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入党，实话说，我无法入党，因为通过几件事情，看到共产党的毫无人性的本质后，我无法接受它们的邪恶控制。我在大学里曾经是一名共产党积极分子，也是一名预备党员。那么我在这里也谈一谈我为什么抛弃入党的前后故事。
在文革中出生的我没有断奶开始就经历了共产党的杀人历史，从幼年起我的记忆中就充满了被共产党迫害失去父亲而带来的痛苦不堪的家庭遭遇和社会的歧视。我今年不满40岁，但是愿以作为一个受迫害者的下一代人所经历的故事来见证“九评共产党”的真实。
我父亲曾经在吉林省某林业局医院当过医生。在文革中，我出生不满一岁的时候，因为海外有一个弟弟，父亲被扣上了“特务”帽子，关进了牢里被批斗。当时海外有亲戚的党干部，都当成了“特务”，其实那只是文革中那些造反派为了铲除“人民内部的阶级敌人”而找的“正当理由”罢了。我父亲被打成“特务”的背后的真正的原因是，几年前，在共产党组织会议上，我父亲曾严厉批评了几个党员干部的恶劣行为。为此，他们利用阶级斗争，来铲除他们视为眼中钉的包括我父亲的所有人。血腥的迫害开始了，关黑屋子，批斗和酷刑。不满一岁的我也成了阶下囚，连同我的母亲和爷爷奶奶。在经历了几个月的酷刑折磨后，我父亲撇下了年仅28岁的心爱的妻子和年仅一岁的我和4岁的哥哥，去了。他怀着对共产党的无限的痛恨和失望，匆匆结束了年仅34岁的短暂的一生。看到活生生的儿子被打死，爷爷承受不了失去儿子的悲痛，也随后离开了人世。没有男人劳动力的一个家庭，顷刻间，面临了生活危机。从那时起，没吃没喝的我，营养失调，就形成了我现在的瘦弱的躯体。那时的生活真不如牲畜。正如“九评”中所讲的那样，“当一个人被划为专政对象的时候，马上面临着生活的危机，和社会上的千夫所指，尊严被剥夺”。
接下来的几年，由于失去亲人的悲痛和家庭的危机，再加上社会上的歧视，我母亲几度要自杀，却又舍不得撇下幼小的两个孩子，我问，要不要跟母亲一起死。年仅 4，5岁的我，坚决不要死。我说还是活着好。听着这话，我母亲坚强的活了下来，一手养活了两个儿子，她一个人支撑了全家人。
为了讨回公道，从1974年开始，我母亲带着全家人，踏上了遥远而艰难的上访之路，不远千里去了长春信访办，还有北京信访局。那时我才6岁。当时虽然有了平反文革政策，但是对一个女人来讲，直接抗争和告发共产党的过失，意味着何等的艰难。全家老少在没钱的情况下，白天去上访，晚上回到长春火车站大厅的混凝土地面上睡觉。后来信访办重视我父亲的冤假错案，才允许我们住在林业厅信访办办公楼的走廊里。当时在信访办外边睡的外地来的上访人，数也数不清。那情景至今我记忆犹新。
虽然上访打赢了，但是政府给的抚恤金是可伶的很。两个孩子每月8元。这的确说明，共产党无法承担起文革中被迫害，被打死者的无数冤假错案的全部血债。另一方面，也说明在中共眼里民众的死活和人的尊严是何等渺小。在县城里，与我们同样被迫害的家属，知道我家的上访情况，都到我家问起上访的经验，并经常交流。这样，我是一直听着被迫害者们的怨声和那些痛苦的遭遇长大的。所以，我对文革的感性认识不比大人差，仿佛我自己经历了整个文革似的。
在文革中，夫妻间为了划清界线被迫离婚，为了阶级路线一致，儿子在街上批斗父亲，发泄毫无人性的暴行。这一切证明，共产主义象病毒一样，一旦被它染上，就能毫无顾及的失去人性，无理智的兴起暴力，敢于杀虐自己的亲人，何况对他人？何况对它们的异见者？它们亲手写下了中共的杀人历史。
我上小学2年级的时候（当时是77年，9岁），学校走廊里发现了，“打倒毛主席”的“反动”标语。整个学校极其紧张，并派公安人员专门调查，一一对照学生的笔迹，并审问。当时因为我家在文革中的背景，使我成了他们的重点嫌疑对象，并把我单独隔离审问，还一边威胁，一边拿着热水壶要砸我的脑袋。然后他们自己草率的下结论说我的笔迹与标语的字体一致，要把我抓起来。这件事件，使我母亲再次经历了失去丈夫后又要失去儿子的痛苦。她为了证明儿子的无辜，每天奔波于公安局门口为儿子讨回公道，让他们出示证据。过了大概两周，不知怎么找出了那写标语的学生，这样无辜的我才被洗刷了“反动”罪名。（前不久，我母亲在电话中跟我讲，她永远都忘不了此事。不久前，因有事她去了另外一个县城，恰好在路上碰到过当时的那个公安干警。他一见到我母亲，就赶紧低头走了过去。过了20几年的现在，我母亲还清清楚楚的记起那个公安的名字来，但我早已忘了）。从这些事中，不难看出中共的杀人本性和搞株连的阶级斗争模式，还有当时的社会气氛。
信善恶有报是几千年中国人维持道德的精髓。她是天理，在天理面前谁也不能逃脱掉。杀害我父亲的那些人，后来一个接一个的自杀的自杀，得癌症死的，出事故瘫痪而死的，全部得到了他们应得报应。共产党无神论绝对抹杀不了有神的善恶有报的天理。那些迫害者的报应，也证明着，中共历来的杀人罪孽绝对逃不过神的惩罚。也就是说，造就他们的掘墓人的，不是别人，正是共产党本身。它们才是自己的掘墓人。“九评”的出世，像是割断了进坟墓前抬棺材的那根绳子一样，促成了它掉进坟墓时的那一刻，(加速了它的灭亡)。
我的母亲经常教育我们，真正对恶人的报复不是跟他们一样施行暴力，让行恶者自己消亡而为之送行才对，因为天理在。更重要的是自己要比行恶者高尚，做更好的人。
下面我再谈一下，我在大学时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来揭露共产党的邪恶控制和灭绝人性的恶行。
1989 年考大学的时候，发生了震惊世界的“64学运”和中共对手无寸铁的学生进行血腥镇压的事件。刚上大学的我，又一次经历了中共那些恐怖的，全面的，意识形态上的“洗脑”教育和严密的控制。学校为了加强思想教育，加设了政治教养课，还用强迫的方法，以考试为名义，让每个学生必须用高价买政治教育课本，掠夺学生的钱财。对这些不满的学生把几千册书扔到主楼的马路上，以示对他们的无形的抗议。对这些强迫性的政治教育，我内心深处产生了不自觉的反抗心理，所以就没有听那些政治教养课，结果考试的时候，我只打了36分，是全校9名不及格中的一人，被学校通报批评，还得补考，必须过关。这样，它们每年“六四”纪念日到来之际来一场政治教养。它的统治目的在于给人人洗脑，使人逐渐变成没有独立见解，或有独立见解，却不敢放言，以保平安的懦夫。持续几年的对六四的政治宣传教育，竟然把一开始军队血腥镇压那些手无寸铁的学生的事实，神奇般的颠倒了，武力镇压中“一个人都没死”。何等残忍有效，黑白颠倒的控制系统！
那么什么是共产党？他真正的党性是什么？从进入大学直到攻读研究生时，我才真正的了解到了它的本质。在大学里，很多学生为了以后的更好发展，都要争取入党，作为对将来的最好保障。因在文革中的家庭遭遇，一度对共产党和入党不敢兴趣的我，也慢慢的，为了保障自己的前途，开始向党靠拢了。因为在当今中国社会中，入党才是最好的发财致富的捷径，因为入党可以掌权，钱跟随着权力。这是唯有在共产党国家才能实现的。所以我写了入党申请书。写的不过是照人家的思想汇报抄下来后换上了自己的名字。大学毕业前，我也争取到了党员积极分子重点培训资格。但是恰恰在这个党员培训中，真正的了解到了什么是共产党！党的纲领是什么！促使我从新思考：为什么我父亲作为党员反而遭到党的迫害？这些仅仅是归罪于党内那些少数党员的过错吗？难道真的其党是一贯的伟大，光明，正确的党吗？党一旦是需要维护党的稳定的时候，不顾一切最基本的人性，残酷的要求把自己的亲人都要杀害。文革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这样，我从新思考了入党的问题和我的入党动机。虽然党员积极分子资格证书拿到了，但是真正想要入党的想法凉了180度。
后来，攻读研究生期间，当上了学生会的干部，也就自然成了党组织的发展对象。就在这个时候，我大学的班主任（他是系党委书记）要求我入党。当时心理想着，我虽未争取入党，但它自己找上门上来，何必谢绝呢，就听凭命运的安排吧。但是快要入党前，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96 年第一学期，学校已经定了我要留校任教。很快，系党委书记(我的大学班主任)开始找我们一些入党申请人做组织谈话。但是鬼迷心窍的我有一个硕士研究生同班同学，不知他跟班主任拍了什么马屁。有一天，班主任对我说，我都快要留校了，机会是随时有的，这次入党资格让给我那个同学，说是他快要毕业走了。于是我毫无犹豫的把入党资格让给了他。这样，他很顺利的结束了入党前的组织谈话，并把名单最后上报到院党委。但是就在那个时刻，突然撤消了他的入党资格，说是不能入党。原来，一年前，有一次学校没有给我们的研究生二外科安排外语老师。对这些有意见的他，一气之下，去了院办，拍桌子，提出意见要求学校立即给安排老师。当时这件事直接反映到校长那儿，他就被校长盯上了。那天，系党委书记拿着入党名单去党办的时候，正好被校长截住了。校长一把从他的手中拽去名单，在我那同学的名字上打了一个钩说，他不能入党。班主任急得问起理由，才得知：一年前，我那个同学在院办里拍桌子提意见种下了祸根。校长当时说过：这样的人入党只会对党老有不满的，我们的党是需要完全服从党的领导的人。第二天，我听到这个事情后，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因为那次入党资格本来是要给我的。我又一次看到了，共产党绝对容纳不了他人的意见，它为了控制整个国家的全民思想意识，需要绝对的服从。其历史是源远流长的，从那共产党老祖宗就开始了，它经过了文革，更汇集了世界上所有邪恶之大全，可以毫无掩饰的发泄出来。
从这件事，我全面而彻底的看清了共产党的独裁本性和邪恶的面孔，彻底打消了我入党的最后一丝念头。我的良心促使我无法入这个“邪教”党。反正不知是神灵庇佑，还是什么原因，阴错阳差的，我最终没有入了那个党。留学校工作的时候，一直对党远远的躲起来，生怕被它染上似的。
1997 年依肟(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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