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分成分 祸及家人
共产党用划定成分的办法，来把人分成等级，任意剥夺人的权利。我父亲年轻时是个很成功的商人，曾经拥有自己的诊所和药店，病人看完病就去旁边的药房取药。几年之后药房生意越来越红火，他就把诊所关了，在城的另一头又开了一家药房。这两个药房是当地最大最红火的两家药房。共产党执政后，很快把他的私人财产掠夺去了，并美其名曰：公私合营。当时给他的职位是医药公司副总经理。57年共产党鼓动知识份子和商界人员向党提意见，他很坦率的提了几条中肯的意见，目的是把公司办好。没想到第二天就被告知：“你的发言触动了共产党，你是反党。你认为共产党办的公司不如你资本家办的好。”当即给了他一顶帽子，叫“右派”。
1966年，我考上了当地最好的一所中学，但没几天就被告知：因为我是“黑五类”子女，我的名额被一个无产阶级的子女代替了。小时候，我家里有个很大的收音机，我父亲最爱听的电台就是美国之音，所以又给他加了一条“反革命”的罪状。母亲是地主的女儿，这样“地富反坏右”，除了富之外我家就占了4个，所以好东西跟我没关系，我的基本人权也被剥夺。这就是为甚么当初下放农村时，我没像同学那样去离家近的地方，而是自愿去了安徽，远离家乡，也希望能远离“黑五类”子女的称呼。
恣意迫害 侮辱人格
自共产党统治后的每一场政治运动，可以说我父亲都是被迫害的对象，从来没有逃脱过。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几年，他三天两头被拉出去游街。头上带着报纸糊的高帽子，胸前挂着沉重的木牌，铁丝绕在脖子上。可以想像，铁丝挂着沉重的牌子，没几个小时深深的血印就露出来了。每个人胸前的木牌上写着当时被划分的类别，我父亲是“反动资本家加右派”。他们这些 “坏人”，每人拿一只锣，旁边有指挥的，让他们同时敲锣，然后从第一人开始喊，报自己的名字和罪状。就这样让你难堪，让人来看这一排“牛鬼蛇神”。我家曾数次被抄，所有值钱的东西、首饰等都被洗劫一空。很多书籍、名著都被焚烧。当我看着那些燃烧着的大火，才后悔没能提前阅读那些书，如今那些文人的遗著已成灰烬…
党性至上 父子反目
事实上文革开始不久，学校就停课闹革命了。校园里挂满了大字报，所有优秀教师和校长都被打成 “臭老九”和“走资派”。不久，红卫兵大串联就开始了。比我大2岁的哥哥看很多同学穿上黄军装，带上红袖章，上面印有“红卫兵”三个字，他非常羡慕。他经常去红卫兵司令部恳求，问他能不能当红卫兵。经他再三恳求，人家对他说：“你回去跟你父母亲划清界线，我们可以考虑。”一天他回家后郑重其事地对我父亲宣布：“我作为这个家庭的儿子非常可耻，从今以后我与你们划清界线。”我还记得当时我父亲气得浑身发抖，瘫坐在椅子上半天说不出话来。从那以后，他们父子关系一直不好。不知这种刺骨的心痛是否还能平复。
群体灭绝 堂而皇之
我的外祖父母的死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谜。记得小时候我常常问我的母亲：“为甚么我的同学都有外公外婆，我却没有？”她从来不愿意回答我的问题，常常轻描淡写的说：“他们死了。”我追问：“怎么死的？” “病死了。”我想不明白：怎么突然间两人一块儿病死的？他们也不老。有时经我再三追问，我母亲会加上一句：“如果你外婆还活着她会很爱你的。”我想9评揭开了我的谜。土改时期10万地主丧生，我想他们俩是其中的两个！
虚情伪善 扭曲人性
每次政治运动后，总会有党的领导对我的父亲说一通好话。尤其右派平反时他是当地第一批，名字排在首位，他感动得恨不得向党要哭了，他觉得共产党又给了他新生。他完全忘记了共产党对我们全家所犯下的罪行。共产党欺压了他一辈子并殃及子女，影响了所有子女的前途。尤其当他进入老年后，共产党的虚情表现的更加露骨。在他过大生日时，市委副书记亲自来祝寿。他觉得共产党给了他荣耀，有时甚至给党唱赞歌，似乎完全忘记了一生的悲惨遭遇。共产党利用着人的善，在历次的“错误”后抛出个替罪羊，强迫让人们相信党是中国的救星，党永远是“伟大光荣”的。共产党让人们在对党的渺茫期望中怯懦地活着，在恐惧中选择麻木，逐渐失去了判断正邪的能力，失掉了维护正义的勇气和炎黄子孙的伟大人格。很多人不愿谈中国的现状，不愿面对中国的阴暗面，在当今千千万万法轮功修炼者被迫害，工人被迫下岗，上访无门的现实中，在党文化中浸泡的中国人，表现出了极度的冷漠。
“九评”如同一把利剑，第一次把共产党的邪恶本质真实的揭示了出来，给共产党盖棺定论。我相信“九评”也将唤醒可贵的中国人，让中国人真正的站起来。
我感到我的心在唱歌，在为“九评”喝采。(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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