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大家王先谦
王先谦,长沙人,字益吾,号葵园:室名虚受堂,辛亥革命后署名。他幼习经史,1865年(同治四年)中进士,授国史馆编修、翰林院侍读、国子监祭酒等职,先后典试云南、江西、浙江,任江苏学政。l889年(光绪十五年)辞官归里,主讲长沙思贤讲舍、城南书院、岳麓书院,还任过师范馆长、学务公所议长、省咨议局会办等。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湖南巡抚岑春将他所著的《尚书孔传参正》等4部书籍奏上,朝廷赏以内阁学士衔。终其一生,他很少担任实际的政务官职,主要以学术名世,尤其在湖南声望极高,是著名的湘绅领袖、学界泰斗。王先谦学术成就最大的方面是史学。他治史的方法大体遵循干嘉学风,注重校勘。其仿经疏体例注释旧史的代表作是《汉书补注》。该书旁采诸家之说,经多年穷究,使疑难不解之处得以通晓,因而至今仍受国内外史学界推崇。其他的注释著作《后汉书集解》、《新旧唐书合注》等也颇见功力,被后代史学史专家评为“王氏所作补注、集解诸作,都是校注书中标准的著作。”《十朝东华录》是王先谦的又一部重要的史着。《东华录》本是清代的一种编年体史料长编,因国史馆在清富东华门内而得名,先有蒋良骥编成自努尔哈赤天命朝至雍正朝5 朝《东华录》。王先谦任职翰林院和园子监时,嫌其过于简略,特详加增订,并加修了乾隆、嘉庆、道光3朝,后果增修咸丰、同治2朝,合称《十朝东华录》。该书取树广泛,不仅取自《清实录》,还广采《方略》、《会典》、《御制诗文》、《大臣列传》等,所以至今仍是研究清史的基本史料。
鸦片战争之后,随中西文化逐渐交流,中国学者开始著述外国史地,主先谦也顺应时代潮流,于光绪年间撰成《日本源流考》、《五洲地理志略》。《日本源流考》探讨日本的政事学术和治乱得失的本源,目的是欲使闭目塞听的中国能急起仿效。书中还用一定篇幅辑录明代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的资料,反映出作者的爱国之心。《五洲地理志略》是王先谦花4年时间辛勤编纂而成的,书中荟萃了古今中外的史地图籍,对欧美各主要国家作了较详细的介绍。一个原先遵循干嘉旧规的学者,能睁眼看世界,辑成世界地理书籍,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作为一名学术大家,王先谦深知版本校辑的重要,他强调“欲博览遗书,尤以精研版本为重。”他独自校勘或邀人合作而成的《郡斋读书志》、《天禄琳琅书目前后编》、《魏书校勘记》、《盐铁论校本》等都受到版本目录学者的重视。其中《盐铁论校本》被郭沫若、杨树达著书时参考取材;他的《合校水经注》集干嘉以来《水经注》研究之大成,为近百年来的独特通行之作。
王先谦是史学大师,又是经学大师,他曾花费半生心力,成《尚书孔伟参正》一书,书中探讨《尚书》原委,旁证历代诸儒训释;博采《史记》、《汉书》、《论衡》等材料,对伪托之处详加辨正。今文经学大师皮锡瑞评价它“兼疏今古文,说明精确,最为善本。”他并继干嘉年间的大经学家阮元之后,博观慎取,解释和考订经书,集资汇刻了卷帙浩繁,于保存文献,发展学术非常有益的《续皇清经解》,因而清代著名文献学家刘锦藻评价:“维持文献之功,阮氏而后为推先谦矣。”他还撰有《诗三家义集疏》等经学著作,从而奠定了自己在近代经学史上的地位。
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王先谦也颇有造诣。东汉时刘熙曾作《释名》一书,以辞音求义,来推究事物名称的由来,清代毕沅又作《释名疏证》,对《释名》加以注释论证。对此,王先谦又特意撰写了《释名疏证补》,对毕沅此书再加补证。此书撷取江浙和湖湘学者精英,所校所释,颇为全面而有系统,后人认为它超过了毕沅的《释名疏证》,于训访、词汇、音韵学等方面,均有一定的贡献。
此外,王先谦一生所作诗文共有44卷,1190篇,蔚蔚大观。他文宗秦汉,效法韩愈,笔力遒劲,气魄雄浑,诗宗杜甫、苏拭,自成格调,是晚清一大家,与王闿运齐名,人称“二王”。
王先谦能在学术上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并不是偶然的。他自幼苦读,锲而不舍,数十年来废寝忘食,孜孜于典籍之中,而且具有博采众长,严谨平实的作风。王先谦治学侧重古文经学,但不拘泥门户,兼采今文学源的观点,认为今古文经之争,“展转纷纭,徒形词费”。他辑印的《南著书院丛书》就被人称作“无干嘉诸子标汉宋之帜,分门别户致辨之习气”。而《续皇清经解》、《尚书孔传参正》就又包含了许多今文经学的观点和材料。他在政治上与维新派势若水火,但却能称道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颇有长进”,并在撰写《五洲地理志略》时多处述引。王先谦在撰述过程中继承了湖湘务实的传统学风,重求实,反臆断,凡遇暂时不明白的问题,并不武断曲解,总是以“存疑”的态度对待,或注明“无考”,’或注时“未知孰是”,“所当厥疑”。而对自己著述中的错误,一经发现就立即纠正。他曾刻印袁本《世说》,当经叶德辉提醒知道袁本“讹谬百出”时,便毅然毁版,请叶详加校勘后重镌。他还深刻地揭示中国学人普遍务虚图名的弊病说:“窃谓中国学人大病,在一空字。理学兴,则舍程、朱而趋陆、王,以程、乐务实也。汉学兴,则低汉而尊宋,以汉学若人也。新学兴,又斥西而守中,以西学尤繁重也。至如究心新学,能人所难,宜无病矣。然日本维新,从制造入,中国求新,从议论入。所务在名,所图在私。言满天下,而无实以继之,则亦仍然一空,终古罔济而已。”正由于王先谦痛恨空谈,因而自己坚持实事求是,严谦治学。他的这种学术态度不仅使自己成为一代宗师,而且启迪了众多岳麓书院士生,使他们深涉经史,旁及诸子,趋重实务,接受新学,使这千年学府再度焕发生气,因而无论是撰述,还是教育,王元谦都堪称大家。因此可见,当代学者李肖聃在《湘学略·葵园学略》中赞他“上笺辟经,下征国史,旁论文章,用逮谱子。四十余年,楚学生光。”这并非是过誉之辞,堪当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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