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始末

歌曲《东方红》,半个世纪来,已经成为毛泽东的专用赞颂诗。整整五代,十几亿大陆中国人,从出生到离世,无不被这支歌包裹:或被感动、或遭折磨。其实大多数人已经不被感动或者折磨,他们早已在无尽的刮噪中麻木了。至于外国人,要么对中国歌曲一无所知,如果略知一二,就是它。

一个政党,要取得胜利,离不开政治宣教和鼓动,唱歌是诸般方法中最省钱省力的一种,这是常识。《东方红》旋律无懈可击:完整、优美且极易上口,原因非常简单:它来自民间,经受了时间的反复锤炼。

优美的民间小调变成官方颂歌绝非偶然,概括地说:“延安整风的伟大胜利”。刘炽,“土共”里边最有才华的作曲家,《东方红》首演指挥,正是这一过程的亲历者。

1937年,他当小演员的红军剧社里有几位老民间艺人,其中一位名方宪章,一直在黄河两岸卖艺,肚子里装了很多山西民歌,其中一首《芝麻油》:

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嘛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哎呀我的三哥哥。

这是典型的西北高原民歌,被当地的男男女女不知唱了多少世纪。到了1938年,国共合作抗战,需要鼓动士气,诗人安波走捷径,顺手为它填了新词:

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的是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嗨哟,打日本我顾不上。

主角依旧是三哥哥,只是情长换成了气壮,在当年那样的气氛中,很快流行开来。

后来,我们知道,共产党内召开了一连串的生死攸关的会,到了1943年,终于确定了毛泽东至高无上的地位。于是,一名小学教师,迎合政治需要,为这首已经不少并非乡下人都会哼的歌填了新词: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

这叫“紧跟形势”。大陆的文化人都知道这句话的份量:跟对了,跟到了节骨眼儿上,一出小戏、一首鼓动词、一个曲子、一篇小说,够吃一辈子;跟不上或是不肯跟,再大的才华,也只有安于寂寞了。这位教师本应为此而发达的,不料他不会宣传自己,又碰上共产党特别喜欢标榜“劳动人民创造一切”,这回这“紧跟”的荣耀就落到了一个名叫李有源的也会唱两句曲儿的“劳模”身上。

撇开这桩版权公案不提,由于得风气之先,在1944年延安那样的气氛之下[1],大家都唱起来,有人续上大生产的内容,有人续上民主联军的内容。

到了1945年秋,日军投降,毛蒋两个死对头剥开一切伪装,拼个你死我活的时刻终于到来。毛泽东的威望此时更是非同小可。出于大的政治形势的需要,专业的文工团体奉命将这首歌加以完整,成为后人熟悉的三大段,并正式演出。

接下去就是官方的不仅有意而且强大无比的推动:印歌书、灌唱片、编入教材、宣传鼓动。这一推动,到了党已经有权行使政府的一切职能之后,就更加无孔不入。 20年之后,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歌已经不是人人会唱、人人爱唱的问题,实在到了没有人不敢不唱地步。在大型交响乐队的伴奏下,伟大领袖从容地挥巨手的画面已堪称现代造神典范;而“在庄严的《东方红》乐曲声中……”,成了官方套话中用得最频繁的一句。事情做到了这个份上,套用一句伟大领袖自己爱说的话:不可能不“向它的反面转化了”。

目睹这支歌从小曲到神颂的全过程的刘炽后来说:文革中“《东方红》和《国际歌》一起唱,前面是‘他是人民大救星’,后边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我心想:这不是矛盾吗? 但那个年代谁敢吭声? ” 党改造了民歌--同时也将纯朴健康的人,变成“战胜敌人的武器和工具”。武器和工具是好用,但是,如果一个政党和它的领袖真的“爱人民”,真想“为人民谋幸福”,他就该想想,男女老少、士农工商,整天泡在大标语大口号里“为政治服务”,有什么幸福可言。

到了80年代末,北京还有人在唱《东方红》,只不过将歌词中的句号换成问号,曲式也失去了原有的庄严:

东方红? 太阳升? 中国咋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 哎哟哟哟,他是人民大救星?

步前辈歌词拓展者的脚步,一批小痞子也“紧跟形势”,顺手填新词儿,只不过唱的是他们自己的领袖罢了:

西方白,月亮落,中国出了个邓开拓。
他让人们富起来,嗨哟嗨哟,他叫大伙儿各顾各。

唱归唱,政坛人物,特别以个人功业为目标的政客,总难以永恒。无论经过怎样的穷竭心计、金戈铁马,真正活在人们心里的,还是那活泼泼、热辣辣的真情:

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嘛抽筋筋。
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哎呀我的三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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