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明报今天发表时事评论员文章指出，一九八九年中国前总理胡耀邦逝世时，中共高层对他的评价也出现分歧。一般认为胡耀邦逝世时仍然是政治局常委，而且对中共与对中国贡献良多，应该高规格处理丧礼；但是保守意见认为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所以不能隆重地处理他的后事。
结果胡耀邦遗孀及家属直接找上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为胡耀邦讨公道。当时争论的最关键字眼是要不要称胡耀邦为“无产阶级革命家”。
这个称号对中共高干来说，是至高无尚的光荣，但是在胡耀邦悼词的最初版本中却没有出现，显示保守力量在评价胡耀邦的问题上仍居主导。最后在胡的家人据理力争下，才将此称号写进悼词。
文章指出，可见中国政治的意识形态枷锁即使对已故的人来说，也是千斤重担。
文章说，赵紫阳的情况比胡耀邦更困难，相信其家属在后事安排和对赵的评价方面也有所坚持，才导致后事的安排久未有结论。但是预料赵家人的坚持未必有效，因为中共高层仍有关键人物对赵存有成见。“故人怀憾生人哀”，这又是中国政治的另一悲歌。
评论进一步指出，赵的后事久未能处理的另个原因，是中共新领导层一方面要平衡党内对赵不满的意见，又担心民间的不满藉悼念赵紫阳而爆发出来，因此压低对赵的评价。
评论认为，要妥善处理赵紫阳的后事及其评价，关键在于中共高层能否打开心结，对自己增加信心，面对事实。官方如今做法虽较以前高明，时松时紧地拿捏分寸，让外界逐步消化赵的死讯，但如果只顾死守一党之见，也只会“稳定”于一时，最终还是改变不了历史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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