Ｒｅｙｎｏｌｄ和Ｊｅｎｎｅｔｔｅ是我们近二十年的朋友，他们已经八十岁了。十九年前，我的女儿五岁时，我们就与他们是朋友。可自打女儿上高中后，我们由于忙于工作和女儿的学习而停止了与老夫妻的交往。老夫妻在每年的圣诞卡上都以恳求的口气要求与我们见面。２００４年新年，我终于“于心不忍”地在新年卡上向他们保证，我要在２００４年组织一次大的聚会，请上老人全家，包括老人的也是我们近二十年朋友的四个儿女和儿女的配偶。
２００４年竟在一片忙碌中飞快地过去了，直到圣诞节我才意识到我食言了。想起自己吹牛要办聚会请老夫妻和他们的儿女不止一次了，可这次是信誓旦旦的保证，还写在了纸上，这牛是吹大了，又没做到，如何收场。我丝毫不想躲避错误，马上就给老夫妻写了一封信，一是祝他们圣诞快乐，二是检讨自己失言的错误，三是再次保证一定在２００５年大办聚会。
这“认罪书”发的非常及时。
我发出信的第三天就收到老夫妻的圣诞卡，在卡上他们直接提出他们要在周末办聚会，并规定了三天由我们选择，一月的７号，８号或９号，大有不顾老命拼死也要一见的决心。但在卡片的最后，他们提出想见我们的女儿Ｄｏｒｏｔｈｙ，并试探性地问她能不能来。对我们那命令的口气一转又变成了那种这几年来一直的令人心酸的恳求。
我深深感到老父妻俩那种说不出的危机感。我态度坚决地告诉先生，这次不但我们要去，女儿也一定要去。谁也不许找任何理由不去。先生马上给女儿发了一个郑重其事的ｅｍａｉｌ，告诉她，“这次聚会是当前家中最大的大事，妈妈和Ｊｅｎｎｅｔｔｅ都很重视，她们会定下具体的一天，但你一定要把这三天都保留给这次聚会。”
在收到老夫妻圣诞卡的当天晚上我就给他们通了电话，告诉他们我收到了他们的圣诞卡，并问他们是否收到了我的“信”。他们说，收到啦，“Ｉｔ ｉｓ ｎｉｃｅ！”我马上说：“瞧，我和Ｊｅｎｎｅｔｔｅ有心灵感应呢，我们是在同一天发的信呢。”暗示他们我认错是自觉自愿的，不是收到Ｊｅｎｎｅｔｔｅ的信后现补的。
随后，我们把聚会定为一月８号。
一月八日那天，我们带着礼品和酒，郑重其事地到了老夫妻家。
到了老夫妻家才发现一切都老了，人老了，房子也老了，可又一切都没变，所有家具和各种装饰都在原地没挪窝儿。连我妈妈十年前送他们的锦缎百子图，也还挂在大厅墙上。地下室里一个供儿童骑的小塑料马还在原地没动，以前经常骑它的小孙子Ｎａｔｈａｎ已经上大学了。变化最大的是医生Ｒｅｙｍｏｎｄ，腰已经直不起来了，走路也很困难了。我迎上他问：“Ｈｏｗ ａｒｅ ｙｏｕ？他风度不减当年，挺起腰说：“Ｉ’ｍ ｆｉｎｅ．”可后来他告诉我，他犯了心脏病，并补充说，医生都会有心脏病的。又开玩笑说，“我告诉Ｊｅｎｎｅｔｔｅ，虽然我的血液检查没问题，但我也不会永远活下去的。”这让我听了不禁心里一酸，感到了人生的无奈。
也见到了老夫妻的两个女儿女媳。大女儿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指着她自己的亭亭玉立的女儿Ｓａｒａ问我：“上次你见到她时她有多大？”我说，“只有几个月，在怀抱里。”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看着我说，“就是说，我们有九年没见面了？”我心里又是一酸，又一次感到人生的无奈，一种为生活奔波而忽视了朋友的无奈。
让我吃惊的是，医生思维还是那么敏捷，言谈还是那么风趣有内容。从他的谈话中，你可以感到他的信息还是那么及时和丰富。他总是谈完一个话题，就马上跳到另一个话题。这使我想起Ｊｅｎｎｅｔｔｅ几天前电话中表露出的渴望，她说“我们可以好好聊聊了。”我想，医生是在抓紧时间，想跟我们谈更多的内容。
他对我说，“知道吗？世界已评出自由经济体国家名次，我吃惊的是，香港竟是第一。”我答说，“我看到那消息了，是从一百几十个国家中评出的，中国只是第１２２名，倒着数可以名列前茅了。”他说，“有那么糟？！这时，Ｊｅｎｎｅｔｔｅ叫大家吃饭，上桌后，大家举杯祝新年快乐，祝友谊长存。坐下来后又进入话题，他们家的人总有问不完的问题。很多问题都是以前问过多次的，包括我们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我父母的经历，我们每次就再重复一遍，他们也每次都象第一次听到一样听得津津有味。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这时问了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你们以前是不是受的教育都是很仇恨美国的？”
我说，“那当然，我在幼稚园念的歌谣就是‘小汽车，笛笛笛，里面坐着毛主席，毛主席挂红旗，气得美帝甘着急！’后来上小学，一提美国也都是美帝国主义。”我看到他们脸上那掩饰不住的尴尬和伤心。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又问：“你们受到这么彻底的教育，怎么会改变成现在这样完全不同的价值观了？”
我说，“我几个小时前刚告诉女儿我的思想转变的契机。”我就又把我最近写的文章“这些美国孩子们唤醒了我”讲了一遍。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的丈夫马丁说话了，“经过这种长期单向教育洗脑的人，如果你自己不主动去思考，就是以后来到自由国家生活一辈子，也只是享受物质生活，价值观也不会变。”
我先生拍桌赞同，说：“对，从新闻长期封锁的专制国家来的人，就是他在美国取得硕士博士也不会产生民主思想和自由平等的价值观，那是两回事，一个是学一门技术，拿一个学位，一个是思想的改变升华。我周围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就是这种状态。有了个博士学位骄傲得不行，可一点儿公民意识也没有，满脑子还是中国共产党灌输的奴才思想。”
这时医生突然说，“美国也一样新闻报纸都被垄断封锁了。”
大家都一愣，我马上意识到了，小声对离我近的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说，“美国的新闻是被左派垄断了。”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低声对我说，“爸爸老了，我们知道这和中国是不一样的。”
我女儿玩笑地说：“医生现在只能看Ｆｏｘ电视节目和读华尔街日报了。”
大家都笑了。
医生开始大声谴责西方左派。我们都知道医生是铁杆儿共和党。而他的妻子Ｊｅｎｎｅｔｔｅ却是民主党。Ｊｅｎｎｅｔｔｅ是有名的贤妻良母，只好含笑听着，不加争论。
我先生跟着说，“可是那些左派报纸也都是私人办的，起码我们还有Ｆｏｘ和华尔街日报，在中国，全都得在共产党领导下。”
医生怏怏地不说话了。
Ｊｅｎｎｅｔｔｅ是虔诚的基督徒，这时拿出一大部自己装订的活页书，中间插隔着表明年代的标签，我猜想那是他们家的“家谱”。
Ｊｅｎｎｅｔｔｅ翻开其中的几页委委道来。她的叔叔在本世纪初期某年某月某日（我记不住那些日期）去中国传道，遇到了义和团，他们当时都听说她叔叔死了。后来发现她叔叔没死。死的是另一个传道士。她叔叔在中国住了很久后回来了（她说了年数，我又没记住）。叔叔在中国时到过很多地区。她开始一个一个地把这些城市，地区的名字用英文发出来让我先生说成中文。我虽没记住这些地方的名字，但我感到这位传教士真是千辛万苦地到过中国很多穷苦的地方，到过很多中国的乡村去传教。现在她叔叔的儿子娶了个中国妻子，（苏州人？又没记清）。这中国妻子知道尊重老人，对她叔叔可好了。
医生倔倔地插嘴说，“可是，我们今天的谈话就不能跟她说，她跟中国做生意，谁知道她有没有我们的思想和看法？”
我先生偷偷用中国话对我说，“可能是个亲共的中国媳妇。”
这时我的思想已经在漫游开来。我想起我父亲曾对我说过，“中国和美国没有宿怨，而且美国人民为中国抗日是帮了大忙的。中国人民对美国的仇恨情绪完全是中国政府的误导和宣传造成的。”
我又想到，我面前这些简单淳朴的美国朋友，对我们这些到美国忙于淘金而疏于礼仪的中国人毫无怨言仍以朋友相待，使我每每静下来缅想时会感动不已，因为医生Ｒｅｙｍｏｎｄ对我家帮助巨大。
二十二年前，我父亲右腿骨股头坏死造成整个腿血液不通而渐渐不能行走。Ｒｅｙｍｏｎｄ和他的朋友，一个外科手术医生免费为我父亲做了腿的换骨股头手术。那时，我父亲身边无亲人，是护士出身的Ｊｅｎｎｅｔｔｅ照料父亲，为他倒屎倒尿。
正是因为我们周围有这些好人相帮扶携，我们刚来美国时的急功近利就逐渐被感化成现在的心存感激，感激这个我们向往的国家容纳了我们，感激我们的孩子能在这个基督文化为主导的国家接受教育最后成人。
这时我听到医生的女媳马丁急不可待地说：“花了太多时间聊天，都快十点了，现在应该打乒乓球了。”我先生还要和医生聊天。我就下楼与马丁打球。一直玩到近十二点才尽兴而散，临离开前，老两口儿一再嘱咐，来年感恩节一定再见。
回家的路上，女儿仍与她爸爸聊着，可我的思绪又漫延开去。
十几年来，我接触的许多美国人让我感到，这些在民主社会出生长大的人们，他们批评政府，抨击时事就象吃饭喝水一样自然，甚至他们会直接给参议员办公室打电话批评建议，或提出自己的要求，他们把这当成他们的生活方式。而我们这些来自专制国家的人们，即便到了美国这个民主社会，甚至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仍对中国共产党这个专制政府或麻木不仁或噤若寒蝉，理由是“不关心政治”，殊不知这“政治”本应就象我们要吃饭喝水一样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这让我想起一件我印象极深的事情。十几年前的一天，一个在密西根大学作教授的中国朋友到我家作客，我们谈起了有人想回国探亲而被中国领馆因政治倾向拖延批签证，他马上说：“这应该向美国参议员反应。”说后，他就马上拿起电话，拨了参议员办公室的电话，告诉参议员这个情况，并要求美方能够帮助疏通。当时，我对自己的天赋人权没感觉，在美国几年了，还相信中共是光荣伟大正确的，政府是对的。这个给参议员打电话的中国学者让我一惊，他使我真正感到他是主人，参议员是仆人。如果我们中国人也象他一样把政府当仆人，就会发现中国政府这个仆人做得是太糟了。
华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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