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吴晗的欺师篡史看其死有余辜

如此近乎赞歌的感恩信发出几十年后，一九六二年，吴晗两次接受《北京日报》记者的采访，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时，强调的是自学他这样说：‘胡适之做过我的老师，没给过我什么。我之有些知识，主要是靠自学。”这时的吴晗已把先前恩师说得一无是处，他的一切所为，已完全是“遵旨”而做了。

他听说毛泽东要提倡学海瑞，便赶紧投其所好写海瑞，哪知正如清代一些文臣给皇帝祝寿，效忠词竟被误认为有讽刺而掉脑袋，《海瑞罢官》终于因为受执政者的特殊需要而作了替罪羊，吴晗最终也走到始乱终弃的未途，自己和妻女都先后含冤而死了。这个在不少公开场合大谈“红太阳”如何对他的《朱元璋传》提出英明的修改意见的学者兼副市长，终于尝到了他遵旨删去朱元璋文字狱酷事的恶果。如果我们不含恶意，民间一句“自作自受”的俗话，也未必不能送于吴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