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破空：宁做司马璐，不做刘少奇 （上） ──《司马璐回忆录》读后

一、人性中的恶
善和恶，都是人性的一部分。“人之初，性本善。”人们通常所说的人性，都是指善的和自然的一面。恶，应该是人性中最小的部分。然而，没有一个时代，能象共产党时代那样，把人性之恶张扬得那般登峰造极，那般淋漓尽致。

共产党的许多理论起了这个作用。其中之一，是“工具论”、“特殊材料论”。司马璐在书中披露：在中共内部，刘少奇是这些理论最起劲的鼓吹者。刘少奇援引斯大林“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之说，大肆发挥道：一个共产党员，入党以后，就象木料一样地交给党。党今天需要把这块木料做成椅子就做成椅子，党明天需要把这块木料做成桌子就做成桌子，当党需要建筑大厦的时候，你也可以变成栋梁，但是，如果党需要造一个马桶，那么你也得尝尝臭气……

司马璐记载：在一次会上，毛泽东要王明表态。王明说：“在毛主席的旗帜下，我愿意做‘党的工具’。”刘少奇却讥讽道：“你提出在毛主席的旗帜下是掩护，是有毒的。”王明又无可奈何地道：“我愿意做一头驴子，慢慢走，跟着毛主席走，可以吗？”刘少奇却不依不饶，说：“做党的工具是不可以有条件的。”

这不禁使人联想到苏联的一段历史：斯大林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无数政敌送进监狱，并企图从肉体上给予彻底消灭。一些政敌不承认自己的罪名，斯大林及其帮凶们便欺骗他们说：他们需要为党的利益而牺牲。制造“敌人”，也是党的需要，让人民相信：即便和平时代，还有敌人，尤其有那些与“帝国主义”勾结的敌人。人民保持警惕，就能保住“社会主义的果实”。

那些甘愿充当党的“特殊材料”和“工具”的人，天真地相信了“党的要求”，纷纷违心地承认了那些强加于他们身上、毫不相干的“罪名”。一些人在“认罪”的时候，甚至处于热血沸腾的状态。连“党的创始人”之一、元老季罗维也夫也违心地认了“罪”。不同的是，被处决前，季罗维也夫向党提出了几点卑微的要求。对此，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上冷冷地说：“你们看看，你们看看，这个季罗维也夫，他居然敢对党提条件！”

文革开始，刘少奇遭毛泽东亲自炮轰和打倒。满腹委屈的刘少奇找到毛泽东说：“我只有一个请求，辞去一切职务，回到乡下去种田，做一个普通人。”

此时此刻，连刘少奇自己都忘记了，他只是“党的工具”，无权对党提条件。党需要树一个“中国的赫鲁晓夫”，需要他这个“反面典型”。“开弓没有回头箭”，他想做一个普通人，已经是痴心妄想。历史对刘少奇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当他最后惨死在河南开封一个暗无天日的地下室时，不知他是否想清楚了，正是他自己亲自鼓吹的“特殊材料论”、“工具论”，成为置他于死地的“杀手（金间）”之一。一切都是他自己做的孽。对他直接下毒手的那些人，也不过都是他自己调教出来的“工具”罢了。应验了中国那些绝妙的成语：自作自受，作茧自缚，请君入瓮，等等。

而且，把毛泽东奉上神坛，刘少奇正是始作俑者。从“延安整风”到“7大”，刘少奇带头给毛泽东加上至高无上的冠冕。刘少奇甚至把毛泽东捧为“中国革命的皇帝”。其实，类似的帮凶和下场，又岂止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林彪，等等，又有哪一个，不是如此？

二、宁做司马璐，不做刘少奇
对比刘少奇，司马璐是幸运的。试想，如果司马先生没有在1941年退出中共，那么，他可能在延安整风中，落得个王实味一般的下场；或者，在反右运动中，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或者，在文革中，非死即囚。逃过一劫，又如何逃得过另一劫？劫劫相扣，在劫难逃。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们，整日沉陷于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刀光剑影、你死我活。他们都是身心被毁的残疾人，无法回到生活，做一个正常的人。可悲的是，由于他们做不了正常人，所有中国人也都做不了正常人。政治学习、骂大街似的报刊社论、批斗会、自相残杀。末日般的疯狂，使这个民族蒙上了永恒的羞耻。那一场所谓的“革命”，卷进了无数中国人，除了充当炮灰的工农大众，还有无数的文人、艺人、美人……单说那些出众的美人，杨之华、孙维世、傅作义的女儿、陈布雷的女儿，等等，下场都是那样的悲惨：或者在中共的监狱里，被活活鞭死；或者从高楼上纵身而下粉身碎骨……她们本应是大家闺秀或小家碧玉，本应是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却被误卷入那一场红色的大潮，迷失了本性，丢失了生活，赔上了性命。

明智而幸运的司马璐，得以做一个人，一个正常人，一个平常人。古稀之年，还寻回了少年时期那段真情与浪漫。司马璐与戈扬的故事，又成就一段天下美谈。真个是：青梅竹马，有情人终成眷属。金色黄昏，彩霞满天。宁做司马璐，不做刘少奇！

中国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他的作品《萧萧》“前言”中，有这么一段话：“我只建造一座小庙，在这座小庙里，我供奉的，是人性。”在众多文人墨客中，沈从文的作品，得以流传，就在于他对人性的执着。共产党偶尔也提到人性，却是完全扭曲的人性。实际上，他们以党性代替了人性。司马璐曾误投中共，失身虎穴龙潭，但及时醒悟，断然抽身，与其分道扬镳，回复生活，回归人性，回返自然。扬弃妖魔，供奉人性。司马璐的一生，何其大幸！

司马璐笔下的历史，也是如此，处处写人性。他写中共历史，以人物为中心，有蜿蜒的历史，也有动人的故事，比一般的史料更生动、更珍贵、更有价值。他甚至写到“情欲与政治斗争”，披露中共领袖人物因争夺女人而演变的权力斗争。他写的许多人物，都有独到之处，而且传神。诸如：周恩来“是个道家，也是演员”；瞿秋白是一个书生，书生搞政治，是一个“历史的误会”；陈独秀一生清白、清醒，是民主与科学最坚定的守护人；张学良，是一个野心勃勃又反复无常的小人，注定成为千古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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