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文革中被毁灭的北大天才

吴兴华(1921-1966)原籍浙江杭州,诗人、学者、翻译家,一个天才,一个悲剧人物。

张芝联老人以手掩面,声音哽咽着。此刻,这位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名教授,沉浸在对亡友的怀念中:“兴华比我小3岁……如果他还活着,可以写出多少好东西……如果他还活着……这只是我们的幻想,谁知道这个翻译过但丁、莎士比亚的天才自己会怎么想?”

北京大学的天才——吴兴华

4月17日,“吴兴华诗歌朗诵会暨《吴兴华诗文集》首发式”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四季庭院”举行。在被湮没了数十年后,诗人的名字在朗诵声中熠熠生辉。当年曾受教于吴兴华的学生感慨:“今天,他的名字又在北大响亮起来!”

上世纪30年代,在今日北大所在之地的燕京大学校园内,吴兴华便享有“才子”之誉。他到图书馆借书,一次要借10本,管理员不准,按照规定,限借3本。他说我不带走,就坐在书库里面看。不到闭馆时间,10本书的主要内容都已纳入他的脑中,于是,他从容把书交还管理员,出馆找人打桥牌去了。

他打桥牌的做派更是朋友圈中的美谈,十足“谈笑风生,睥睨一切”:他一边出牌,一边讲笑话,手里还拿着一本清代文人的诗集,乘别人苦思对策的间隙,扭过头去看他的书。

吴兴华精通英、法、德文,熟悉拉丁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多种语言,于中国传统典籍也浸润极深,被认为学养堪与陈寅恪、钱钟书相提并论。他的夫人谢蔚英回忆,他曾说过自己的治学计划是40岁之前苦读,奠定根基,40岁以后开始一一兑现自己的雄心壮志。

1948年,年仅27岁的吴兴华被聘为燕京大学副教授,踌躇满志。一年后,这个年轻的“旧知识分子”开始极力改造自己,力争尽快适应新社会。在他和弟弟吴言的通信中,谈的主要就是这个话题。吴言告诉记者:“当时《光明日报》上登知识分子的座谈,引用他很多话,可见他是极力想跟上这个形势的。”

在反右与文革中受波及

1952年后,他进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他因直言反对苏联专家的英语教学方法而被扣上右派帽子,剥夺了教学和写作的权利。 1962年“摘帽”后,他开始着手自己的两项“雄心壮志”:一是根据意大利原文,严格按照但丁诗的音韵、节拍翻译《神曲》;二是创作历史小说《他死在柳州》,以柳宗元为主角,力图包容唐代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全貌。据谢蔚英回忆,他还打算翻译《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悲剧。

这个阶段本该是令人向往的。吴兴华自己曾说过:“闭上眼睛,仿佛就到了唐朝,衣着打扮,人来人往,宛如自己置身其中。”然而命运总是嘲弄天才,随即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吴兴华感到深刻的恐惧。为了怕人说“含沙射影、恶毒攻击”,他亲手烧毁了书稿。

谢蔚英当年偷偷保留了一小章节吴兴华翻译的《神曲》,如今被收入诗文集。“白昼正渐渐消逝,昏暗的影子/解除了大地上面一切生物/辛劳的感觉;只有我一个人,独自/准备着应付双重战斗的任务/……我随着他走的方向/踏上一条艰涩荒凉的小道。”

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整死

“文革”初期的暴虐,张芝联称“以下的悲剧不忍着笔”,他宁愿借吴兴华翻译过的《神曲》,视之为“炼狱”和“解脱”。这是对亡友的凭吊,也是对自己的慰藉,而事实却惊心动魄。

1966年8月的一天,吴兴华和西语系其他被勒令“劳改”的教授一起清理校园里的杂草。劳动中他体力不支,又被红卫兵灌下从化工厂污水沟里排出的污水,当场昏迷。红卫兵说他是“装死”,仍对他又踢又打,不准送学校医务室。等到晚上,看他还不能起来,才送医院。次日凌晨,壮志未酬的天才离开人世,年仅45岁。

从此,吴兴华的名字不见于文学史、学术史、翻译史……在几乎整个当代史中,他被彻底地遗忘了。偶尔,只是很偶尔地,一些人会发现他的名字。参加朗诵会的一位英语系大三学生说,自己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是在大二,从图书馆借的一本古旧的《古希腊修辞学》后面,借书卡上的最后一个名字,写着“吴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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