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沟沉]毛泽东为什么不准周恩来做手术？

我没有拜读高文谦先生《晚年周恩来》一书原着，只读了他与司马公的争论。仅从争论双方所引用的论据和所作推理看，也不难看出双方的高低真伪之别。高先生无论在资料的扎实还是解释的合乎情理方面，都明显高于对手。

关于论据资料，笔者没有资格说三道四；但对于史实的解读，有一些与高先生不同的看法，现择要说两点。

一，高文中最惊人的猛料，无疑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疾病治疗的“四条指示”，其实质就是“不准治疗”，最后导致了周匆匆辞世。高文将毛整治周的动机用心解释为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满由来已久，[林彪事件]后更是变本加厉。这既源于毛泽东对周恩来批[极左]而产生的不满，也因为毛泽东对西方舆论渲染[周恩来外交]耿耿于怀”，这种说法当然有其道理，但没有说到点子上；上述考虑或许是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对周恩来施以诸多压迫的部份原因，但并非其中关键。

毛泽东是个政治人物，其所作所为主要服从政治需要。“林彪事件”后，毛泽东所急须面对的主要政治任务就是重新选择“接班人”。如果说毛从周的历史表现中早已了解到周不可能是自己“革命路线”的忠实继承者的话，那么“林彪事件”后所翻出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更给毛敲了警钟，使他更加看清了党内许多人对“文革” 的真实态度。接班人难找，周批“极左”更佐证了毛对周的猜忌：周不但不会是毛“革命路线”的合适接班人，而且将对真正的接班人继承毛泽东“革命路线” 构成极大威胁。以周的威望之高、资历之厚，毛后将无人能制。因此，周成了毛泽东顺利实现权力交接、保证“革命路线”代代相传的最大障碍。正是这种形势变幻，使周阴差阳错地在客观上成了毛泽东在政治上的最大对手，必欲除之而后快。毛的决心既下，即使以周的善于自保，也不可避免要陷入困境。但是，党内游戏毕竟还是有规可寻，周也毕竟是这种游戏和自我保护的大师；毛本人也有着多重目标需要兼顾，尤其在“林彪事件”后，毛已不复再有当年倒刘之勇，已不可能再“不顾一切”地打倒周；在游戏规则内，毛虽然能给予周诸多折辱，但最后竟然还是无法仅凭政治手段就彻底打倒周，于是只能借助于生理手段，这就是“四条指示”的来历。

由于缺乏公共参与机制，1949年以后的中国政治在本质上仍然属于传统政治，具有宫廷政治的某些特征。在传统政治中，君主为保证权力交接和政治稳定，临去世前千方百计除去对新君即位可能造成威胁的重臣，这种故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就象慈禧必欲光绪先己离世一样，毛的作为，也只不过是循历史故迹而已，既不足为奇，从传统政治的逻辑衡量，也不足为耻。后来的邓小平，是通过自己提前隐退的“现代禅让制”解决了这一难题，其意义可与清王朝发明“密建储君制”一举解决皇位继承人问题相提并论。由此可见，即使是在传统政治的框架内，现行政治制度也存在可以作出改进的弹性和空间。

二，高文的第二大猛料是邓小平对周恩来的“落井下石”。其实，在当时环境下，这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如高文引用邓榕书中所述：“发言一开始，他（邓）不得不按毛泽东对每一个与会者的要求批评周恩来”--这样的事情，在当时背景下司空见惯。邓“一步之遥”的说法虽然严厉，但其实也只是在敲警钟，并非坐实某项罪名。邓的做法虽然“不光彩”，但也并非什么大不了的“老底”，这只是政治人物在政治环境下的必然反应，否则他就不是或者不可能在当时成为政治人物。对此，周也能够理解和体谅，邓的“违心”批评并不比他自己在文革初期对“刘邓”的“违心”批评更过份出格。因此，这种相互批评的游戏并不影响其后周邓两人在政治上的合作，更不足以构成可以否定“邓小平在政治上是周恩来传人”的证据。当然在事后，邓必然会希望掩盖此一“批周”经历，这就给高文“出料”创造了机会。但是，从史家角度而言，罔顾其后周邓在政治上的合作、甚至是一定程度上的休戚相关，片面夸大这一在当时政治生态下的常例，这显然是不严肃的。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让邓小平复出，当然有制衡周的考虑。但政治是复杂的，仅此并不足以否定周恩来“在幕后推动邓复出”的作用。周也有周的考虑，周很清楚邓对 “文革”的态度，让邓复出至少可以有两大好处：一是改善自己在反“极左”问题上势单力薄、而且不善于正面对抗的困境；二是可用邓引开毛的注意力、分散压力，使自己能够重新回到自己最易应付自如的具有缓冲回旋余地的位置。除非周有自信即使是毛也无法撼动其政治地位，否则他绝不会不乐见与自己在主要政治见解上相接近的邓的复出。

虽然邓小平在复出前作了深刻检讨，但以毛泽东对人性了解之透彻，不可能不怀疑邓对文革的真实态度。毛用邓有其不得已，不大可能是瞩意让邓成为接班人。邓的复出更大可能本来就只是一种平衡和过渡的考虑，毛所中意的江、王、张诸人，当时并没有同时兼顾国内秩序恢复和制衡周两方面目标的能力。

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不能超脱于历史条件和环境。因此，对政治人物言行、作为的评价不能简单依据常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观或者知识分子的普世情怀，对传统政治生态下的人物评价也不能套用现代开放性竞争生态下的政治规范。将个人的作为和体制的作用区别开来，这才是历史研究应有的态度。否则，历史研究永远只能服从于现实政治或商业需要，只能是“政治的婢女”，只能“任由权势者及其御用文人梳妆打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