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零年三弟考取了一个公费的中专学校，两年后因该校撤销而转入舒城中学。尽管他的毕业成绩是当时高三全班第一，但六三年的大学高考却是名落孙山。有人告诉他不是分数问题，而是家庭因素。三弟不信，以为自己没有考出最佳成绩，于是一面打工，一面复习，决心第二年再考。结果，在六四年的高考中，全专区五所中学的考生中得了状元，分数第一名。然而，可悲的是，仍然没有被录取。这时他才相信，因为父母的问题，自己已经被打入另册了，大学的门对自己永远关闭了。后来也听到有人告诉他，六三年起高考政策就规定：六种人（杀、关、管、监、劳、放）的子女不予录取。
六四年高考落榜，三弟只好又重新做起代课的工作。然而，两个月后，由于父母的问题，连代课也不允许他做了，只好在家待业，偶或做点苦力劳务。街道组织五类分子指令性的义务劳动，这些因父母问题而打入另册的子女们也必须参加，实际上就是街道上的第六类“社会危险分子”。
六四年冬，街道组织这六类人去山区修筑山路，自带铺盖、饭碗，公家给饭吃，由街道民兵带队。我问三弟当时的劳动生活境况，他说你要知道当时的境况，只要看看电影《逃亡》里的镜头就可以了。沉重的铁镐一连数小时土石挖掘，长时间地担挑一二百斤的土石担子，几十人背纤拖拉几千公斤的压路铁辊，------。所不同的是，没有军警持枪看押，服劳役的人没有铁链锁住双脚。然而，每一个人都戴着一条比脚镣沉重得多的思想铁链。一天劳动下来，尽管精疲力尽，手脚起血泡，汗水浸透衣裤，没有休息，没有护理，没有洗涤，唯有政治学习、检查思想雷打不动。在工程结束时，每个人还要写总结、小组评议、领队评语。干活偷懒磨工者将会受到严厉批判。这种政治牢笼对人的禁锢和窒息远远比带有铁丝网的监狱高墙和持枪的狱卒厉害得多，也有效得多。
初春时节，连绵阴雨。劳工们成天以汗水掺合雨水，拼命干活，因为一停下来就要冷得打抖擞。然而，由于强体力劳动，吃的都是陈霉米，没有油水，很快就感到腹中无货，有一半时间是在饥饿状态下坚持干活的。没有一个人敢发出怨言。
春汛渐紧。一次，一个刚刚建好的一座拱形公路桥，因为拱下的忖垫泥土没有及时撤除，堵塞水流，眼看桥下的水位不断升高，威胁着桥身的安全。这时，需要两个熟悉水性的人下到水里去清除桥下的泥土。三弟与另一个青年被他人推荐，担当此任。尽管有冒生命的危险，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们二话没说，脱光衣服，系上救命绳，跳下寒冷彻骨的水中。由于水深流急，清土的工作十分艰难，几次被急流冲走，又被救命绳拉回。他们在水中足足工作了一个多小时，冻得全身发乌，嘴唇发紫，根本说不出话来。回到住处，同伴们用棉被把他们两人紧紧裹起来。领队为避免他们一旦病倒而要少两个强劳力，派人去打来一点烧酒，让他们每人喝下一杯烧酒，这才慢慢缓过来。 为此，终结评定得到领队好评。
由于修路的表现不错，六五年五月三弟被街道委员会推荐到城郊的舒城窑厂。窑厂原来是个劳改农场，工人多数是劳改犯留下来的。实际上，窑厂仍然是安置第六类‘社会危险分子’的变相的劳改厂，人们从事着长时间、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可是得到的报酬只能维持最低的饱肚子的生活。
尽管在窑厂中从事恶劣环境下繁重的体力劳动，三弟都是任劳任怨，拼命苦干，与工友、领导关系都很好。六八年秋大规模的清理阶级队伍在当地展开。一天，祸从天降，三弟突然被宣布为反革命小集团成员，实行隔离审查。罪名据说是AB党首犯。实际上，三弟连AB党是什么都不知道，之前连听都未听说过。当时，大会揪斗，小会批判，连翻审问，逼迫交待。三弟说：“我真的不知道AB党是什么，更谈不上首犯。如果你们要捆绑吊打我，那么，你们说什么我就承认什么。”这么一说，他们到是没有捆绑吊打，可是批判、揪斗、审查，足足被整了三个月。连订阅《北京晚报》、看“三家村扎记”、读“燕山夜话”都成了罪状，可是就是找不到一点AB党的痕迹。最后只得不了了之。
三弟在隔离审查结束后听到信息，在同一街道上的第六类“社会危险分子”，全部二十几个失学待业青年，都被打成AB党成员，受到隔离审查和不同程度的迫害，都是肇因于本街道的一个下放学生。他在农村被打成反革命，并受到严刑拷打和逼供，两个拇指被捆绑吊起一天一夜。在残酷逼供的情况下，他把他所知道的同学、朋友、邻居的名字全部供出来，并起了个名字叫AB党。恐怕他起这个名字时连三十年代初江西的AB团都没有听说过，纯属于童幼无知的恶作剧。可是这些所谓AB 党的青年学生所遭遇到的迫害也不比当年共产党整肃AB团好多少，但是比当年的那场整肃的起因更为荒诞无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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