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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五千年:历史真貌─三大盛世天朝之一 清朝(三) (公元1644年--公元1911年)

 2005-03-23 21:12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康干盛世之圣祖康熙统治时期

在业已走过的中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几位旷世明君,比如西汉的武帝,唐代的太宗,宋朝的太祖。当历史走入清朝时,又出现了一位雄才大略的,堪与前世明君比肩的君王:康熙帝。其文治武功可以说是无与伦比。他引导着大清帝国摆脱了明清之际的混乱与动荡,走向了和平与安定,为持续时间长达130余年的康干盛世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清朝对中国历史最重要的贡献是完成了国家统一,而这一成就正是在康熙朝奠定的。后世史家在评价康熙帝的一生时,认为其“虽曰守成,实同开创”,评价可谓公允。

《烧饼歌》中关于康熙帝的预言

明代刘基的《烧饼歌》中有这样的记载:基曰:“十八年间水火,夺庸人不用水火臣,卦分气数少三数。”

这段预言,说的是清圣祖康熙皇帝的故事。“十八年间水火夺”一句,预言康熙继位之事,“康”字底下是“水”的变形, “熙”字底下四又是“火”字的变形,因此正与历史事件暗合。刘基又以“庸人不用水火臣”一句来暗示康熙, “庸”字去掉底下的“用”,再加上“水”便是“康”字; “臣”与“熙”的左上角相近,底下加上“火”(即四点),便基本上凑成了“熙”字(少了一个“已”)。可以说,此句大体上达到了暗示“康熙”的目地。

“卦分气数少三数”一句,是预言康熙皇帝的在位时间。“卦分气数”便是六十四,因为“八卦”当中, “干”、“兑”、 “离”、 “震”、 “巽”、“坎”、“艮”、 “坤”等名称。这八卦两两相重,便可形成八八六十四卦。 “少三数”,即是“六十四”减少“三”之数,因此得数是六十一,这六十一便是康熙在位六十一年的年数(1661──1722)。

康熙帝的身世和异象

康熙帝,名玄晔,是顺治皇帝的第三个儿子,母亲是孝康章皇后。史书记载其“天表英俊,岳立声洪” 。据说当他六岁时,与皇二子福全一起向父皇问安。顺治问他们二人,将来想做什么。福全的回答是:“愿为贤王” 。而玄晔却回答道“愿效法父皇” 。顺治深以为异。

顺治帝临终时,指定玄晔为皇位继承人。因当时的玄晔年仅8岁,顺治帝又指派了4名亲信大臣辅政,即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玄晔即位后,改元康熙,史称康熙帝。

康熙8岁丧父,10岁又丧母。母亲重病时,康熙“朝夕虔侍,亲尝汤药,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母亲病故后,他又昼夜守灵,水米不进,哀哭不停。康熙后来回忆说,幼年在“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幼年的忧患,激励了康熙奋发学习、自立自强的精神。

康熙是个非常喜爱学习之人。康熙5岁入书房读书,昼夜苦读,不论寒暑,甚至废寝忘食。他曾说自己“自五龄受书,诵读恒至夜分,乐此不为疲也。” 康熙又喜好书法,“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他读“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后来他要求皇子读书,读满百遍,还要背诵,这是他早年读书经验的传承。

康熙继位后,学习更加勤奋,甚至过劳咯血。他读书不是为消遣,而是为“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以治国、平天下。他在出巡途中,深夜乘舟,或居行宫,谈《周易》,看《尚书》,读《左传》,诵《诗经》,赋诗着文,习以为常。直到花甲之年,仍手不释卷。

康熙的身上流淌着三种血统、三种文化和三种品格。康熙的父亲是满洲人,祖母是蒙古人,母亲是汉族人。他深受祖母的教诲,又向苏麻喇姑(苏墨尔,孝庄随嫁贴身侍女)学习蒙古语,向满洲师傅学习骑射,跟汉族师傅接受儒家教育。

康熙的勇武与奋进,受到了满洲文化的影响;高远与大度,得益于蒙古文化的熏陶;仁爱与韬略,来自汉族儒学的营养;后来,他的开放与求新,则是受了耶稣教士西方文化的熏染。康熙帝吸收了中华多民族的、西方多国家的,悠久而又新进、博大而又深厚的文化营养,具有当时最高的文化素质。这为他展现帝王才气,实现宏图大业,奠定了基础。

少年康熙计除鳌拜亲政

康熙即位之时,清朝处于虽然建立,但国家正百废待兴的局面。而康熙虽然当了皇帝,但因为年幼,国家大事的决断基本掌握在四位辅政大臣手中。这四位辅政大臣,索尼居首位,总掌启奏批红等大权,但年老力衰。排在第二位的苏克萨哈富有才干,但与鳌拜不和。其后的遏必隆则为人圆滑,不与人争锋。对权力最有野心的是鳌拜。为了在索尼退下之后掌控朝政,鳌拜一方面拉拢遏必隆,一方面借圈地事件打击苏克萨哈。在处理朝政时,鳌拜十分专横,根本不将康熙帝放在眼中。

聪明的康熙以退为进,在祖母的支持和帮助下,一方面避免与鳌拜发生正面冲突,一方面韬光养晦,专心学习治世本领,并寻找适当时机剪除鳌拜。

1667 年6月,索尼去世。十二岁的康熙决心废除四大臣辅政体制,实行亲政。7月,实行亲政大典。不过,康熙虽然亲政,但原有辅政体制却未能发生变化。为了使康熙能够及早亲政,并迫使遏必隆和鳌拜也交出权力,苏克萨哈在康熙亲政第六天上书请求退隐。在康熙尚未做出反应之际,鳌拜罗织了24条罪状陷害苏克萨哈,并强迫康熙将其处死。清除了苏克萨哈后,鳌拜更加肆无忌惮,朝廷所有政事,均由其决断;对于康熙帝的有些诏令,他也敢公开抗旨。这些使康熙意识到该是剪除鳌拜的时候了。康熙考虑到鳌拜亲信党羽遍布朝野,所以决定设计将其铲除。

康熙一方面在表面上麻痹鳌拜,一方面选择一群身强力壮的少年练习扑击之术。1669年5月,康熙决定采取行动。他首先将鳌拜的党羽以各种名义派出,削弱鳌拜的势力,然后派人将鳌拜召入宫中擒获。鳌拜的党羽在此之后也被一一擒拿。

在对待鳌拜的处理上,再次显示了康熙的睿智。他下诏说:“鳌拜愚悖无知,诚合夷族。特念效力年久,迭立战功,贷其死,籍贯没拘禁。” 也就是说,鳌拜因立过许多战功,所以免于一死而终身监禁。对于其党羽也给予了不同的处罚。同时恢复了苏克萨哈的职位。这种措施稳定了朝局。

康熙剪除鳌拜后,废除了辅政体制,收回了朱批大权。自此才真正开始了亲政。

康干盛世的开启--康熙的宽仁之治

康熙亲政后,清朝内部出现了相对的稳定。但是,国内形势仍然十分险恶。南方的三藩割据,西北噶尔丹的反叛,台湾郑氏的割据等等,都摆在康熙的面前。深谋远虑的康熙凭着自己超凡的胆略,在良臣的辅佐下,开创了盛世王朝。

在治国之本上,康熙选择了儒家思想。康熙自幼就对儒家学说充满浓厚兴趣,认为“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倦”(《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80页)。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他在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中,明确宣布清廷要将治统与道统合一,以儒家学说为治国之本。康熙帝的这一态度为清朝内部持续数十年的文化纷争(也是治国方略的纷争)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但信奉儒家思想的康熙因受祖母的影响,对佛家思想亦有所研究。每当天下发生灾祸,康熙常常视为对当政者的警示。比如康熙十八年发生地震,康熙下诏说:“朕躬不德,政治未协,致兹地震示警”。因此要求臣下自省,廉洁。康熙二十六年,天下大旱。康熙下诏说,这都是由于自己缺少凉德“不能上格天心”而造成的。

在政治上,康熙进一步加强了皇权。他表示“天下大权当统于一”(《清圣祖实录》卷275,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身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清圣祖实录》卷284,康熙五十八年四月辛亥)。为此,他一方面通过各种手段,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限制满洲贵族的权力,如剥夺各旗王公干预旗务的权力,破除“军功勋旧诸王”统兵征伐的传统,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政治影响等。另一方面,康熙将用人之权、奖惩之权亲自控制,不许大臣干预;并设立密奏制度,以广泛体察下情。这种统治方式为被雍正、乾隆二帝继承和发展,并为清朝其他皇帝沿用。

康熙帝在加强皇权的同时,也着手完善清朝官僚政治制度。有两个现象值得特别注意:一是康熙九年八月将内三院改为内阁,从此内阁作为清朝法定中央政府、作为官僚政治的重要象征,其地位稳定下来并一直存在到清末;二是康熙二十三年开始纂修《大清会典》。这是清代第一部重要的政典。《大清会典》于康熙二十九年完成,共162卷。从此,清朝官僚政治的运行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初步实现了政治运作的规范化。

在用人方面,康熙任人唯贤,任用了一大批敢于直言的清官。康熙在用人方面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比如康熙二十六年,康熙说:“尧舜之世,府修事和,然且兢兢业业,不敢谓己治已安。汉文帝亦古之贤王,贾谊犹指陈得失,直言切谏。今但云主圣臣贤,政治无阙,岂国家果无一事可言耶?” 他要求大臣们尽心职业,视国事如家事。

在经济上,康熙认为“家给人足,而后世济”,在继续采取轻徭薄赋,与民生息的政策的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体现了他仁爱的一面。其一,是废止“圈田令”,即废止满清贵族圈近京州县田地的特权,将土地让与百姓耕种;康熙在诏书上说:“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给还民间”,其二,延长垦荒的免税时间。清初规定垦荒三年内免税,以后改为六年;康熙十二年重申新垦荒田十年后征税。这一政策刺激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使耕地面积迅速增加。其三,实行更名地政策。对于农民耕种的原先属于明朝宗室的土地,康熙下诏农民可以不必支付田价,照常耕种。“原种之人,令其耕种”,永为世业,号为“更名田”。这些农民成为自耕农。这一政策将直隶、山东、山西、湖广、陕西、甘肃等地废藩田改为民地,自耕农大量出现。其四,改革赋役制度。1646年(顺治三年),清廷以明万历时旧籍为准,着手编纂《赋役全书》,到1657年(顺治十四年)完成。1685 年(康熙二十四年)至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删除全书上的田赋尾数,重新编成《简明赋役全书》。为了防止地方官吏的私征滥派和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在催征办法上也不断改变,如从发给花户“由单”到“串票”(二、三、四联等串票),再到“滚单”等。

此外,康熙还重视兴修水利,大力修治黄河,终将“淮黄故道,次第修复”,暂时缓和了黄河中下游和沿淮各地多年水患的威胁,保证了百姓的耕种。

在军事上,初步形成了剿抚并用、以德服人的统一方针,即“乱则声讨,治则抚绥”(《清圣祖实录》卷180,康熙36年2月壬寅),“仰凭天道,俯惬人情,以万不得已而用兵”(《御制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序》)。康熙认为:“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清圣祖实录》卷151,康熙三十年五月丙午)。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康熙在缜密谋划之后平定了三藩之乱;遏制了沙俄的扩张,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武力平定割据台湾的郑氏家族,使台湾回归;康熙还亲征新疆准噶尔,击败噶尔丹,使蒙古土尔扈特臣服清朝。

在文化上,康熙强调兴礼教。他在康熙十八年下诏说:“盛治之世,余一余三。盖仓廪足而礼教兴,水旱乃可无虞。比闻小民不知积蓄,一逢歉岁,率致流移。夫兴俭化民,食时用礼,惟良有司是赖。”

在康熙倡导之下,编成了收字四万九千多的《康熙字典》以及一百八十卷的《大清会典》,一百零六卷的《佩文韵府》,一百二十卷的《历代题画诗类》,九百卷的《全唐诗》,还策划了一万卷的《古今图书集成》。 
 
在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康熙帝以抚慰为主,加强了边疆少数民族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比如土尔扈特蒙古虽然受到沙皇俄国的控制,但仍心向中央政府,多次派人奉表入贡。

在西藏问题上,康熙除了承继顺治帝册封达赖政策外,还派兵于1718年至1720年(康熙五十七年至康熙五十九年)间入藏,击败了占据西藏的准噶尔叛军。此后,清政府分兵驻藏,并任命康济鼐和颇罗鼐二人分理前后藏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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