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国内能源危机显现，精明的温商涌向山西，一个通行的说法是，温州煤商控制了山西省60%的中小煤矿，煤炭年产量8000万吨，占山西省煤炭年总产量的1?5，全国的1?20。
有关初步统计称，在晋温州煤商有500多人，但记者调查得知，实际可能有2000人左右。在山西省任何一个产煤县市，基本上都活跃着温州煤商的身影，不少地区，随手拦下一辆高级轿车，坐着的十有八九都是温州煤商，对此，不少山西人心情颇为复杂。
半年来，围绕温州“炒煤团”的诸多争议持续升温，男子言语谨慎，他说自己原本做服装生意，2003年下半年，一名在山西经商的朋友回家劝他一起购买煤矿，朋友说，眼下，在山西，煤炭有如“黑金”，投资一两千万元两三年就能收回，“很多老乡都赚疯了”。
他因此筹资500多万元入股与朋友购买了山西一个年产量6万吨的乡镇矿，效益很快显现，收入丰盈，但不久前，因小煤矿事故频仍，山西省规定中小煤矿停产整顿。
“我还没收回成本，停产一天，损失就是好几万，要命的是，由于小煤矿安全隐患问题严重等原因，山西省规定，2005年年底淘汰所有年产量9万吨以下的煤矿。”
山西目前有各类煤矿3991座，矿井4691个，在这些矿井当中，年产能9万吨以下的占到70%。而温州商人承包的矿井，基本产能都在9万吨以下。
温州煤商承包的煤矿，承包期多是6年，长的达30年。这意味着，在承包期内，温州煤商集体退出的可能不大，由于投资大，中途退出损失必将惨重。
但不走人就必须接受改造，要么扩增产能，完善安全生产条件；要么走重组联合道路，也就是同一地区的几个煤矿重组为一个煤矿，由此突破9万吨产能的规定。
太原市区，黄尘弥漫，在一栋综合楼的四层，面对记者，山西省中小煤矿井巷企业协会办公室主任阎敏才也是一筹莫展。阎是山西人，原是浙江省人民政府驻山西办事处的一名工作人员，与早期来晋的温商甚有交情，退休后便被温州煤商请来坐镇协会办公室。
部分在晋温州煤商半年前开始筹办“山西省浙江煤炭企业协会”，这个名称去年已经通过山西省有关部门的批准，但就在临挂牌之际，又突然被要求“去浙江化”。“去年12月，协会成立大会就已经举行，但至今未能在有关部门通过注册”，阎敏才说。
协会成立的坎坷同样与围绕温州“炒煤团”的激烈争议有关。而此时，在太原某高级宾馆内，协会的秘书长，在晋温州煤商的代表人物许方楷心中同样经历一场沙尘暴。最近一段时间，山西省一些“封杀”温州“炒煤团”的举措已经见诸报端，温州煤商们也确实感受到了“四面围堵”。
用一些温州煤商的话说，他们遭遇了生存危机，正处风头浪尖，国家也严命五类矿井停产、四类矿井取缔，而温州煤商的煤矿，大多在此列。温州煤商们抱怨，一些人将他们视为蝗虫，将他们妖魔化了，“我们绝不接受温州炒煤团这样的说法！”
1990年代，煤炭市场持续低迷，山西省出现“有煤卖不出，卖出讨钱难”的窘迫，那时候，山西省各界出省推销煤炭，谁买了山西的煤就算给了很大的面子。
“大矿都生计艰难，小矿更是举步维艰，不少乡镇矿、村矿停产。新建矿井逐年减少，掘进市场随即萎缩。不少矿付不出井巷工程款，更无资金添置生产设备，地方矿主便将采矿权交给温州井巷工程队，顶替工程款。”
当时有“大包”和“小包”之分，“煤市看不到前景，山西人急于脱手，将煤矿低价转给温州人，当时十几万元就可以拿下一座年产量10万吨的矿，也就是大包，地方矿主只管收钱，温州人挖15万吨一年，20万吨一年，他根本不管。”
当年的日子确是非常惨淡，煤商周时选说，他1999年承包了一个矿，1吨煤开采成本30元，售价20元，不生产亏，生产更亏。“很多温州煤老板苦不堪言，煤矿无法脱手，只好硬挺着。”阎笑称：“市场是公平的，周时选他们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2001年煤市开始复苏，煤价飞涨，用一夜暴富形容不太确切，但他们确是由最大的输家变成了最大的赢家。”
第二批温州煤商基本是在2002年后入晋的，占在晋温州煤商人数的一半以上。煤炭市场经历特困期后逐步复苏，尤其是随后两年的能源危机，电荒、煤荒困扰全国，大量以前从事其他行业的温商开始把目标聚焦到山西煤炭。温商中传说着这样一个细节：2002年，浙江省省长北上求煤，长驱山西、内蒙古等地，但收获寥寥。这在温商中反响强烈，其强烈的市场信号，刺激了相当多的温商前往山西。
原先的井巷包工头摇身变为家缠万贯的煤老板，这样的消息迅速传回温州，煤炭的巨大的利润空间有如一块巨大的磁铁石。大量苍南、平阳人涌至山西，在晋城仅来自平阳水头镇的煤商据说就有近百人，投资高的可达七八千万元。
记者了解在晋温州煤商多是家族成员或朋友集资，组团入股购买煤矿，也有通过民间借贷，也就是地下钱庄的，还有抵押房产向银行贷款的，山西人对温州人的这种大胆很是钦佩。
但这批人纯属外行，是纯粹的投资客，很多对煤矿生产一窍不通，因此，他们便高薪聘请专业人才。最典型的就是陈德伟。据说，这个目前仅有31岁的小伙， 2003年携带1亿元的资金前往山西，成立了山西育材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由于没有煤矿从业经验，陈自己并不参与煤矿开采，生产任务由高薪聘请的矿长负责，陈德伟在山西沁水县投资的煤矿正是如此，据说其所聘的矿长年薪高达百万。
目前仍有温商陆续来晋买矿，但势头明显削弱，因为投资煤矿的成本和风险都已大增。在太原，很多高级宾馆和消费场所都对温州煤商的阔绰深表感叹，山西于温商而言，与其说埋着的是煤，不如说埋着的是一车子一车子的钞票。
一名温州煤商告诉记者，温州人承包的几乎都是山西省的乡镇矿，多在偏僻山沟，“富矿、大矿，他们能给我们？！”实际操作中，外省人不能成为山西省煤矿的法人，因此，温州人投资煤矿的方式主要是私下承包或买断矿井几年经营权，包括地下煤矿资源。
“山西一些村矿、乡镇矿荒废多年，也有一些矿设备简陋，矿主不愿投资，转给温州人，自己坐收渔翁之利。乡镇矿的实际控制权在村长手中，因此温州人一般将村长搞定，由村长疏通各层关系。”
记者了解，不少温州煤商雇佣山西本地政府部门的退休人员担任煤矿管理人，“实际看重的是他们在当地的人际关系。”一名温州煤商直言不讳，“工人来自河南、湖北、四川等地，每天工资一百元，干活很卖劲。”
在晋城，有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那里的煤价300多元一吨，可以净赚220元，甚至更多，一个煤矿假若日产300吨煤，煤商每天即可进账6万多元。因此，有煤商向记者证实，在晋城地区，投资一两亿元，一两年收回成本，“不是希罕事。每吨煤的开采成本基本都在30元左右，即便在煤价只有140元的原平县，一吨煤也可净赚近百元。”
记者了解到，这些煤商所说的还只是计划煤的价格，市场煤的价格更甚，难怪不少人将采煤叫做“挖黑金”。来自苍南的徐老板原来做服装生意，2003年春节刚过，他就带上800万元，踏上山西挖“黑金”。他投入700多万，承包了两家小煤矿，聘请了当地县里两个退休下来的局长做矿长。
此前几年全国煤炭市场刚经历一个困难期，作为产煤大省的山西，自然是这股“煤炭寒流”最严重的受害者。因此，吸引外地商人来晋投资煤炭业，就成了山西很多地方政府的头等大事。
煤炭回报惊人，山西人大呼温州人怎么就那么精明！“但媒体报道对我们很不公，说我们整天过着钞票不断增多的日子，一觉醒来账面上就多了几百万元，把我们说得像葛朗台、钱疯子似的。说开豪华汽车，四处购买房产，养二奶，奢华消费，成为我们的生活常态。”不少温商抱怨。
“其实，有三分之一的温州煤商亏本，甚至血本无归。”一名温商说，“我们人生地疏，受到一些地方煤矿的欺骗，花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买下采矿权后才发现，矿区已经枯竭了。”
周时选也说，煤价跟煤种、煤层和地区有很大关系，容不得半点闪失。“煤矿是一个高风险行业，一旦出了事故，我们可能万劫不复，你们不能忽视这一点，高风险与高回报是对等的，你们敢投资嘛？”有温商反问。
对温州“炒煤团”指责最多的是：“他们炒高了煤价，乘机牟利，扰乱了市场，加剧了能源危机。”这给温州煤商带来了很大的舆论压力，在云南省，有关领导特别提醒，要以山西为戒，“防止温州炒煤团扰乱云南煤炭资源。”
一位山西地方煤矿的老板指责说，不少温州老板一方面利用“市场煤”价格完全放开的政策空间，采用囤积居奇、与经销商勾结等手段，联合哄抬煤价；另一方面，超限度降低成本，减少或根本没有安全投入。这样一来，煤炭暴利自然形成。
同时，温州人认为，他们相对保护了当地资源，从前，山西很多小煤矿大多是“独眼井”，生产效益很低，很多煤矿只采了很少的一点就被废弃，浪费严重。由于引进了先进技术和设备，以前年产3万吨的煤矿，在温州人投资后，年产可达20万吨到30万吨，但这也被当地人指责是在掠夺性开采。
一公里外的另一个温州煤矿的吴老板则介绍，他们六七个人投资2000多万元承包了一个年产量15万吨的煤矿，“这是一个废弃了十多年的矿，我们让其起死回生，仅从井下抽水就花了大半年时间，又花费1000多万元掘进、铺设生产设备……”
“我们小心翼翼，争取确保安全生产，早日收回成本。”吴估计，如果管理得当，明年可以收回成本，“我们承包了10年，接下来7年就盈利了。”温州煤商时常与当地村民发生冲突，来自温州水头镇的鲁老板介绍，当地人认为温州人在掠夺他们的资源，“钱都被温州佬赚走了。”
山西省多次强调并没遏制温商在山西投资的意思。今年3月，朔州市平鲁区还专门赴杭州盛邀浙江民企投资煤炭产销和加工转化企业。这是山西首个拿出煤矿资源向浙江民企推荐的试点，有官员表示，平鲁的态度说明政府正有意识地引导民资的投资行为。
山西省社科院能源所工业经济研究室主任夏冰说，温商在中国最为市场化，资本的基本规律是向最能产生效益的地方流转，从这一点上说，温商渗入山西煤矿无可厚非。“山西省煤炭工业长期处于计划经济统治下，市场化程度很低，温州资本的进入激活了山西煤炭产业，这是一个好事。”
“山西应该持更加开放的态度，对温商一视同仁。对山西省政府而言，无论是山西人，还是温州人，谁投资都得向政府交纳税金，而事实上，温资进晋恰恰提高了山西的财政收入。”不少山西人对温州人在山西煤炭产业中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心存顾虑，夏冰认为这是一种很封闭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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