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陈一谘：声援纽约百万退党大游行 退党符合人心符合潮流 共产主义制度不结束 人类的苦难就不可能结束

支持纽约大游行 退党宜早不宜迟

记者：陈先生，您好。这个星期六，在纽约，有来自世界20几个国家的民主民运人士、人权团体、华侨团体等共同举办“声援百万人退出中共自由民主大游行”，现在已有120多个团体参加，主要就是声援百万中华民众脱离中共，走出恐惧，摆脱暴政，迎接更大规模的退党退团高潮，传播正气，呼唤 “精神和道德的觉醒，正义和良知的选择”。

陈一谘先生：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我很高兴，我非常支持！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而且是符合人心、符合潮流的。我希望这个活动能够开办得成功！大家众志成城，共襄义举！

退出共产党是一个人良知的表现，是一个人有正义感、道德感的表现。我希望国内那些有道德感的、有良心的人，认真地想一想，中国历史有史以来，有哪一个朝代所犯的罪恶比共产党多，可以说，共产党干的坏事，历朝历代那些暴君加起来也没有它那么多。这个制度的结束是早晚的事情，每一个人都应该用自己的良心和道德衡量自己的行为，越早一天离开这样一个邪恶的黑帮组织，对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越有利，中国的民主才有可能实现，否则的话，靠少数的既得利益集团、带有黑帮性质的这样的一批人，统治中国，那中国的前途真是很黯淡。

退党震撼党内人士 望党内人士反思

记者：您认为退党大潮会对中共党内人士有所震撼、启迪或者推动吗？

陈一谘先生：是的，退党大潮发展下去，会对他们有震撼，有推动作用，会让他们仔细反思的。退党大潮，大家一起造势，传播正气，唤醒更多人的良知和道德感，尤其是促使那些有影响力的人退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据我所知，当年4800万共产党党员里面，有接近3000万是农民的党员，这些农民党员里面的80%是从来不交党费，也从来不参加共产党的活动的，只不过就是有一些骨干分子在农村起一种调和、平衡、领导和控制的作用，当然如果在上层建筑领域的人，能够大批地退出共产党，这个本身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和民主化进程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记得我在几年前接受BBC采访时就说过：毛泽东只要两件事，就足可以给他盖棺论定了：一个就是文革中2亿人被批判斗争、牵连。另一个就是59年到61年饿死4300万人。1979年我在社科院的理论务虚会上，讲过：现在大家说对毛是三七开，十年之后，能够倒三七开就不错了，第二天，胡乔木就找我谈话，我把胡乔木辩得哑口无言。

共产党在位的时候腐败，夺取权力的时候就用阴谋。谁有不同意见，就被一党专制下的领导人当作阶级敌人、异己分子、反党分子，进行清除，而他们又打出的人民的名义、革命的名义、正义的名义，这就使得很多人受了委屈都无法申辩地就那么冤枉地死去。

俄国在列宁搞共产公社的时候，饿死了1000多万人，中国搞人民公社，59年到61年，饿死了4300万人，俄国在清党和30年到32年的集体化中，整死了 1500万人，加起来，俄国非正常死亡人数是2500万，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是8100万到8300万，这么多的冤魂、这么大的罪恶可以说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只有中国共产党做出来了，共产党早已蜕变成特殊的既得利益集团，从89年64以后已经全面地走向法西斯化。

我们原来有一个董事长是中研院的院士，也是耶鲁大学的讲座教授，后来他回到台湾后，当了中华经济研究院的院长，他曾经跟我说：所有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都是靠制度演进，没有一个国家靠革命能够带来好的结果，因为革命往往破坏多于建设，革命以后的恢复时间往往多于破坏的时间。

所有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是全面否定自己的传统、否定自己的人伦、文化的。而共产党最大的罪恶就是彻底地否定了、摧毁了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中最有价值的伦理关系、道德良知。

我们要认清这样一点，把这样一个嘴上说一套、行动上干另外一套的邪恶的东西揭露出来，那将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89年已声明退党

记者：我记得您曾经说过您在89年就声明退党了？

陈一谘先生：是的，在89年6月3日深夜，我听说木樨地杀了人，而在邮政大楼，我们所里有个人在门口坐着，一批军人从楼里冲出来拿着机关枪就扫射，一批人倒在血泊中，他全身带着血到了我的面前。我当时听了以后，就起草了退党和辞职声明。

我当时大概写了这么几条：

1。这次以学生为先锋的各阶层广泛参加的是一次近代史上最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
2。以李鹏为代表的发动的是一场清算十年改革的政变。
3。中国的改革，经济改革不解决产权问题，政治改革不解决民权问题，中国的改革不可能成功。

最后我表示：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反人民、镇压人民的党，所以我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并且辞去一切职务。

共产主义制度不结束 人类的苦难就不可能结束

记者：记得您曾经也提过被三次开除？

陈一谘先生：是的。67年被北大的造反派开除了一回，69年被军宣队、工宣队开除了一回，79年平反，当时我看到对我吹捧的平反决定，眼泪往肚子里流，我当时被批斗了一百多场，三次几乎被打死，家里也因此死了四口人，但是我还是希望改变它，89年屠杀事件发生前，在5月29日晚上，我最后一次给邓朴方打电话，我跟他说：我希望你劝劝你们老爷子，救救老百姓。如果流了血，共产党就完了，将会失去一代、两代、三代人的心。

我有一个亲戚，前几年来看我，他也是在中共里面当官，他说：“六四”共产党最大的一个罪恶就是逼迫全国人民又一次说假话，使得这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假话横行、真话没人敢说的国家。

所以上次，你跟我提到退党的时候，我心里很高兴。我1992年到匈牙利去访问的时候，匈牙利有一个民主党的总裁，一见到我就流着泪说：陈教授啊，我以为你都死在机关枪下了，你还活着！我说：让我们一起来结束共产主义吧！

1991年见到里根总统的时候，我也跟他说：这种共产主义制度是一种反人性的、反潮流的罪恶的制度。一天这个制度不结束，人类的苦难就不可能结束。一天这个制度不结束，人类社会就不可能找到一种实现全球和平发展的机会。

共产党已经不可救药了 退出是最好的选择

记者：很多人，尤其是您这一代人，虽然当时也知道共产党不好，但选择了入党，当时的主要想法是为了改造共产党，但经过这么多事情之后，对共产党彻底放弃幻想，觉得原来那种在党内改造共产党的想法是不现实的，退出才是最好的、唯一的选择，上次我采访吴国光先生的时候，他也提到这个观点。从您所经历的，所看到的事实，您觉得现在的想法和以前的想法是否有很大的改变？

陈一谘先生：对，你说得很对，我也是这种看法。我在搞农村组和体改所的时候，很多有才华有能力的人，都不愿意参加共产党，说：共产党这么坏，整人整得那么凶，很多人，虽然文革结束了，但还在台上，我们不愿意与他们为伍。我当时对他们说：你们这些年轻的优秀的不加入共产党，那共产党怎么改造呢？我就动员一些年轻人入党，我说：在上层建筑领域工作的人，如果有一批积极正派的、有能力的人，那共产党不是就改革得更快吗？1985年我跟邓小平也谈过，我说：现在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共产党在将功补过。

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从“六四”大屠杀，到后来镇压法轮功，一直再到最近对赵紫阳丧事的处理，我觉得共产党已经完全没有人味，没有人性了，很多人都为了个人利益，不敢说心里话，不敢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表达自己的意见，可见共产党这样的一种黑帮组织，已经不可救药了。

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天下之弊在举朝无公义”，就是说，天下最大的弊端在于整个朝廷上都没人敢说公道话。我们看共产党这么多年来，从49年到79年，这30 年，没有公道，79年到89年，胡赵主政时期，确实让人看到了一点希望，那时农民得利了，工人得利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得利了，各种意见也开始
可以表达了，结果突然来了一个“六四”大屠杀，把所有有正义感的人都赶尽杀绝，可以说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刚直不阿之士倍受欺凌，阿谀奉承之流升官发财，这样一种局面，可以说在当今世界历史的发展中，真是给中华民族丢尽了脸。

所以，退出共产党，用一种和平渐进的方式促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应该是我们中华民族迫不及待的任务。

退党者具有正义良知和道德勇气

记者：我记得《叩访富强胡同6号》那篇文章中，赵紫阳先生说共产党“没治了”。通过您的了解，您觉得赵紫阳先生怎么看共产党的命运呢？

陈一谘先生：对。赵紫阳认为，共产党的腐败罪恶已经象癌症一样，已经是晚期癌症病人了。

赵紫阳对中国的民主前途抱着热切的希望。因为所有的人一生下来，天赋人权，有生来的上天自然赋予的权利，而不是哪个领导人、哪个党、哪个组织赋予的。所有的人，都希望富裕而不是贫穷，都希望自由而不是专制。

共产党的最根本问题就是泯灭人性，用一个党的利益，甚至最后变成某些领导人或特权者的利益，抹杀全社会和各个阶层的人的利益。80年我到广东顺德调查的时候，一个80多岁的老农就告诉我：30年了，共产党一不让我们吃饱，二不让我们讲话。其实他这两句话说出了共产主义制度的基本问题，因为我后来到苏联、东欧看，他们也都是如此。

根据广东老农说的那两句话，我就觉得：从古到今，问题看似复杂，其实很简单，主要就是两点，一个就是老百姓要求的是吃饱穿暖，丰衣足食，另外一个就是老百姓要求自由自在、自由选择。这两条能做到，才能活得象个人样。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就正好满足这两条，所以，大多数走向民主的国家都实行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

共产党借口中国的国情，拒绝世界主流几千年积累下来的经验形成的文明传统，是最愚蠢的。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要有打破坚冰者，要有勇士，也更要广大民众的积极不懈的共同努力，使得这个集权制度早日解体。而退出共产党本身就是一个正义的表达自己良心和道德勇气的机会。

(大纪元)(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