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仁全:敢于向暴政说不的人

杨建利还没有放出来,师涛又在半月前被抓进去了,两天前,刘晓波、余杰和张祖桦被抓,家里被抄,在进行审讯的过程中,他们发表在海外的文章被复制后进行鉴定,证明“是我写的,情况属实”。这无疑是敲山镇虎,也就是说,有了这些“证据”,他们随时都有起诉和逮捕的可能,只要某个强权要人的一个暗示、或者是一个指示,他们就得吃不了兜着走。这又叫杀鸡给猴看,向大陆的其他持不可政见的知识分子发出一个信息:大名鼎鼎的刘晓波、余杰我们都敢动,要抓其他人,那是老虎抓小鸡一样的容易。

人类始终是在痛苦的煎熬中、在不断呈现的悲壮的历史中艰难地向未来的文明迈进的,然而,最先感受到痛苦、并成为悲悯千古的人物是知识分子。在西方,知识分子最伟大最永恒的形象是耶稣。在他的前后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但丁、卢梭、爱因期坦等。千百年来,耶稣的受难形象激励着亿万民众;而西方知识分子的悲剧危机则不断的转换成一种角色意识,在不断的演进的西方文明历史中逐渐焕发出伟大的理性之光--自由、科学与民主。

西方知识分子角色意识是在包容性很强的社会里才得以展示,他们的角色意识就象“一只无形的手”,这只无形的手就是宇宙规律--自然进化规律、社会发展规律、经济价值规律。当人们认识到并从而重视它时,它实质上就是人类理性的化身;是一个极其严厉的不断对人类的非理性加以惩罚的无情的裁判员,他们的 “无事生非,自寻烦恼”实为人类历史的不断趋新、不断现代化的极有价值的创造。西方知识分子的角色意识的努力探索有了奇效,在地球上的人类中,他们的智慧首先在辽阔无边的文化领域为人类创造了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社会理性--科学、自由、平等与博爱。

当西方的知识分子在研究天体、杠杆以及民主宪政的时候,中国的文人骚客们还沉溺在古字堆里。在中国,几千年来实质上并不存在知识分子,即使有,那中国大量堆积的史册中,他们的名字也完成被帝王将相、官僚士宦们淹没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天职早被改造成为王权神授巧言舌辩、歌功颂德的文人行径。孔夫子的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取代了“开拓视野、战胜无知”。阿谀奉承、报喜不报忧的文人传统取代了发扬科学与民主精神的角色意识。大量文人墨客一直奴颜婢膝的充当“喜鹊”喋喋不休的鼓噪了几千年。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

中国出现知识分子完全是近代的事情。1919年的“五四”运动前后曾经一度出现耀眼的知识分子光芒,鲁迅、胡适、陈独秀是其中最为出类拔萃者。但是没有多久,毛泽东统治下的中(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本文留言

近期读者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