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破空:宁做司马璐,不做刘少奇 (上) ──《司马璐回忆录》读后

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一本长达近600页的书。连日思潮,连夜噩梦。掩卷沉吟,心中竟有万千块垒,不堪负荷。这是85岁的司马璐老人,毕其一生心血,奉献于世人的一部历史巨著:《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

一、人性中的恶
善和恶,都是人性的一部分。“人之初,性本善。”人们通常所说的人性,都是指善的和自然的一面。恶,应该是人性中最小的部分。然而,没有一个时代,能象共产党时代那样,把人性之恶张扬得那般登峰造极,那般淋漓尽致。

共产党的许多理论起了这个作用。其中之一,是“工具论”、“特殊材料论”。司马璐在书中披露:在中共内部,刘少奇是这些理论最起劲的鼓吹者。刘少奇援引斯大林“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之说,大肆发挥道:一个共产党员,入党以后,就象木料一样地交给党。党今天需要把这块木料做成椅子就做成椅子,党明天需要把这块木料做成桌子就做成桌子,当党需要建筑大厦的时候,你也可以变成栋梁,但是,如果党需要造一个马桶,那么你也得尝尝臭气……

司马璐记载:在一次会上,毛泽东要王明表态。王明说:“在毛主席的旗帜下,我愿意做‘党的工具’。”刘少奇却讥讽道:“你提出在毛主席的旗帜下是掩护,是有毒的。”王明又无可奈何地道:“我愿意做一头驴子,慢慢走,跟着毛主席走,可以吗?”刘少奇却不依不饶,说:“做党的工具是不可以有条件的。”

这不禁使人联想到苏联的一段历史:斯大林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无数政敌送进监狱,并企图从肉体上给予彻底消灭。一些政敌不承认自己的罪名,斯大林及其帮凶们便欺骗他们说:他们需要为党的利益而牺牲。制造“敌人”,也是党的需要,让人民相信:即便和平时代,还有敌人,尤其有那些与“帝国主义”勾结的敌人。人民保持警惕,就能保住“社会主义的果实”。

那些甘愿充当党的“特殊材料”和“工具”的人,天真地相信了“党的要求”,纷纷违心地承认了那些强加于他们身上、毫不相干的“罪名”。一些人在“认罪”的时候,甚至处于热血沸腾的状态。连“党的创始人”之一、元老季罗维也夫也违心地认了“罪”。不同的是,被处决前,季罗维也夫向党提出了几点卑微的要求。对此,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上冷冷地说:“你们看看,你们看看,这个季罗维也夫,他居然敢对党提条件!”

文革开始,刘少奇遭毛泽东亲自炮轰和打倒。满腹委屈的刘少奇找到毛泽东说:“我只有一个请求,辞去一切职务,回到乡下去种田,做一个普通人。”

此时此刻,连刘少奇自己都忘记了,他只是“党的工具”,无权对党提条件。党需要树一个“中国的赫鲁晓夫”,需要他这个“反面典型”。“开弓没有回头箭”,他想做一个普通人,已经是痴心妄想。历史对刘少奇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当他最后惨死在河南开封一个暗无天日的地下室时,不知他是否想清楚了,正是他自己亲自鼓吹的“特殊材料论”、“工具论”,成为置他于死地的“杀手(金间)”之一。一切都是他自己做的孽。对他直接下毒手的那些人,也不过都是他自己调教出来的“工具”罢了。应验了中国那些绝妙的成语:自作自受,作茧自缚,请君入瓮,等等。

而且,把毛泽东奉上神坛,刘少奇正是始作俑者。从“延安整风”到“7大”,刘少奇带头给毛泽东加上至高无上的冠冕。刘少奇甚至把毛泽东捧为“中国革命的皇帝”。其实,类似的帮凶和下场,又岂止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林彪,等等,又有哪一个,不是如此?

二、宁做司马璐,不做刘少奇
对比刘少奇,司马璐是幸运的。试想,如果司马先生没有在1941年退出中共,那么,他可能在延安整风中,落得个王实味一般的下场;或者,在反右运动中,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或者,在文革中,非死即囚。逃过一劫,又如何逃得过另一劫?劫劫相扣,在劫难逃。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们,整日沉陷于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刀光剑影、你死我活。他们都是身心被毁的残疾人,无法回到生活,做一个正常的人。可悲的是,由于他们做不了正常人,所有中国人也都做不了正常人。政治学习、骂大街似的报刊社论、批斗会、自相残杀。末日般的疯狂,使这个民族蒙上了永恒的羞耻。那一场所谓的“革命”,卷进了无数中国人,除了充当炮灰的工农大众,还有无数的文人、艺人、美人……单说那些出众的美人,杨之华、孙维世、傅作义的女儿、陈布雷的女儿,等等,下场都是那样的悲惨:或者在中共的监狱里,被活活鞭死;或者从高楼上纵身而下粉身碎骨……她们本应是大家闺秀或小家碧玉,本应是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却被误卷入那一场红色的大潮,迷失了本性,丢失了生活,赔上了性命。

明智而幸运的司马璐,得以做一个人,一个正常人,一个平常人。古稀之年,还寻回了少年时期那段真情与浪漫。司马璐与戈扬的故事,又成就一段天下美谈。真个是:青梅竹马,有情人终成眷属。金色黄昏,彩霞满天。宁做司马璐,不做刘少奇!

中国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他的作品《萧萧》“前言”中,有这么一段话:“我只建造一座小庙,在这座小庙里,我供奉的,是人性。”在众多文人墨客中,沈从文的作品,得以流传,就在于他对人性的执着。共产党偶尔也提到人性,却是完全扭曲的人性。实际上,他们以党性代替了人性。司马璐曾误投中共,失身虎穴龙潭,但及时醒悟,断然抽身,与其分道扬镳,回复生活,回归人性,回返自然。扬弃妖魔,供奉人性。司马璐的一生,何其大幸!

司马璐笔下的历史,也是如此,处处写人性。他写中共历史,以人物为中心,有蜿蜒的历史,也有动人的故事,比一般的史料更生动、更珍贵、更有价值。他甚至写到“情欲与政治斗争”,披露中共领袖人物因争夺女人而演变的权力斗争。他写的许多人物,都有独到之处,而且传神。诸如:周恩来“是个道家,也是演员”;瞿秋白是一个书生,书生搞政治,是一个“历史的误会”;陈独秀一生清白、清醒,是民主与科学最坚定的守护人;张学良,是一个野心勃勃又反复无常的小人,注定成为千古罪人……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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