好好学习,戒骄戒躁等等,有几处对她的批评,也切中了三妹的要害,看来伟大领袖对她似已动了真情,并且是用了真心的。我一面欣赏这批文物,一面止不住为三妹惊叹,为她骄傲更为她担心,她个人私藏着这批特级文物,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变成一颗颗“定时炸弹”,它太珍贵也太危险了,她不能就这么留在身边!

  曾找总政秘书长华楠帮忙

  三妹说找我来并让我看这批文物,就是为了商讨一个怎么处理的办法。这时她已与画家离婚,身边暂无别的亲人,所以临时召唤我来商量如此大事,我一面为她对我的信任而感动,一面为见到这批文物而高兴,就说按照中央规定,这些文物应当上交,但是这是毛主席写信你个人的,上交后自己就没有了,这很可借,她说自已正是这么想的,但不知怎么办才好。我想了想道,最好能复制一套下来,上交一份,自己保存一份。她说到哪儿复制呢?最好能“拷贝”下来一点不走样。我为她动开了脑筋,想到我的老上级华楠,这时正任总政秘书长,手下肯定有新型的文件复制设备(那时还不知道那叫影印机),我说可以去找他商量,请他帮助复制一套下来。三妹说也好,你替我去找找他看。我受命去见了华秘书长,他思考后说,这批需要复制的东西,应该先全部拿给他看看,然后决定是否复制和怎样复制。我回去告诉了三妹,她皱起眉头道,都让他看了,不就又扩散了吗?加上复制的人,还保得了密吗?她踌躇一阵后说,不行不行,不能让更多人看了,还是等等再说吧。于是这批关于伟大领袖的国家特级文物,一直还在三妹手中。到她去世以后,又作为遗产传给了她女儿。她女儿的老爸即我那“铁哥们”,也曾同我商量,那批文物确实等于一颗“定时炸弹”,放在谁身边也将是个“祸害”,应该劝其女儿寄存到银行保险柜中。但是他早已与三妹离婚,女儿也不太听他的,他只有建议权,却无决定权,不知他们女儿照他说的办了没有。这使三妹虽已去世,却留下了一个“国宝悬案”。

三妹与我那“铁哥们”离婚后,就搬出了中办分给她的住处,搬迸了北京市革委会拨的一套住房,她就是在那儿向我展示这批文物的。由于当时我正中年丧妻,她又己离了婚,两人都是单身,并且她的二姐夫妇早有撮合我们之意,加之我们多年的交往,如今又对我很信任,有好事者就鼓动我再与她好。我却毫不犹豫地表示不予考虑,心想就算她没有后来那些事,与伟大领袖和卫戍司令等等都没有关系,这个“小姑奶奶”我还是不敢惹,并且她头上没有“帽沿”,一直都在朝上看着,当初我那“铁哥们”,不听我的警告,与她结了婚都有了儿女,却落得了鸡飞蛋打离婚散伙的严重后果,这都是不听“老人”言的结果。我便对怂恿者说,她哪能瞧得上我,我还是找个能安生过日子的人吧。不过虽然如此,我和三妹还是友谊长存并交往不断,又了解到,她和在她家同她哥干那事的那位首长千金,一起商讨如何重新安排她们的终身大事,就都把各自原来的老公给休了,相约各找一个能“屁股冒烟”的,即有专用小车的大干部,好补过一把当首长夫人的瘾。可惜三妹原来瞄准的那位政治局委员,己经“名花有主”,她因离婚耽误坐失了良机,只得另选目标了。

就在这时,有位超龄“白马王子” 闯上门来,不过此公当时,“屁股”并不“冒烟”,但是这位自荐“毛遂”的“屁股”,不仅曾经而且仍将“冒烟”,有着相当的保险系数和发展前途。据三妹后来说,这位是拼命追求她来的,此人本来是位高干,我也早就认识他,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是总政宣传部长,是全军最年轻的一位将军,只是后来随谭政主任一起下了台,到文革中又错投到林彪麾下,一度成为“副统帅”的智囊和笔杆子之一,哪知林彪又倒了台,被审查了一阵后,认为陷得不算太探,解放出来正靠边站着,等待重新分配工作。此前他已丧妻,听说三妹正找物件,忙来报名应征。这时三妹也正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已届中年却身边无夫,当这位前任部长将军对她猛攻穷追时,只得盘算衡量予以考虑了,又与大姐、二姐再三商讨斟酌后,认为此公虽然暂时落魄,但是从当年到将来,仍然大有可为,其资历和原级别都明摆着,必可东山再起,并且他虽比三妹年长二十多岁,却比伟大领袖和卫戍司令等年轻多了,也就没有拒绝。这位前将军部长为了追她,不借放下架子和斯文,不断到三妹家来,为她烧菜做饭忙家务,殷勤伺候,在他软磨硬泡之后,果然称其心愿,成了三妹的虽不完全满意,却也门当户对的又一“郎君”。后来我才知道,他之所以猛追三妹,其中有个重要缘由,原来他发现三妹“朝中有人”,与中央及军委若干领导人,都较熟悉大有关系,与她婚后将取得一条直通上层的捷径,保证将来能重任高官。三妹确也不负所望,为其新夫施展了自己的全部努力与魅力,保举这位郎君终于又升了上去,重新成为军中一位高级干部,并且享有了中将军衔。由于我和三妹的友谊,这位前部长大人,竟也成了我的朋友,日后我们曾多次交往,而且演绎过一段故事,这也是后话,待下面再说。

三妹曾想透露与毛关系不一般

  三妹手上那批未出手的“特级文物”,常常“烧”得她不大安生,有次她又把我找去,看了一份她的毛主席谈话笔记。这是老人家几次关于文艺的谈话,她听后回来马上追记下来的,其中特别是关于京剧的一部份,不仅都是闻所未闻的,并且看出老人家对此确是情有独钟,对其唱腔和表演十分熟悉,堪称内行,对京剧的改革发展,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我看后对她说,这些谈话如果整理公开发表,必将引起各方注意,甚至可能引起轰动。她说自己也这么看,所以找我商量怎么拿出来。我考虑后说,整理发表当然很好,不过据我所知,凡是毛主席未发表的讲话或文章,个人都无权随便拿出来,也没有哪家敢擅自发表,都应交由中央文献研究室或 “毛选”编委会统一处埋,到了他们那里,怎么发,何时发和发不发,就由不得自己了,反正不会允许个人发表这类文章,说不定还会引起别的什么问题,看来这事比较复杂甚至麻烦。原来三妹所以想发表这些谈话,只是企图藉此宣扬和突出自己,显示自己与伟大领袖的特殊关系,表明她如何领会并掌握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已经深得其“精髓”,好增加她取得更高地位和更大权势的筹码,那不仅仅大出一番风头,成为世所瞩目的人物,但是看来难以如愿,闹不好会事与愿违出别的事。她皱着眉头想了又想后,才泄气地说,那就算了吧。我也遗憾地说,以后看情况再说。此事就此搁下,那批领袖谈话笔记,至今还在她那儿保着密,可惜又都成了遗物,谈话者和纪录者都己辞世。不过当年三妹欲借伟大领袖标榜显示自己之心一直未死,不久她又找我商谈了一事。

每到逢三的年头,都要纪念毛为雷锋题字的几十周年,掀起又一次学习雷锋的高潮。记得是在1983年,三妹又悄悄让我看了她珍藏的毛主席手迹墨宝,那是关于学习雷锋的不同题词。她说1963年《中国青年》杂志请伟大领袖为雷锋题词,她就在主席身边,那天老人家兴致很好,一边应约题词,一边对她说了不少对学习雷锋运动的看法,特别是他对雷锋本人,以及关于如何宣传雷锋等问题,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我听了感到十分新鲜和重要,认为应该整理出来发表。她说我找你来就是这个意思,你帮我整理吧。她又拿出几件不同的领袖题字,说配合文章同时发表。原来那天老人家题写时,一口气连写了好几幅,只选出一张给了《中国青年》,其余的都存留在三妹手上,这些题字别说都拿出来,就是只发其中一件,也会引起轰动的。但我深知这位“小姑奶奶”的用心及其目的,不想被她拖进这类事中,就对她说,发表这类文章特别是主席题字,不能是个人行为,最好有个宣传单位出面,由组织和领导来处理此事,例如让报刊记者来访问你,你向他们介绍主席的谈话,再出示不同题字,这就名正言顺并不由个人负责了。她说这样也好,又说你是《解放军报》的人,就由军报来访问我吧,我说回去找报社同志说说,一位军报名记者得知此事,大喜地说就由他去采访三妹,她也很高兴。其实我是将此事推了出去,无意为她去张扬招摇和招惹是非,不料后来还是牵扯到我。我为三妹办了此事后,正好去南京出差,老军长和二姐家就在南京,我就去拜望他们,哪知我刚进他们家,突然有我的电话,竟是三妹的新任丈夫,从北京给我打来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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