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个谈话纪录，真是吃惊不小（希望这是记录有误），我想李博导大概毫无记者的实践(注，李博导也号称在新华社混过多年），才会有如此昏话。在中国数一数二的学府上，你对现实的认识就是这水平？你就是这样教学生的？我的天！
李博导若愿就此展开讨论，最新一则有关“讲真话”的报道，就可以成为教材。
中新网1月10日电武汉市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正在举行，武汉市市委书记陈训秋昨天与30多名来自江夏区的市人大代表座谈时在现场作出要求：“大家都要说真话！”他甚至建议现场的电视台记者不要录像，“一录像大家就不敢说真话了”。
这居然可以成为很多人关注的新闻。
奇怪吗？一点不足为奇。
本文要谈“讲真话”。但事先要作一点必要说明，那就是我认为在这个“话题时代”，“讲真话”这一命题通常是以伪问题的面目出现的。理由是，这些年大量相关文章，在“讲真话”一词前出现频率最高的前缀是“提倡”或“喜欢”。想想看，这些“惯用词组”的逻辑关系是否成立？比如“提倡（讲真话）”，比如“喜欢（说假话）”等。
“讲真话”难道是可以“提倡”的吗？
“说假话”难道是人的天性？否则为何偏要缀上“喜欢”？
1994年，“提倡讲真话”在媒体上很热闹了一阵。当时看到一则精采的“幼教故事”。故事说：阿姨问孩子甲，你要大苹果还是小苹果，甲说要大的。阿姨批评他自私，并给了只小苹果；又问孩子乙，乙说要小的，阿姨表扬了他，并分给他一只大苹果。这样一来，其他孩子纷纷效法：“我要小苹果。”。
“天下相率为伪”是怎么来的？自然不仅仅是来自于这般狭义的师生授受，还包括在社会这所大教堂里普遍的人生实际体验－－你为什么可以吃香喝辣？或他为什么鼻青脸肿？这都是结结实实的“教育”。
说真话？还是说假话？这通常与喜欢与否无关，而与利害有关。如果说真话总是不见其利只见其害，无论怎样提倡都是枉然。这么简单的逻辑关系，连三岁小儿为了获得大苹果都懂，成年人为什么装糊涂？在这方面，广东省人大从正面提供了非常好的借鉴。
“讲真话”这一命题若想使之成立，至少也该达到这个水平吧－－那就是为什么人们不敢讲真话？
在政治上颇有地位的武汉市人大代表（他们中许多人本身就是政府一级官员）面对电视镜头都有顾虑，都要市委书记要电视记者关掉摄像机以鼓励，遑论他人。
“讲真话”，这一命题，要赋予它最积极最有建设性的内容，那就是，怎样才能确保讲真话的人，不受打击报复；怎么才有确保打击讲真的人，受到严厉的制裁？
下面可以进入本文最想说一件事了－－《一篇内参与十二年大狱》。
1998年5月27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内部版刊登了《山西青年报》记者高勤荣的《山西省运城搞假渗灌浪费巨额资金》的文章。其后《焦点访谈》以及众多媒体在同年9月份连续就山西运城耗资两亿多的欺上瞒下的“形象工程”（没有任何实际作用）作了报道。
不久，山西省纪委有关人员找高“谈话”，让他回答三个问题：一、为什么要写这份内参？二、写内参的动机是什么？三、谁提供的线索？随后，运城的权力部门对高勤荣的压力开始升级。
1998年12月4日，高勤荣去北京反映情况，被跟踪而去的运城警方连夜带回运城，纪检、公安人员随即搜查了高勤荣在太原的家。
1999年4月，运城市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诈骗罪、介绍卖淫罪，对高勤荣提起公诉。1999年8月13日，运城地区中级法院以“受贿罪”、“诈骗罪”、“介绍卖淫罪”分别判处高勤荣有期徒刑5年、3年、5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
如果说媒体可能有“一面之词”，那就看看山西省当时的省委书记胡富国1998年10月31日是怎么说的。他在当天的运城“全省加强党建整顿作风工作会议”上说：“运城地区1995年提出要在半年时间内发展100万亩渗灌，愿望是好的，但缺乏科学依据，头脑发热，盲目决策，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这就是思想作风问题的表现。对新闻舆论监督批评，我们的态度是：一欢迎，二接受，三改正。”
结果呢？
大肆挥霍公帑几亿造假的运城决策者没有被抓起来问罪；高勤荣却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于1999年进去了，要坐12年大狱！
这就是“讲真话很容易”？我想这样的事在广东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本文在此所述，可以说是“老杜文章无一字无来处”，而且都见诸“主流媒体”。所以相信它有资格成为清华传播学院的正规教研用的素材。
1999年曾有一家报约约我就高勤荣一事撰文，后来有事没写成。此文算是用另一种方式“还债”。我顺便还要问一句，运城的那个造假的官员现在何处“为人民服务”？谁能告诉我？(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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