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仁全：江泽民留下的顽疾中国(下)

压在农民头上的苛税猛于虎
朱镕基任期快结束时，感慨地发出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的总结，而制造“三农”问题的罪魁祸首是江泽民，朱镕基也脱
不了“帮凶”的干系。

首先，是没有制约、缺少透明度的政策给地方官员以可乘之隙，农民负担越加越重。江泽民执政的当初，农村的税费由八十年代的七八种逐渐增加到三十多种，有些地区达五十项之多。在各种压力下，村官只有在农民身上出气，在农民身上巧取豪夺、横征暴敛。到二十世纪末期，各种捆绑式税费强加于农民头上，每亩田一年收入不到八百元人民币，农药种子要开支四五百元，但是苛捐杂税就是三四百元，农民辛苦劳动一年，最后还入不敷出。由于负担过重，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严重受到挫伤，很多农民放弃种田远走他乡打工谋生。一时间，在江浙及江南一带，成片成片的良田荒芜了。

三十几种税费，几乎都是摊派型。县一级政府组织将税费任务连年递增，一级一级组织进行摊派，最后按田亩、按人头摊派到农民的头上。除农业税及“三提五统”外，农林特产税、世界银行还贷款、基本水费集资等十多种税费都是按田亩摊派，屠宰税、血防灭螺、乡村公路集资等十多种税费基本上都是按人头摊派，庞大的地方官僚体制像蝗虫一样凶猛，靠吃税费的机构及人员不断膨胀。农村的经管站、财管站在公、检、法的配合下，长年的中心任务就是在农民身上抽筋剥皮的收税工作。在农民家里牵猪赶羊、夺粮抢钱的事例屡见不鲜，交不出税费，动辄就关人打人，一些村子鸡犬不宁，一些农民只差卖儿卖女。

被透支的村级财政
胡温当政后，首先解决的是“三农”问题。农民的负担由原来的每亩田三四百元减少到现在的二十多元人民币，减少了近二十倍，农民繁重的负担问题解决了，但新的问题又出现──历史遗留下的村级财政组织的债务。现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