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峰: 从中共的土匪本性，谈台海两岸的政治现实和发展走向

“九评”两字，对于受过中共传统教育和现今年龄超过四十五岁的中共国平民百姓来说，应该并不陌生。因为，那是中共同苏修反目后由邓小平执笔的九篇顽固坚持毛泽东共产分穷路线的宣誓书，长期以来中共都把邓“九评”当作它们在共产运动史上的重要文献，并声称“九评”之后中共已经取代苏修扛起了领导世界共运的大旗。然而，颇具讽刺意义的是，今天的中共也变“修”了，大纪元最近推出的新“九评” ---- “九评共产党”，竟然大胆地撕掉了中共愚民的所有假面具，让中共土匪最邪恶、最狰狞的本来面目全都暴露到了光天化日之下。这，岂止是同中共伪善的邓“九评”说教开了个大玩笑，而且实实在在地敲响了中共法西斯政权的丧钟。

众所周知，五十多年来，饱受迫害和杀戮的中共国人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反抗中共法西斯极权暴政的斗争，他们前仆后继，用文字也用行动，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血泪篇章，而大纪元的讨共“九评”，正是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战斗檄文。这篇历数中共罪行的檄文，显示越来越多的团体终于忍无可忍地站到了清算红色邪恶、建立民主新中华的第一线。

尤其令人振奋的是，透过中共严密的新闻封锁，“九评”檄文几乎进入了中共国的每家每户，人们通过各种私底下的渠道争相传播、传阅，并且在共产党内掀起了空前的退党潮。截至目前的统计，宣布退党的人数已经达到了五十万(至4月15日退党(团)总人数已达：869,323 )，退党者遍及中共全国各省、各直辖市、各地区的各个社会阶层，以致是朋友退党串连一片、一人退党全家跟进。如今，那些害怕红朝灭亡后遭清算的共官，能逃的席卷巨款潜逃海外，不能逃的则忙着销毁一切作恶证据，中共党内可谓是人心惶惶，就连其政治局常委、政法委员会书记罗干也大声惊呼：“要用一切代价杜绝九评和退党潮”。

面对中共红朝即将崩溃的灾难性前景，共产头目垂死挣扎作困兽斗并不奇怪，奇怪的却是一些海外华文媒体、一些自我标榜的民运人物、一些唯利是图的商人和政界人物、甚至一些已经入了美国籍、拿了美国绿卡的中共国人却跟着中共谎言蹒跚起舞、误导舆论，有意无意地在给滨临灭亡的共产土匪注射强心剂。因此，为了促使清算中共邪恶暴政的日子早日到来，海内外所有不喜欢共产暴政、渴望民主政治的人们都有义务站出来讲清楚、说明白，好让世界更多的人了解共产幽灵的邪恶本性，懂得共产血债必须清算的道理，以及掌握现阶同中共土匪针锋相对的最佳应对之道。

* 嗜血成性、地地道道的汉奸土匪帮

打从中共党成立之日起，它们就直接听命于苏联派出的顾问指挥，其早期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全是俄国人培训之后送回中国搞红色革命的，即使是周恩来、邓小平之类的勤工俭学留法学生，也都是苏联出钱豢养的，因此这帮家伙最初提出的所谓“革命”口号 ---- 为保卫苏联而战，以及其后在江西建立的叛乱政府 ---- 中华苏维埃，都从来不曾以充当俄国汉奸为羞耻事。

一九二八年，周恩来、朱德在南昌发动兵变后向南逃窜，其后毛泽东又在湖南挑唆农民暴乱兵败，两股败军入伙井冈山，干脆干起了当山大王、打家劫舍的勾当。然而，即使是在这种蒋家军跟屁股围剿的情况下，中共土匪们也没有一天停止过争当黑帮老大的自相残杀。按中共党史记载，共匪军人白天同国军作战，晚间退出战斗还要进行反AB团的斗争。所谓AB团，就是被共党头目认定的反布尔什维克份子，这些人白天是红色士兵或红色指挥员，晚间就得挨批斗或作自我检查，检查不合格者就立即执行枪决，而且临死还得按共产党的规矩高呼“共产党万岁。待到中共被逐出江西开始两万五千里长途大逃窜之际，它更是毫不犹豫地把同毛泽东意见不和的党总书记方志敏送给了国民党枪毙，甚至毛大土匪头的原配老婆杨开慧，也是因为毛另有新欢，最后被送给湖南军阀处决掉了。

陶铸的老婆曾志前些时写了一本回忆录，这个女人根本不以杀人放火共产共妻为耻，直到临死前还在津津乐道二十岁几岁时随毛泽东杀进湘南县城放火烧城门楼子、用刺刀直插俘虏肚皮取乐的场景。类似的杀人纪录，周恩来更是首屈一指，根据中共党史还记载，一九三○年代，周曾指挥陈赓带领的特工队，乘夜在上海制造了顾顺章全家老小十三口的灭门血案，其理由仅只是因为顾个人投降了国民党。

抗日战争爆发，中共躲到陕北，得到了暂时的喘息机会。这个时候，许多爱国青年凭着一时的抗日热情，糊里糊涂地跑到了延安，而中共为了收编这些年青人，随即展开了两个大运动：大生产运动和拯救运动，并最终使当时年仅二十上下的女学生在党的安排下一个个全都变成了四五十岁共匪头目的压寨夫人，而男的则在威逼之下绝大多数被训练成了失去了人性的共产中层干部。

所谓的大生产运动，就是全党全军大种鸦片的运动。可如今的中共国人，却只能从中共党编造出来的南泥晚赞歌中得到：“南泥湾好地方，到处是庄稼，陕北的好江南”这一美妙幻觉，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共还有一段充当鸦片毒犯的土匪历史，当然也更无从知道，毛泽东利用劳改式“大生产毒品”，挟迫抗日学生乖乖就范、充当匪类的阴险图谋。

至于延安时期的拯救运动，那就更邪到家了。每一个上了贼船的中共党徒都必须首先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然而痛哭流涕地表示向党坦白交心。这个时候，党匪头目就会假惺惺地站出来，给交心者佩戴大红花，让忏悔“特务”享受坐高头大马游街庆新生的荣誉，而交心者也会因此感激涕零地把中共当成了再生父母，从此愿意死心塌地地给中共卖命了。不过，中共档案中可永远不会忘记给交心者记上一笔特务历史，只要你有朝一日胆敢不听党的话，那就随时可能老帐新算，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抗日战争胜利，藏在山沟里养精蓄锐的中共土匪无限膨胀，他们借助苏俄势力攫取了国民党控制的大陆江山，随即就向地主、资本家和国民党县团级人员以上挥起了屠刀。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三年，中共争夺江山时“既往不咎”的承诺全被踩到了脚底下，连续不断的镇反、土改、三反、五反、私有制改造等运动杀人上千万，它们不但抢劫了所有这些人的全部私有财产，而且还让他们的儿孙辈变成了共产社会永世不能翻身、永世残遭凌辱的新一代红色奴隶。

而到了一九五五年、五七、五八年，毛泽东用肃反、反右、上山下乡运动三次向知识份子开刀，上千万他认为可能会长反骨的学生、职员、市民被送往监狱劳改队，被送往偏远的乡村，而且一去就是一辈子，让这些被排除出主流社会的人，在不能适应的环境自行消灭，在非人的凌辱中默默死亡。

即使是对于那些已经变成了“驯服工具”的工人、农民、城市市民、机关小职员，毛泽东也是一样的阴损毒辣。从五八年开始的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搞人民公社，中共不但把每家每户的铁锅铁器全都给砸烂扔进了小高炉，而且还把老百姓驱赶到人民公社食堂去吃所谓的卫星饭(棒子面、高粱米等农作物多多的加水、麸皮、草桨之类)；至于那些争相迎合毛意的地方上的党书记们，则把全村全乡所有的稻米都割下来堆在一小块田里，然后让一个女孩睡在上面，旁边用许多台吹风机往稻梗缝隙中吹风，人民日报则刊出照片说那是毛泽东思想光辉指引下人民敢想敢干培育出来的亩产十万斤、三十万斤卫星田。就这样，毛泽东还嫌不够，他又突发奇想，让全共产国的十亿老百姓除四害、轰麻雀，连续几天从早到晚整个大陆地区的麻雀被轰得无法落地，最后不但麻雀累死了从天上掉了下来，轰麻雀的人也跟着累了个半死。对此，毛泽东却还有说法，说这是对共产党的领导能力的一次大检验，是对人民呼之即来、召之即去的一次大检验。

中共倒行逆施到了极点，老天立即给了报应。全民造假、吃大锅饭，全民不干活、当懒蛋，终于导致了一九六二年饿死三千万人的惨剧；即使是那些没有饿死的中共国人，也都是人人浮肿、肝炎病缠身。这个时候，中共党内爆发了追究毛责任的权力斗争，毛泽东不得不因此放弃国家主席的职务，而党内则不可逆转地种下了中共两个主席之间的血海深仇。不过对外、对老百姓，中共仍然不嘴软，仍然坚持三面红旗万岁，刘少奇更把自己那个辅仁大学毕业的资产阶级老婆、派到秦皇岛农村去搞什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背后的目的则是，要总结出一条砍掉毛泽东基层爪牙的经验。 待到一九六六年，毛泽东终于从上海找到了突破口。上海卢湾区的一个小小宣传部长姚文元在毛的授意下，用一纸海瑞罢官的檄文吹响了打倒党内走资派的号角，红朝天下由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自相残杀：中共党的两个前总书记张闻天、陶铸死于非命，国家主席刘少奇更是草席一裹扔进了河南开封的焚尸炉，而那个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兼接班人林彪则是登上三叉戟亡命苏联不到一个小时，就让周恩来用导弹给打了下来。

长达十年的文革大火并，中共国的老百姓活得就更惨了。北京东城区、西城区太子党中学生组建的红卫兵(为什么是中学生，因为中共土匪四九年进城讨官太太生的杂种，那时还只有十五六岁)东纠、西纠，最先冲上了街头，他们以红袖箍的长短炫耀其父辈的官阶，并且喊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混蛋儿混蛋”法西斯口号。没有见过红卫兵是什么样的人我可以告诉你，今天中共的商业部长薄熙来，海外民运的头面人物魏京生，当时都是东、西纠的打手；而那些没有经历过文革疯狂场面的人我也可以告诉你，你们在电影中见到过的希特勒党卫军搜捕犹太人的恐怖镜头，较之东纠、西纠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任何一个站在街边看大字报的人，都有可能被从背后劈头盖脸抽过来的钢丝鞭打出个满脸开花，而被打伤的人送到医院奄奄一息，医生是睁眼不救的，理由很简单，被打伤者都是黑九类，早点死了中共国可以少几个坏人。

到了一九七六年，十年文革已经是天怒人怨，北京人以悼念周恩来为切入点，掀起了轰动世界的“四五”运动。“四五”运动是中共攫取政权以来的第一次群众性暴力抗共，示威者在天安门前喊出来“鬼哭狼嚎”的口号，他们放火烧掉了天安门警卫团的办公小楼，并且把团长的衣服扒光，强令其跪在烈士纪念碑前请罪。“四五”运动也是中共刽子手，第一次当着媒体记者的面，在北京市中心开枪屠杀成千上万赤手空拳的群众。预先埋伏好的共产军，从天安门两侧的人大会堂和自然博物馆冲杀出来，逢人就抓、逢人就杀，其杀戮之凶残冷血，日寇屠杀也不过如此。

老天再一次愤怒了，奄奄一息正在等待死神召唤的毛大匪头亲身领教了天神的威力；唐山大地震一次就活埋了三十万中共国人，北京的共产党坏蛋全都吓得跑到了大街上。当时，北京大雨连绵、余震不断，同唐山的一切交通、通讯全被切断，中南海根本不知道唐山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还是当地侥幸活下来的人冒死开吉普车到北京送信，中共土匪帮才终于明白，毛泽东的死期到了。

毛泽东死后，面对众怒难犯、全国百姓蠢蠢欲动的局面，中共国的头目们知道如果不立即改弦更张，天安门警卫团长的下场就是自己的前车之鉴。于是，邓小平、叶剑英等老军头开始了铲除毛指定接班人华国锋的计划：他们从打击“两个凡是”入手，并且在高干子弟群中放出消息，纵容魏京生之类弄出了个西单民主墙，以此推动“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邓式“改革开放”，引导中共国政治向邓“九评”所挑战的修正主义转向。这次，邓小平的手段可比毛泽东要黑，他决不允许民主墙再次衍
生出新一代的红卫兵，所以华国峰一被搞掉，邓小平就把民主墙人物抓了个干干净净；然后宣布，毛大匪头的错误只能三七开，评毛泽东要看贡献，中共国要继续搞“四个坚持”。说白了，就是经济上可以放松一些，但共产党的杀人本性、中共红朝的法西斯极权体制，是绝对不允许改变的。

从八十年代初期起，中共确实走上了毛泽东所谓的修正主义道路，西方民主世界的主流舆论也认为中共已经不是原来的共产党国家了。但中共国人看到的却是，在邓小平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中共党徒开始了他们攫取政权以后的第三次大规模抢劫运动；那些被共产党公有化了的所谓国家财产，仅仅几年的功夫，全都变成了党匪大小头目的个人私有财产。这次抢劫运动的规模之大和凶残血腥，有胜于满清鞑子进关后的跑马占荒，有胜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圈地运动，全中共国十多亿人的公产、甚至私产，就这样快速集中到了占人口比例百分之六、七的靠权力暴富的少数人手中。

参与六四运动的学生显然看到了社会贫富悬殊、党官贪污腐化的一面，但鉴于他们从小受到的党国愚民教育以及他们从西方宣传得到的片面信息，却限制了他们对中共土匪帮邪恶本性的认识。六四学生从帮助中共政权更加完美、帮助中共党纠正错误的善良愿望出发，提出了打倒官倒、反对贪污的诉求；他们以为，用静坐、下跪、对话等和平理性非暴力方式，就能够感化中共恶魔改恶从善。这些天真的学生，上街游行都没忘记共产党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他们拉起纠察队，不允许工人、农民、市民加入他们的行列，说那是为了防止坏份子介入；甚至，在天安门广场上三位向毛画像扔墨水瓶的义士，也被示威学生绑去交给共产党、判了无期徒刑。然而，中共却并没有对这些忠于共产极权体制的天真学生展现出任何的善意，邓小平首先考虑的却是“杀他个二十万、保中共政权稳定二十年”，而世界也因此看到了穷凶极恶的共产军坦克冲上东西长安街，看到了隆隆作响的履带无情地从没有抵抗能力的学生身上一碾而过。

坦克粉碎了反贪污学生的美梦，中共对全社会的抢劫也因此更加肆无忌惮了。当初，毛泽东大搞分穷共产主义、强迫老百姓勒紧裤腰带时曾经承诺，城市的工人职员享受公费医疗、享受近乎免费的住房优待，但到了九十年代，那些替共产党当了一辈子奴隶的人们却突然发现，朱熔基竟然把这些穷人最起码的生存保障也都“改革”掉了。那些没有钱看病、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共国人，无奈之下只能乞求神明保佑、乞求气功强身，于是宣传真、善、忍、宣传练功可以治病强身的法轮功开始迅速壮大了。

中共最忌讳的就是有凝聚力的宗教和有组织力的社会团体，你可别看共产党可以把他的大头目塑造成活人神来顶礼膜拜，可它决不允许你的那个上帝、阿拉、菩萨不受共产党的控制，他非得弄出个三自维新让基督教、回教、佛教的天神都接受党神的领导不可。法轮功显然犯了中共的大忌，其成员人数超出了中共党徒总数，其显示出来的号召力、组织力，不但可以一夜之间把中南海团团围住，而且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然干干净净地撤退，这岂能不让江泽民害怕。由是，没有丝毫政治企图的法轮功，一夜之间就成了中共的杀戮对象。

为了迫害、凌虐、屠杀法轮功信众，中南海还专门成立了六一○办公室。这帮家伙，已经顾不得中共的阶级斗争杀人理论了，只要你信法轮功，管你是党员高干还是一般平民百姓，管你是工农阶级还是有产的所谓剥削者，一概进学习班、进收容所、进监狱；而这学习班，可不是什么讲道理、破除迷信的场所，那可是一个可以残酷拷打、施以非人刑法的地方，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不是进去了之后再也没有出来，就是被打得遍体鳞伤之后再坑家荡产流落街头。目前，媒体披露出来的法轮功遭受酷刑虐待的惨状，只不过是这类血腥杀戮中的点点滴滴而已。

事实上，从邓、江时代开始，中共的杀戮矛头就已经指向了社会最底层从来都不关心政治的小民百姓，其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案例应数○三年三月发生的孙志刚案：

孙志刚，一名受聘于广州达奇服装有限公司的武汉科技学院毕业生，就因为中共“两会”期间进行“严打”， 无缘无故地就被广州天河区黄村派出当作“三无”人员关进了收容所，孙据理力争，反被认为是不老实，愣是活活地给打死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从邓、江时代开始，中共全盘黑帮化已经不再遮遮掩掩了。在中共国城乡各个角落，黄赌毒黑是越“严打”越兴旺，所有的妓院、赌场、毒品走私(中共国已经成了金三角毒品流向世界的中转站)、黑帮团伙(最近暴出新闻，著名歌星周杰伦到大陆演唱，也被黑帮收了保护费，本人还得站出来澄清，那是朋友之间互相帮助；台湾乃至西方国家的通辑犯，往中共国一藏就没事了)，没有一个是离得开中共权力的，没有一个不是由地方公检法头目当老大的。

如今的中共国，实在不像海外亲共媒体和改良民运所说的那样有什么朱清官、胡新政。尤其是那个胡锦涛，人们千万不要忘记他头戴钢盔站在拉萨街头指挥共产军屠杀西藏人的那付凶神恶杀模样。要不是胡手黑心狠，邓小平也不会放心地隔代指定他充当共匪帮第四代的大头目。

舆论已经注意到，胡锦涛一上台，就已经将镇压杀戮的矛头指向了中共国最底层的普通民众。众所周知，自古以来，那些无力反抗的中国小百姓都寄希望于清官，可就是这个胡新政，去年四中全会召开之际，竟然出动大批武装警狗对居住在北京南郊上访村的二十万访民进行大搜捕，被捕的民众就像装牲口一样硬塞进大型巴士，送到了石景山临时设置的收容所强行甄别遣返。今年三月，中共两会期间，胡锦涛又故伎重演，再次围捕滞留北京的十万访民，将他们送进监狱、劳改队。目前，胡温新政已经把“上访”接待站变成了中共政权侦察、控制、镇压不驯服者的工具，许多上访者不但冤没处伸，而且还稀里糊涂糊地在监狱、在劳改场送掉了性命。

胡锦涛的凶狠，岂止表现在镇压杀戮最底层的小民百姓上，他对所谓异议人士的镇压，也更加地穷凶极恶。昔日，江泽民不敢抓的只写写宣扬民主文章的个人、如张林、郑贻春、任宛丁等，从去年底开始，也都一个个地被关进了监狱。尤其可恶的是，他胡锦涛胆敢派出特务公然进行国际绑票。去年，主张推翻中共暴政的彭明在缅泰边境被绑架且不去说它，两国交兵吗，胡四代可能有他的道理，可天安门墨水瓶义士鲁得成在坐完了共产党无期徒刑监狱逃到泰国并取得了联合国难民署的保护之后，胡锦涛也敢公然违反国际法，派特务闯进民运会场绑票抓人。

邪恶中共从诞生之日起，它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可以说是缶竹难书。对此，在中共国生活过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写出一本属于他们自己血泪史；而且，所有这些血泪史都能够百分之百地证明：中共绝对是一个地地道道、嗜血成性的汉奸土匪帮。

* 透视中共的权谋之术、勿上贼船当共犯

中共自己吹牛，说它们的红色土匪革命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有了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这三大法宝。这听起来有点似是而非，因为这种“法宝说”使用的是共产党的语言，它误导了人们的思维逻辑，掩盖了共匪一切邪恶行为中的最实质性的东西。在此，我们不妨将“法宝说”通俗化：把党的领导看成是由党来为谎言定调、由党来偷换逻辑概念、由党来制造仇恨、煽动仇恨，把武装斗争看成是用枪杆子和血腥杀戮来制造绝对的恐惧心里，把统一战线看成是建立恐惧加共犯结构、绑架所有与中共打交道的人或团体的意识形态思维，那么中共土匪帮的所有罪恶，就将全部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无所遁形了。

瞪眼撒谎是中共最惯用的一招，江青在文革中就公开恬不知耻地说，谎言说上一万遍就是真理。毛泽东更无耻，五六年他要求知识分子帮助共产党整风，信誓旦旦地保证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可等到中共国人纷纷站出来批判揭露中共暴政时，毛立即把脸一翻，说那是引蛇出洞的阳谋，并且公布了可以不通过司法审判的劳动教养条例 ---- 按照这个条例，任何一个政府机关、文化机构、工商团体的中共党组织，都有权将所谓的右派分子(思想犯)送去进行没有期限的劳改。到了邓小平，撒起谎来就更是脸不红心不跳了。毛泽东翘辫子文革结束，全中共国百姓三十年的积怨随时都可能引发一场全国性大暴乱，为了平民愤，邓提出了“拨乱反正”的口号，甚至还搬出了蒋介石喜欢说的“言必行、信必果”的说词，但等到他红朝大位坐定，原来的承诺就一概不算了。那些四五运动曾经为邓小平抛头颅洒热血的义士们，走出监狱后也只能在街道工厂中隐忍苟活，没有被给予任何的政治地位；相反，对于毛泽东的罪恶，邓小平一句“三七开”，就轻描淡写地带过了。他随后提出的四个“坚持”，更是把中共国政治带回到了毛泽东最荒谬的极权时代。

中共最大的谎言就是自称代表人民，它的政府叫做人民政府、法院叫做人民法院、警察叫做人民警察、银行叫做人民银行、发行的纸币叫做人民币、党报叫做人民日报、铁路叫做人民铁路、电影院叫做人民影院；在中共国，人民两字简直是用烂了，就只差厕所没有叫人民厕所了。

然而，中共国有十三亿人，这些人究竟算不算人民，可就不是自己能算了算的，那可要由中共来认定的。你如果胆敢对中共宣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或者干了某种中共不希望你作的事情，甚至你的出身具有地主、资本家等黑九类原罪，那你就不是人民了，中共会说你是人民的敌人、专政的对象。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叫做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这一小撮是有数量的，那就是全体人民的百分之五。于是，镇反百分之五、肃反百分之五、右派百分之五、反动会道们百分之五、坏份子百分之五、走资派百分之五、黑帮百分之五、反动学术权威百分五、打砸抢份子百分之五、严打百分之五；到头来，中共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家庭都至少被共产党整过了一遍，唯独打着人民旗号的中共党才是永远的人民，而且也只有它才能决定谁才属于人民范畴。由此，人们终于能够认清中共的统治之术了，那就是用谎言偷换逻辑概念，把原本不属于人民的土匪党变成了人民，把倍受宰割的老百姓变成了人民的敌人，变成阶级异己份子，变成里通外国的叛国份子。

中共还有一种说法：工人阶级是社会的先进阶级、是领导力量，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中共国是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五十年的现实确是，中共国的工农大众从来都是被踩在脚底下的共产奴隶，工人的工资是城市里最低的，住房甚至一家三代挤在十平方米的小屋中，农民则一直被画地为牢，不得随意迁徙，到城里找工作还得花钱买暂住证，否则就有可能被当作盲流关进收容所。那么请问，低贱的奴隶又如何来领导国家呢？中共的教义又说了，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由工人阶级中的最先进份子组成，他代表工人阶级来领导国家，于是工人阶级的领导就被偷换成了共产党的领导。

有人也许会提出疑问，中共党员真的是所谓最先进份子吗？回答这个问题，中共的阶级分析观点已经给出了最明白无误的解答：自毛泽东以下，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差不多都是共党所谓的地主阶级出身，都是要被打倒阶级的代表人物，而且以后还都上山当过土匪，就凭这么一帮家伙，又如何能同先进份子搭得上边呢？然而令人遗憾的却是，二十世纪共产谎言史却记载得清清楚楚，中共党确实凭这种谎言加偷换逻辑概念手法，为其攫取政权取得了理论上的合法性。

中共除了靠制造谎言、歪解谎言为其攫取政权推行极权暴政制造理论依据外，更恶毒的是利用谎言挑动仇恨，然后从中谋取自己党的最大利益。一九四六年日寇投降不久，中共为了攫取政权，有计划地制造了一起女大学生沈崇被美军士兵强奸的案件，并由此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反美运动。当时，那些被误导的媒体绘声绘色地报导了强奸案细节，就连医院对被强奸者的体验也都巨细无疑地披露到了纸面上，全国各大学中的中共地下党当然是极尽煽风点火之能事，结果成千上万的学生被骗上街头示威反美，甚至更有许多爱国青年被稀里糊涂地诱拐去了共占区。此案过去了几十年，沈崇案真相终于被揭开了，原来沈崇是中共党员，她是奉组织之命捏造强奸案给美国栽赃的，在中国人对美国的仇恨被点燃、中共有了发动内战的借口之后，沈崇就悄悄地隐匿到了延安，永远地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用阶级斗争谎言煽动仇恨，是中共攫取政权之初用得最多的拿手好戏。人们当不会忘记四十年代末期中共在农村搞土地改革的场景，它告诉农民地主是他们的血海深仇，只有分掉地主剥削来的土地、杀掉与农民为敌的地主，农民才能翻身。可等到农民土地到手，中共就告诉农民，地主的还乡团打过来了，你们必须保卫胜利果实。就这样，两千万青年农民在中共攫取政权的人海战术中变成了堆堆白骨。按照当时参与战争的一位中共女兵刘真描述，从前线用骡车往下拉的新兵死尸，堆得像小山一样高，一车接一车地往下拉，连掩埋尸体的老兵手都发软、埋不下去了。

八九年学生反官倒，中共国举国上下都同情学生，邓小平等老军头从一开始就准备军事镇压，他们向北京外围调来了几个集团军，首先作的事情就是封锁军队同外界的联系，军营中竟然连新闻广播都不许播放。接下去，共产军政工干部全力以赴地向外地农村调来的军人煽动仇恨，说学生受海外敌对势力操纵要颠覆人民政权，甚至捏造故事说有单独行动的共产军战士被暴民打死，于是要求军队只要遇见反抗者就格杀勿论。六四镇压开始，坦克血腥地碾过学生，长安街上机枪横扫；甚至，共产军控制北京后，大街上还有军人在乱枪扫射行人。对此，中共媒体后来也有承认，军人完全被仇恨谎言所蒙蔽，根本不知道北京街上发生的是学生和平抗争

对于中共如此明显的谎言，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谎言，五十年来受够了骗的中共国人为什么还会相信呢？其原因之一就是，用枪杆子建立恐惧心里、推销谎言骗术。在中共国，谁要是敢公开揭露共产党的谎言，谁就是敌人，谁就是镇压的对象。中共从攫取政权到维持暴政，中国人先后非正常死亡人数达七、八千万之多，仅这一大大超越希特勒、斯大林的杀人纪录，就已经足以让一般老百姓恐惧地闭上嘴巴了。如果，再加上中共借助恐惧建立起来的共犯结构，也就是所谓的统战、所谓的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那它的谎言就几乎达到了天衣无缝的境界。因为，受骗者毕竟违心地加入了邪恶的行列，从而令邪恶披上了伪善的外衣。

必须承认，中共处心积虑建立起来的这种恐惧加共犯结构确实令它的极权暴政受益匪浅：农民斗完地主就得去替它送命，就得乖乖地把刚刚从地主手里分来的土地上交给中共党；工人斗争资本家并未因此多得半分工资，但却不得不因此承认自己是领导阶级，心甘情愿地按党的要求充当起了连奴隶都不如的“驯服工具”；中共打击知识份子大搞反右运动，它首先把右派划分成极右、右派、中右和好人有右派言论，然后让你小右派斗大右派，甚至到了劳改队还让你们接着斗，从而令中国知识界的反共民主力量五十年都没办法凝聚起来；六四学运一开始，中共就给划出了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框框，而学生更是学着中共的腔调拒绝坏份子混入，拒绝所有保证学运健康发展的建言，从而让学生自己提前变成了中共屠杀的帮凶，到时候乖乖接受宰割。

在海外、在台海两岸关系上，中共利用谎言、利用恐惧加共犯结构谋利，也是屡见不鲜的，国民政府昔日的情报首长沈醉，就是这方面的又一个代表性案例。大凡听说过沈醉故事的人，大概都不会相信沈醉被俘后会死心塌地地为共产党效力。可事实却是，五九年中共释放“战犯”后，却敢于放手让沈醉前往香港向国军将领进行统战，而不怕沈醉乘机从香港溜掉。历史上摆出来的事实显示，沈醉已经在“战犯”监狱，通过“战犯”间的相互揭发，早就变成了中共统战国民党的共犯。因此，他宁可对台
统战不成后从香港返回中共国撰写回忆录，也不愿意前往西方同自己的家人团聚。

如今，美国的华人社区来了许多中共国人，相信这里的大多数人都不是派遣特务，而且都觉得呆在资本主义的美国要比呆在极权暴政的中共国舒服。但不要忘了，这些人自打出生之日起，中共邪恶的辉煌就在他们的生命中深深地打下了烙印，他们很难跳出中共的恐惧共犯结构。由是，人们会奇怪地听到，入了美国藉、拿了美国绿卡的中共国人，总忘不了替共产祖国的邪恶辩护；由是，人们也会奇怪地看到，这些昔日的中共国男女，在美国见到了什么都偷，他们偷军事情报、技术情报、商业情报，甚至连人都偷，女的骗婚，男的当人贩子。这，就是中共在海外的第五纵队，是中共极权恐惧加共犯结构建立起来的一张无形的渗透网。

美国是很强大的，它是世界民主阵营的中坚，但美国人历来厌战，对德日法西斯是如此，对本拉登恐怖份子也是如此；当然，对张牙舞爪的中共更是如此。只要对手不打它，美国什么都可以暂时隐忍，中共就利用了美国人的这种恐战心理，钻了美国花花总统克林顿的空子。克林顿当政八年，中共吹嘘了八年的中共、美战略伙伴关系，并利用这八年的时间，让其军事力量得以迅速成长。克林顿的失误，原因就在于对战争的恐惧使他不自觉地上了中共的贼船，变成了世界共产首恶的帮凶，以致延祸至今
，弄得美国现在想摆平北朝鲜的核弹危机都困难重重。

今日世界不能不承认，共产邪恶赖以发展、壮大的权谋之术，确实帮助中共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但是，当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团体、越来越多的国家识破了共产土匪的权谋诡计、跳出了它预先设计好了的共犯结构，那它的谎言就不攻自破了，它在世界上存在的合法性也就荡然无存了。

* 人民、共和尽皆谎言、中共国不等于中国

前已叙述，中共原本就是一个汉奸土匪集团，它在二十世纪中叶之所以能够攫取中国大陆政权，主要完全得益于俄、日两大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八年抗战，中共躲在山沟里养精蓄锐，让日寇去帮它消灭国民政府的有生力量；待到日本投降，中共又勾结苏俄南侵东北，帮它抢占地盘；四九年中共取得政权，随即同苏联签订了卖国条约，以致中国外蒙被永久地分割，苏联顾问可以直接参与中国的内政外交军事等重要决策，学校里的学生更被强制学习俄语，普通老百姓得尊称俄国大鼻子为老大哥。中国人抗战八年没有当成日本人的亡国奴，可托老共的福，最后竟然当上了俄国佬的亡国奴。

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政治的大格局虽然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中共的汉奸本色却从来都没有改变过。人们看到，六四学运被坦克镇压之后，世界各国政府都断绝了他们同中共的经济关系，只有日本，却慷慨地向中共杀人机器提供经济援助，让中共得以在全世界的经济封锁中继续苟延残喘。日本人为什么会喜欢血腥残暴的中共土匪帮，原因很简单，因为小日本吃定了中共政权是一个汉奸政权。

如今，共产党的新一代头目江泽民、胡锦涛出卖中国比毛泽东、邓小平走得还要远，俄国人占据的黑龙江以北以东地区，领土面积有几十个台湾省大，当初毛泽东都不敢签字画押，可江、胡两个卖国贼为了取得俄国人的剩余武器，却敢大笔一挥正式承认送给了俄国。这还不够，两个家伙为了向大鼻子表示他们卖国的善意，还主动提出，中共、俄双方军队脱离接触，各自从实际控制线后撤五百公里，从而为俄国势力长驱直入、直逼北京打开了大门。

其实，中共是中国人的异数，它的那面镰刀斧头党旗早就供认不讳了，早就招认了它是代表俄国利益的汉奸。因此，不管中共攫取政权后建立的国家叫什么名字，叫中华苏维埃也好、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好，它都不可能同中华两字搭不上任何干系。可奇怪的是，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共却突发奇想，硬要把它的那个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称之为中国，而且只要是它同老外打交道，就总忘不了连吵带闹地要老外给它背书，说什么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说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

这，实在是天大的荒唐，自己合不合法不叫自己的人民来背书，却叫老外来背书。不过，仔细推敲起来，中共土匪也有它的道理，因为它的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来从来都没有叫人民投过票，国名是共产党杜撰出来的，宪法是共产党自己写上自己一党独裁的，人民代表是共产党的组织部门安排的，政府首长是共产党头目分赃的，军队更是共产党直接指挥的，尤其是它展现给世人的国家职能竟然是，屠杀六四和平请愿学生、杀戮奉行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镇压向往清官的上访冤民，这样一个没有民意基础的非人民、非共和国家，它不通过权谋来叫老外来背书又能叫谁背书呢？

值得庆幸的是，联合国显然对中共政权的非法性早就有所了解了，它的教科文组织专门为中共设计了一个基层选举计划，并且通过国际压力迫使中共假腥腥地接受了这一民主试验。其后，几年的实践显示，只要任何一个地方出现了不受中共控制的民意，那里的民选代表就会被中共警察抓起来，选举会场也会被当局派出的特务砸烂，有时甚至还会被中共无赖地宣布选举结果作废。对此，海外媒体和联合国选举监督机构已经多次向世界披露在中共国发生的恶性地方选举案件，提醒人们注意中共国存在的非法性。

作为务实的媒体舆论，作为海内外的华人，对于这样一个假的，打一开始就不是“中华”，捏造出来了以后又不是“人民”、“共和”的伪中国 ----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绝对不能将之等同于中国的。它，充其量作为现实存在的一个无赖霸道的伪国家，用“中共国”三字来形像表述，也许会更加贴切；而且，许多围绕中共发生的棘手难解的世界事务，在“中共国”的语言逻辑之下，解决起来也许就容易得多了。

* 爱国必须具体、反共才是最大的爱国

自古以来，每一个华夏子孙都崇尚爱国，爱国就是热爱自己生长的土地。春秋战国时代的屈原，他热爱自己楚国，并为了楚国投汨罗江而死。两千年来的华人文化一直都称屈原是爱国诗人，尊他为中国的最大爱国者，可就是没人说屈原只是楚国的爱国者，够不上爱中国的资格。同样道理，今天的华人热爱自己生长的土地，江浙人热爱江浙，东北人热爱东北，香港人热爱香港，台湾人热爱台湾，他们坚持把自己的故土发展得更加繁荣昌盛、更加民主自由，又如何能说不爱国呢？

爱国不是抽象的，是要有具体诉求的。自辛亥革命以来，各个省、各个民族的中国人都共同追求民主、自由、科学、追求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是四五年日本投降、中华民族发展初露曙光之际，来自北方的一场红祸席卷了中华大地，七八千万生灵惨遭涂炭不说，整个国家政治生态也一下子倒退到了封建奴隶制的现代版 ---- 红色法西斯铁血专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一个华人除了热爱故土之外，遵循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的遗愿，发誓从中原大地上驱逐共产鞑虏、重振中华，当是最大的爱国行动。

目前，中共所说的爱国，实际上是其谎言加偷换逻辑概念的故伎重演。它首先把中国等同于它的中共国，而中共国的利益乃是中共的一党之私，于是爱国就变成了爱中共。其后，待你中了圈套上了中共的贼船，你就会变成中共的爱国共犯，心甘情愿地受共产狂人驱使，并且在爱共的激情作祟下，成为共产爱国主义的打手和炮灰。尤其是当今共产土匪即将灭亡之际，它为了自身的苟延残喘，正在拼命煽动和误导爱国狂热，企图尽可能地多拉一些无辜生命去给它充当殉葬品，这个时候不分清爱的是真国还是假国，那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 谎言加牛皮、子虚乌有的中共盛世

五十年代末期，应该是中共最自鸣得意的年代，国内愚民经过上十次的政治运动全都被整得服服贴贴、甘当“驯服工具”了，而其对外用兵虽然在北朝鲜和台海没有讨到什么便宜，但还是可以吹嘘“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帝国主义终于被挡在了国门之外。也就是这个时候，毛泽东吹起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大牛皮，说什么苏联老大哥超过美国，中共超过英国，整个世界很快就可以一片红了；而中共国人通过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还可以真正超越马列主义所限定的社会发展规律，跳过社会主义，一步跨入共产主义。当时的中共国舆论，对这种政治疯狂简直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愚民们随着中共三面红旗万岁的狂呼从声嘶力竭一直喊到无声无息，然后在十年自相残杀之后终于如梦方醒，原来中共国在世界上还只能算是一个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如果不赶紧“改革开放”，都快要被开除球藉了。

如今，事隔几十年，类似的疯狂 ---- “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 又在华人舆论圈中兴起了；而且这次，中共更通过其第五纵队的活动加强了它在全球范围的造势，它先从心理上突破，以中国概念偷换中共，然后让那些对中共土匪本性、对中共即将崩溃内情没有认识的华人和华人舆论陷入大中国民族主义主义的狂热，让他们在几十年后中共国即将取代美国称霸世界的幻想中、为中共打击世界反极权暴政力量火中取栗。

对于这种大中国盛世的误导，如果你能纵观全局、冷静地观察周围世界的力量对比和共产幽灵穷途末路的国际现实，如果你能深入中共国内部、了解那里每天都在发生的激化到了极点的各种社会矛盾，那么你就会发现，中共又在玩它的借谎言偷换逻辑概念、凭恐惧绑架无辜共犯的老把戏，其目的无非是想借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躯壳召回它那正在逝去的共产主义统一全球的阴魂。然而可惜的是，今日世界却偏偏有那么一批占据主流的自作聪明的媒体人或中共问题专家，他们可能是出于自己的天真，
可能是对中共邪恶没有亲身体验，也可能是自身已经陷入了中共所设计的爱国主义狂热之中，或者干脆可能就是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上了贼船、当了共犯，竟然不约而同地主动跟着中共的权谋偏偏起舞，从而有意、无意地助长了中共邪恶，并且让整个世界对中共土匪的认识出现了两极化的思想混乱。

对于中共盛世、二十一世纪是中共国世纪之说，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为此，我们不妨来回忆一下苏联垮台前的情景。那时，也是那些占据主流的专家权威，他们告诉世界，苏联将超越美国，红祸将遍及全球，然而结果却是一夜之间苏共帝国烟消云散，先知们一个个跌破眼镜、脸面丢尽。今天，那些宣传中共盛世的名嘴，他们面对的已经是共产主义日暮途穷下仅存的三个红色妖魔，尽管中共还拥有貌似庞大的躯壳，但是较之当年苏联的军事、经济霸权，今日中共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为红朝盛世煽阴风、点邪火的这帮家伙，相信将来的日子肯定不会比他们的前人好过。

中共国的过来人都有一个经验，那就是中共土匪吹嘘什么那就意味着那被吹嘘的东西绝对是反面的。中共说，三面红旗万岁、文化大革命万岁，那就意味着中共承认大跃进已经彻底破产、十年内斗已经杀得天怒人怨了；江泽民说，稳定高于一切，那就表示中共政权已经坐在了火山口上，红朝政权随时都会被颠覆；胡锦涛说，人心思定，要建立和谐社会，那就说明全中共国人都在等着变天，整个共产社会的对抗性矛盾已经激化到了你死我活的爆发点。特别是今天，胡恶魔接班以来，突出宣传盛世，甚至还不惜血本篡改历史来拍摄汉武大帝电视剧，指望以此影射中共国也正处于红朝盛世，这就更说明了，盛世只是共产头目的一厢情愿，实际情况应该是，中共极权寿终正寝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目前，盛世舆论中最常见的论据是，中共国主要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堪与西方媲美，其经济发展速度居高不下，很快就会超过美国。这，听起来似乎还蛮有道理。不过，如果透过现象看本质，很多事情就经不住推敲了；深入下去，甚至你还会发现，原来全都是些空中楼阁、经济泡沫。

最简单的道理，如果一个人掏一块中共钱，中共国的十三亿人口就可以造就一个拥有一亿六千万美元的大富豪。当初，邓小平为了夸耀他“改革开放”的成绩，就曾有意识地调动全中共国的钱，在原本荒凉的深圳土地上，迅速堆起了一个能与香港比美的现代化深圳。江泽民、上海帮，显然发现了其中的奥妙，于是再次集中全国的钱，在五十年不变的上海埔东，再次堆起了一个崭新的上海橱窗。目前，那些眼睛近视的人，只盯住了这些橱窗泡沫，认为这就是中共国的发展奇迹；他们没有看见、或者说干脆不愿看见，就在这些大楼的背后侧面，还残留着无数昔日贫穷的痕迹。如果你能偶而注意一下中共国的电视节目，你就会奇怪地发现，电视节目中介绍的许多话题人物(他们中的大多数还都是目前中共政权各行各业的精英人物)，其生活起居竟然是如此地贫寒：十米斗室，一张双人木板床，一个书桌兼梳妆台，外加两个竹皮热水瓶。而其中最大的奢侈品，大概就得算是一台十四或十七寸彩电和老头老太太的双人合照了。

在台湾、在西方民主社会，社会富足的象征是藏富于民。统计资料显示，台湾两千三百万人口拥有两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三年九月是一千八百亿)，与此相比，中共国的外汇储备是四千亿(○三年九月是三千五百亿)，这个数子如果分摊到十三亿人身上，那中共国的盛世与台湾相比，简直就成了乌龟比大象、自不量力了。

江泽民曾经吹嘘，到他下台之前，中共国社会要达到整体小康。可今年三月，共产新头目温家宝却在两会检讨农业问题时戳破了江泽民的牛皮，承认中共农村远没有达到小康，因此也不存在什么全国的小康。相信盛世的朋友，当你听说中共国老百姓的生活连小康都说不上时，不知道你还响往这种吹出来的盛世吗？

在中共国，那些嗜血的先富起来者只是社会的一小撮，权力对财富的抢劫造成了极端的贫富两极分化，绝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实际上都非常地贫穷。在北京，一个五十年代大学毕业的工程师，如果不能挤入新贵权力圈的话，那他的工资也只有一千五百元中共钱，大约合二百美元；而一个失了叶的工人，他所能领到的补助，最多也不过四百中共钱，大约五十美金。要知道，这些钱往往都不是一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而是至少一家三口的活命钱；真要是碰上有个病、有个灾，那就只能在共产盛世下坐以待毙了。

上海的楼市是中共虚幻泡沫经济的又一注脚。温家宝来了一个宏观调控，就把上海诸侯陈良宇给惹毛了。为什么？因为银行把贷款给冻结了。一栋栋高级楼宇空在那里完不了工、卖不出去，那些新建的豪华市区，一到晚间全都成了鬼市，没有一个好人敢在那种地方逗留。可以肯定，上海的空中楼阁很快就会崩溃，到那时，世界也许将不得不目瞪口呆地接受中共盛世下的空前萧调。

对于中共国来说，最要命的还得算国家银行的呆帐率了。目前，呆帐率达百分之五十的中共银行之所以还能支撑周转，一是靠中国老百姓勒紧裤腰带存款养老的老习惯，另一是靠外资的输血，从而让银行多多少少有了那么一点可以流动的周转资金，不至于会立即崩溃。然而，这又带来了两个新问题：外资银行一旦按照WTO协议开始在中共国吸收存款，大批中共国有银行的存款就会转移，并进而引发全国性的银行挤兑灾难；再有，大批的共产贪官预感到末日将临，他们前仆后继地卷款外逃，无情地掏空着银行仅有的流动资产。○二年时，外资向中共国一年投入四百亿，那年贪官也卷走了四百亿。今年三月，中共商务部一份调查报告更显示，○四年外逃贪官人数高达四千人，而卷走的资金已经达到了五百亿美元。这也就是说，即使是外商一个劲儿地给中共输血，就凭中共贪官的硕鼠搬家，也不见得能保得住共产中国的泡沫盛世。

* 改良民运走进死路、抗共革命方兴未艾

进入○五年，赵紫阳的死要算是中共国的一条大新闻了；尤其是赵紫阳个人，他简直被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改良的海内外媒体、甚至某些民运精英人物吹嘘成了致力于中共国民主变革的最正确、最完美的化身，这显然有误导中共国实际政治走向之嫌，因此必须予以澄清。

赵紫阳何许人也，按中共中央对处理赵死亡事件作出的四点指示“赵紫阳对党和国家是有功的、赵紫阳在‘六四’时是有错误的、党中央对他的处理是正确的、党员要同中央保持一致”可见，他虽然是中共党内的异数，但却仍然是一个两手血腥的共产党员；所不同的，仅只是对如何维持共极权统治有不同的主张罢了。

赵紫阳在中共十年内斗结束后曾倡导农村自由经济，以及他六四期间倾向于对学生采取怀柔政策，只能说明他是中共党内比较早地认识“物极必反”道理的一个，并不能因此就洗刷了他土改时期参与屠杀地主的血腥罪行。至于，西方媒体和改良民运津津乐道的、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的那一幕，那就更是值得推敲了。

在广场上，赵紫阳流着眼泪向学生表示：“我来晚了”，因为他已经知道他的党总书记当不成了，已经知道邓小平就要动用坦克镇压了。这个时候的赵紫阳，如果他真是共产改良的旗手，他就应该告诉学生，邓小平的屠刀已经准备杀向手无寸铁的学生了，学生们当时唯一可以自救的办法，就是效法五四运动，乘政治局还没有准备就绪之前，冲进中南海，把那些共产魔鬼头目拖到大街上去好好暴一暴光。然而，赵紫阳根本没有叶利钦那种登上坦克振臂一呼的勇气与决心，他抹了抹眼泪走掉了，心甘情愿
地接受了中共给他安排的经由十五年软禁走向死亡的道路。

不可否认，六四期间最风光的要数那些改良民运了。他们，运动期间给中共下跪、抓捕反共人物，极力地向共产土匪表忠心；残遭屠杀之后，又十五年如一日地，一个劲儿地指望杀人犯来给他们平反。如今，赵紫阳死了，忘记不了昔日辉煌的改良精英又多了一个幻想，以为这次还可以像周恩来死、胡耀帮死那样再弄出个四五运动、再弄出个六四运动来。然而，上天是作弄人的，这次哭丧文化绝对地失灵了；胡锦涛够狠，他让你连吊唁、祭奠都靠不上边，灯市口富强胡同对面的小楼上，国安局设置了监视站，中共国传出的消息称，仅为了一睹赵紫阳遗容，就有一千多人不明不白地失踪了。目前，胡锦涛展现出来的铁血手腕，已经超出了他的前任，他镇压的矛头，也已经超出了正义舆论和异见人士；中共国社会底层最困苦的百姓，全都被胡锦涛锁定成了他要建立的和谐社会的打击对象(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前文已经叙述，这里不再重复)。

不过，镇压越深反抗就越激烈，北京的访民已经再也不相信共产清官了，他们已经开始秘密地组织起来，并且已经显示出了集体抗争的威力。前些时，一群被共产警狗多次赶出北京的访民，竟然爬上了中共国最高法院的楼顶，他们在法院房顶的边缘一字排开、展开横幅，强烈要求中共当局彻底解决他们的冤案，否则就集体跳楼。这一次，宣传新政、亲民的胡锦涛、温家宝，在国际媒体面前可就出尽了洋相，而中共国人当然也更看清了胡温伪善后面隐藏着的狰狞嘴脸。

其实，早在六四改良民运失败之后，中共国人就已经认识到了暴力抗共的必要，尤其是对于认准了要屠杀老百姓的共产土匪，武装清算中共就必然发展成为全体中共国受压迫民众改变自己命运的首选方式。这方面，最新的、最具代表性的典型事件，当数○四年底在四川、广东连续发生的三起万人大暴动。

去年十一月，广东揭阳榕华大桥，因地头蛇违规强行收费，导致三万人放火烧桥，前来救火的两辆救火车全被砸烂。去年十月中，重庆万州，因为一名自称国安局长的家伙用扁担打断了挑夫的腿，手机传讯迅速集合起来的五万民众，当晚就包围了共产政府大楼，并且烧毁警车泄愤。去年十月末，四川汉源，因共产修建大渡河瀑布沟水电站拆迁不公，十五万人阻止截流、捣毁县政府，甚至扣压了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最后迫使胡锦涛作出让步。这三起暴动来势之凶猛、迅速，及其表现出来的异常暴烈手段，都最具信服力地说明了，以赵紫阳和六四为标志的改良民运已经走到了尽头。 现在，可以武断地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共国人相信，只有革命、只有以暴易暴才能最终铲除一切中共邪恶。这种相信，绝对不是口头上的、思想上的，绝对是行动上的。最近，北京就传出消息，二月二十八日当局拦截了一辆装有二百公斤炸药的运苹果卡车，驾驶员是一名来自石家庄的退伍武警军官，车上还带有标志着攻击目标的北京地图，他显然是冲着北京两会来的，案发后已经当场自杀身亡。

杀惯了人的北京土匪头目显然被这种玩命式的暴力攻击吓破了胆，于是今年两会期间，破天荒第一遭出动了三十万军警、五十万民兵，其戒备范围沿通向北京的九条公路向外延伸，并在市区设立了三道关卡、十八个临时检查站，总参保卫部为此还配合出动了五十八辆装甲车辆，北京空军则宣布、两会期间实施空中管治。

不需要作过多的解释，盛世的北京摆出这么一副如临大敌的架式，结论只能是一个，中共国的抗共民主革命已经如火如荼，共产暴政随时都可能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暴乱中寿终正寝。

* 没有了共产党、中国会更好

中共快完蛋了，于是在舆论圈甚至改良民运圈又冒出了另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没有了共产党、中国会大乱”。这句话，如果按照中共的撒谎逻辑，把中国还原成中共国，也许就说得通了。因为，一旦中共崩溃，江泽民、李鹏、胡锦涛之流说不定就会像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那样瞬息之间暴尸街头，中共国的那些特务们也很可能像东德特务那样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共产末日的这种景象，相信所有的中共土匪、所有的替共产党作过坏事而又不愿意彻底反省共犯罪孽的个人，都是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对这些共产渣滓而言，没有了共产党中共国会大乱的说法，应该有它一定的道理。但对于实现了民主自由的中国而言，没有了共产党，中国肯定会变得更好。因为，压在人们头上的极权专制被搬掉了，人们从事学术、经济等各项活动的限制被取消了，在一个公平、法制、多元的社会里，社会欣欣向荣地和平发展是必然的，“大乱”之说实在是有点危言耸听。

然而，就是有那么一批个人或媒体，他们可能居心叵测、也可能是出于某种天真，硬是说“没了共产党国家就没人能治理了”。真是天大的笑话，中国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一直都在发展前进，中共攫取政权才几十年，怎么可能没了它就不行了呢？这些人忽略了一个最大的事实，共产党可是泥脚干、土包子进城的，当时有知识分子指控共匪“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毛泽东就用杀来强迫中共国人接受土包子外行照样能够“领导”共产国。如今，“离了共产党不能治理国家”的说词，显然同毛
大匪头的“外行”可以“领导”相抵触，时代变了，共产党与时俱进了，也喜欢起“内行”来“领导” 国家了，这岂不荒唐。

事实上，一个国家机器的运转同这个国家究竟被谁控制无关，没有了那些操控政治的政客，国家的日常生活照样不会停摆，商店照样开门，学生照样上学，银行照样从事金融活动，政府机关里面的事务官照样处理日常业务。政客在国家事务中所起的作用，只不过是控制方向，他可能把一个国家领向地狱，就像今天中共国的共产土匪帮那样，也可能把一个国家引向不断地发展，就像美国能够汰旧淘新的两党政治一般。因此，“没有了共产党、中国会更好”也许还需要探讨，但至少不会比让共产党继续存在更坏，中共国人实在没有必要为共产党的消失而担心。

* 胡锦涛反分裂另有玄机、台湾反制共匪需要智慧

煽动战争歇斯底里，以虚构的外部敌人来压制内部的反抗，这是任何极权暴政头目惯用的手法，希特勒如此，毛泽东如此，江泽民、胡锦涛当然也不例外。尤其是当今中共国，打它被捏造出来之日起就先天不足，台海对岸硕果仅存的中华民国只要存在一天，中共篡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贼名就难消除一天，这对做梦都想红旗插遍世界的共产土匪来说，简直就是如哽在喉，又如何能咽得下这口气。因此，五十年来，中共一直都在叫喊“绝不放弃无力”、“一定要解放台湾”，而台海两岸的战争状态也因此从来都没有改变过，而且也不可能因为出现了某种“缓和”、“破冰”、“通商”、“会谈”的说法而有实质性的改变。吃掉台湾，是中共的最终目的，所不同的仅只是，随着国际政治大气候的变化，随着中共战争能力的逐渐衰弱、逐渐力不从心，其外在的表现形式会稍有改变而已。

四九年，毛大土匪头乘着军事上的优势，曾经狂妄地想用帆船渡海；朝鲜战争之后，尤其是金门一战，共产军的锐气被打掉了，不得不以隔海炮战来发发威，制造制造紧张；文革十年内斗，中共国的元气大伤，邓小平自知力不从心，于是祭出了“一国两制”，企图以欺骗手法收编台湾；而到了江泽民、胡锦涛，中共国老百姓扯住了他们的后腿，“稳定高于一切”、“活命高于一切”成了它们的第一需要，其对台湾的战争能力也就只剩下买点武器吓唬吓唬的本事了。几十年来，中共对台战争模式的这一系列改变，非常清晰地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虽然中共绝对地想要吃掉台湾，但发展到今天，它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目前，有一种论调，说中共军队已经发展得如何强大，以至到二○○八年(也有说到二○一二年、二○二○年的)，它就有能力挥军渡海攻占台湾。这，其实是中共制造的一种恐惧心里，台湾海峡究竟会不会发生一场热战，真正起决定因素的，是要看中共的军队还能不能打仗，要看中共国整个社会是否承受得起这场战争。

事实上，从一九八○年代共产军攻打越南开始，其强弩之末的趋势就已经很明显了。当时，越南人玩命，共产军怕战，老军头不得不用督战队硬逼着冲锋，才勉勉强强以惨重的伤亡换来了攻占谅山、保住面子的胜利。自那以后，共产军除了镇压六四手无寸铁的学生之外，再也没有经过任何战阵；相反，随着整个中共社会变得越来越贪婪，当兵的心里也都跟着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他们，面对百姓巧取豪夺、凶神恶煞，面对上司阿谀奉承、极尽钻营之能事，这样一群乌合之众，打起仗来，能为共产党的爱国主义去卖命吗？尤其是，当他们看到目前中共、越共头目相互拥抱的场面，看到当年埋葬“对越反击战烈士”白骨的那一望无边的坟场、竟然奇怪地跑到越南境内去了的时候，他们还会去为中共的“解放台湾”喂王八吗？

军队无能让中共统治集团担心，后方的不稳定则更让中共统治集团害怕。江泽民高喊“稳定高于一切”不是没有原因的，胡锦涛上台马上就闹着建立“和谐社会”，更加不是空穴来风。他们非常清楚，别看现在全中共国都在高喊爱国主义，那爱国主义可是双刃剑，只要在处理台海战事上稍有闪失，岂止中共国民众会乘机造反，就连党内军内潜在的反对派也会兴师问罪；到时候，中共国甚至会重蹈魏晋南北朝符坚兵败亡国的覆辙。所以，从邓小平到江泽民、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匪头们衡量来衡量去，还是把发展当作“硬道理”，打仗之事就暂且先叫唤叫唤再说吧！

近年来，两岸政治的现实发展也证明了，中共已经无力再进行战争了。当年，陈水扁首次竞选总统，朱熔基就曾恶狠狠地挥着拳头威胁台湾人，声称台独当选就要发动战争，甚至更有战争狂人说要用原子弹平掉台南。可结果呢？陈水扁当选，中共的调门反倒变软了，变成了“察其言、观其行”。最近，台湾立法院选举，阿扁又一个劲儿地放出台独主张，说是立院过半要正名、要修宪，喊得把美国人都喊怕了，生怕阿扁走过了头两岸真的打起来，可结果呢，共产党反而更消停了，台湾人欣喜地看到了两岸对飞不中停，看到了国台办共匪头目主动上门吊唁辜振甫，看到了中南海闷起头、关起门修起了反分裂法。

中共的反分裂法，台湾媒体炒得最欢，就好像中共有了这条恶法，中共的军队就可以跨海作战攻打台湾了。这些舆论的炒作者们也不想想，这条法的适用范围能超出中共国那个瘸腿公鸡框框吗？中共真想打台湾，没有这条法就不能打了吗，为什么偏要立条法来告诉台湾“我要打你喽、我要打你喽”？胡锦涛显然明白，他那个反分裂法既不能跨出国界线、也不能改变两岸分裂、分治、一边一国的现实，更不能因为有了这个“法”共产军就可以自动开打了；相反，“反分裂法” 很可能因此弄巧成拙，反过来帮助加强台独的凝聚力，壮大台湾岛上的台独诉求，三二六台北百万人“民主、和平、护台湾”大游行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那么，胡锦涛为什么偏要通过这么一个自欺欺人的法律，而且还迫不及待地要做这桩蚀本生意呢？其中的原因，显然是为了满足中共国内部的需要。

我们已经讲过，在台海问题上中共已经无力发动一场热战了，可爱国主义已经炒起来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牛也吹了五十年了，如果不打，老军头怎么摆平，党内的潜在对手如何交代，社会上已经被煽动起来了的民族主义狂热如何控制，都得有个交代；否则，胡锦涛这个总书记交椅就坐不住了，弄不好甚至连小命都会丢掉。因此，反分裂法明显地具有战争狂人大家分摊责任的意思，明显地具有舒(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