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政治严寒不再让我寒冷(上)

当我被置于抄家和传讯的政治严冬之时，国内民间的公开声援和国际的舆论关注为我带来了人性的温暖。在恐怖政治的严寒里，自我的灵魂颤抖的，不是冰凌而是炉火，不是人人自危的恐惧而是民间勇气的增长。虽然这温暖还不足以抵御政治寒流的侵袭，还不能马上让萌动的尊严结出自由的果实，但萌芽已经破土，民间的自发呵护就会不断加温，直亘到这里的政治不再寒冷……

去年十一月，大陆的天气预测曾说：今年将出现少见的“暖冬”。而一进入十二月，却不断有寒流袭来，北京人感叹说，这样寒冷的冬天，为近年所罕见。大自然的神秘莫测，实为人力所不逮，印度洋海啸造成的大灾难，没有任何预兆地降临。

政治严冬降临中国大地
在世界的关注焦点集中于印度洋大海啸之时，也在中共政权对邻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救灾热情之时，政治严寒也正降临着中国大地：三令五申的意识形态严控和近年来罕见的文字狱开始同步肆虐，异见人士黄金秋被判十二年重刑，赵岩、师涛、李柏光、杨天水等人被捕；张祖桦、余杰、笑蜀、刘晓波和浙江的十多位民主党人士被警方传讯；茅于轼、李锐、王怡、焦国标、姚立法、贺卫方、刘军容、章诒和等人被点名；蒋彦永和鲍彤一直被变相“监视居住”；甚至连高举“毛泽东旗帜”的张正耀、张纤夫也陷于文字狱……无怪乎港台媒体评论：“大陆知识界遭遇政治严冬”；西方主流媒体也一致认为：“中国政治大倒退！”

政治严冬的降临，作为舆论泡沫的“胡温新政”也随之破灭，以至于“胡不如江”的评价迅速流传。以至于，江、胡的不同教育背景（江曾在民国时代上过中央大学，胡接受的完全是一九四九年后的党化教育），也作为说明“胡为什么不如江”的论据。而就在一年前，境外舆论还在一边倒地贬江褒胡，并对“胡温新政”充满期待。

邓江胡一脉相承
我认为，这种患得患失来自对中共政权和中国现实的误读：那些习惯于把中国未来全部交给中南海安排的人，误把胡、江的统治策略之别当作二者的为政品质的优劣之别，把对现政权的主观幻想和舆论泡沫当作中国政治的客观现实，把一厢情愿的善意期待当作已经看见的希望，而一 旦幻想破灭，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失望。

尽管，新上台的胡温提出“以人为本”的亲民路线和“平衡发展”的发展策略，为了纡缓民怨，胡温也确实比江时代更关注两极分化和社会公正的问题，在改善农民和民工的困境上也下了工夫，比如，大幅度降低农村的税费，并承诺在五年内免除农业税；清理拖欠民工工资和规范农用地征用等问题。但这些自上而下的“恩赐”只是“驭民术”的微调，并没有改变党权至上、民权低下的制度现实，民众仍然没有足以抵御官权侵害的基本权利。

尽管，中共政权在言词上也由否定人权转变为承认人权，还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但在现实中，中国仍然是个漠视人权、垄断媒体和严控言论的警察国家，人权现状并不令人乐观。六四以来十五年，中共政权从未放松过媒体控制，上世纪取缔过《方法》等杂志，新世纪关闭《21世纪环球报道》等报刊；一直在打压政治异见，先后镇压了“自由民主党”、“民主党”、“新青年学会”等民间组织；信仰迫害也是以一 贯之，从法轮功、中功到基督教的家庭教会，皆遭到大规模的迫害；从未停止过制造文字狱，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被判二十年重刑的胡石根先生与新世纪的文字狱受害者杨子立等人，仍然同时在北京的监狱里服刑。就我个人经验而论，不要说我的文章在国内无法公开见报和三次失去人身自由的经历，即便仅仅是每逢敏感时期，我家门口就要有警察和警车，我每次去外地都有警察跟踪监控，就已经凸现出：后毛时代的中共政权在坚持党权独尊和跛足改革上，邓、江、胡乃一 脉相承。

“政治小阳春”全是假象
中共的为政理念、统治模式和发展策略，致使中国的政治进步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和人们的观念变化，经济发展像高速火车，价值分化如同万花筒，而政治体制的僵化却使政治发展像就地旋转的陀螺。六四以后的中国从来没有过真正的政治春天，所谓“政治小阳春”全是过眼烟云的假象，“政治严冬”才是中国政治现状的基本事实。胡温主政之后的政治严控，也非始于二OO四年的寒冷冬天，事实上，早在二OO四年的春天，当局的严控就已经开始，比如，对“敏感人士”进行大规模的蹲点监控，对重点人士更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严控（从二月二十四日到六月十一日）。与此同时，加强了对新闻媒体和网络言论的管制，警察先后捉放胡佳和愚文，著名新闻人俞华峰和程益中遭遇司法迫害，特别是还捉放丁子霖、张先玲、王金平三位难属和蒋彦永先生。

对于改革二十多年来的大陆变化，官方最爱炫耀的是经济高增长及其社会财富的剧增。然而，从民间的角度看这变化，中国就决不仅仅是GDP的数字和中心城市的繁华所能代表的。在党的喉舌全力遮蔽的地方，是全方位的急剧的两极分化，不仅是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也是暴富的强势权贵阶层与受损的弱势群体之间的贫富大分化；不仅是经济高速与政治停滞之间的严重分裂，更是权力在官府而道义在民间的价值观念的大分化。私人财富的快速增加和个人生存手段的日益多样化，民间力量的持续扩张和官方统治效力下降，社会的日益多元化带来个人生存空间拓展，政权合法性的严重流失和民间权利意识的日益觉醒，官方管制方式的变化与民间追求一一肓论自由的努力，镇压残酷性的下降和民间维权勇气的提升，经济上技术上的对外开放和国际主流国家的和平演变压力……这些同步发生的变化，更由于互联网的助力而加快。这种极为复杂的局面，将使任何过于悲观或过于乐观的时局预测失效。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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