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胜利: 《中国策》“对面”

2004年9月，中国国家官方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丁竹元及课题组公开发布一份《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对98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与咨询》报告显示②，在被问及调查的98位专家中（这些专家，几乎涵盖了今日中国高层、知识界所有的领域），有51位专家认为“中国在 2010年前会发生影响这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危机”；与此同时，官方的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于8月底也公开出笼了一份《中国社会危机报告》，这不约而同、几乎是国内外同时印证了“中国危机”的存在，也是中国官方及学界首次承认了中国可能爆发一场真正的重大危机－－这些“盛世危言”正历史性的印证本学者在2003年末的研究成果（参见上海内参《海派经济学通讯》2003年第3期封底文章《未来中国经济之劫》一文），现特别报告如下：

《中国策》“对面”

■ 文/巩胜利（著名中国学者）

近20多年以来，国际社会公认、聚焦的中国社会发展主要体现在“八大”问题，其中包括了这个国家举足轻重的金融与投资系统、未来中国失业问题、贫困问题、社会动荡、腐败问题、类似SARS爱滋病问题、能源缺水问题、军事冲突（特别指海峡两岸之间）等，这“八大”问题将不同程度决定、并影响未来中国发展的前景。然而，这“八大”问题与2003年之后的未来中国现实是怎样一种状况和发展格局呢？有国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一直推断说：“这八大问题，要在一起全部同时出现的可能性不大，但要全部都不出现也绝不可能。如果全部出现，虽然不太可能，若真会出现将损伤中国经济发展的五脏六腹都会被全部毁坏，如果只出现了一个或二到三个，这非常可能，由于许多问题都相互链接，所以也足以给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显著的要害影响。”不过，国际中国问题专家们大同认为：这些问题有一些已经存在很多年，中国政府在过去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比较恰当，如果今后继续得到改善，有可能把它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缩小到最低限度。这“八大问题”与中国经济现实问题的距离为：

A、失业与贫困问题，中国13亿人的试金石

2003年5月12日，中国官方新华社出版的《了望周刊》证实，“中国农村大约有1.5亿富余劳动力”，若再加上城镇失业人口，中国实质上失业人口总数将达到或超过2亿人口。中国是一个有近13亿人口的国家，每一年依然有1000万人口新生增加，而中国历史以来、国家所有统计“失业”的数字，从未包括9亿以上人口的农民－－“农村人口”（或称“非城镇人口”、“农业人口”）。若按中国13亿总人口的数字来统计，中国全部 “失业”人口的数字最少也在15%以上及约2亿人口，最有可能的是在2－3亿人口之间。如此之庞大、全球首屈一指的中国失业人口基数，由此而有可能引发出更广泛、更尖锐的社会化问题。中国失业人口与中国贫穷人口的数字，是一对孪生、全球“第一大”的灾难，也是中国社会首要必须解决好的重大问题。

中国现阶段和长期面临的最突出的“人口”问题是：一是中国劳动力人口占全世界总体的26%，决定了中国将面临20年－30年甚至更长时期、持久的就业压力, 中国现在每年必须新创造1200万至1500万个工作岗位来跟上整体人口增长的速度。失业的巨大压力和创造就业的重负，成为中国未来相当时期内最大的严重挑战,中国政府必须安置大约2.7亿失业或未充分就业人员；二是中国收入不平等和地区差距也在日益扩大，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收入差距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特别是贫穷人口、超过9亿人口（是指长期没有“国民待遇”、也没有致富生态环境的“农业人口”或“非城镇人口”）的基数。

中国至今没有建立起有效运行的养老金社会机制(一个国家稳定、最重要的社会保障体系)，而要建立这样一个机制，象中国13亿人口的国家，则至少也需要花费大约1500亿美元，最少要涵盖总人口的1/4或2/3以上。而今，中国被纳入社会保障机制的人口还不足1亿人，社会动荡的系数可见而知。

据联合国《2003年人类发展报告》称，1990年中国穷人（是指每日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者，及每一人每一年总收入360美元、人均年收入近 3000元人民币者）是总人口的33%（近3.7亿总人口），到2000年下降到16%的穷人人口（近2亿人口）。有资深望重观察家深度计算，若按美国年收入6000美元（相当于50000人民币，是美国绝对穷人的标准，也是美国当届政府批准免税的起点）也计算为中国“穷人”的话，那么中国总贫穷人口将超过80%以上。也就是说：超过中国总人口9亿以上的绝大多数人口，依然属于绝对贫困线内的“穷人”序列。若解决不好“民富国强”的重大问题，中国将处在时时处处都有可能引爆这些“火药桶”上。

B、政经腐败问题，中国没有生态环境

近几年以来，中国除了出现了地方政府第一首长、广西区第一书记、政府主席成克杰、云南省省长李嘉庭等重大腐败案以来，2003年5月又爆发了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及贵州省党政团伙腐败大案，8月又爆出原担任过河北省省委书记、省长的程维高因严重腐败被开除党籍。中国31个省级建制政府（未计算港澳台地区）机构，近年以来已经有四个省级的第一、二号人物出现了局部亡国、亡党的现实问题，这是占中国政府一成以上的省级建制机构、都出现了第一、二号领导人严重的腐败问题。这就告知全世界：中国党政腐败问题已经到了进一步深入、十分严峻、难以遏制的发展地步。腐败，对一个国家经济所造成的破坏，是空前的、远胜于任何形式的天灾人祸。

据中国南方出版的时政期刊《南风窗》（参见该刊2002年总第216期《吕日周的时代意义》一文，作者马立诚）引述《中国改革》杂志发表文章披露：中国现在每一年贪官腐败总数额为1.5万亿人民币（近2000亿美元），这个数字约占中国一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7，也就是中国全国一年出口额的 80%以上缴给了腐败和贪官。

中国党政公职人员的腐败问题，至今依然没有任何办法得到有效、从根本上遏制。据科学家论述证实，一颗有生命种子的发芽，必须具备两个外在的因素要件：及湿度（水份）和温度，必须两者同时具备、缺一不可，这颗种子才可能有其生命的活力。中国当前出现的党政官员、国企高管严重腐败问题也是这样，源头上是因为中国各级党和政府的建制“权力”－－行政环境，有“权力”与“金钱”同谋结合的必然生态环境和条件。象阻止和断绝“水份”和“温度”与种子接触那样，新兴的中国市场经济政府，必须建立社会广泛、有阳光化－－透明度的新型党政施政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党政官员腐败、国企高管挟巨资外逃的新的重大社会问题，否则脆弱的中国经济是无法承受这样一个、接着一个重大经济灾难的。

C、SARS类问题，威胁着中国的未来

2002年10月10日，联合国以《艾滋病在中国，新世纪－－巨大的挑战》为题研发表对中国艾滋病的究报告，向中国发出历年以来最严重的警告，联合国的这份报告直指艾滋病在中国迅速扩散情况十分严重，已经达至“无法想象”的地步。据中国官方统计，直至2004年底，中国已超过100万人染上艾滋病并得到过治疗，其中15万人已经因病去世，患者多数是经过静脉注射毒品、输血或透过性接触感染，但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仍无法引起公众关注卖淫、吸毒可导致艾滋病蔓延。据资料显示，目前中国至少有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达到4200多万人(见北京《财经》杂志2004年第1期110页)，中国已成为艾滋病感染的亚洲第二大国。而更严重的问题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告指出，若中国不果断采取紧急措施，到2010年，中国将最少有1000万以上的艾滋病患者。

而爆发于2003年4、5月间、中国SARS的突然爆发，波击了中国超过8亿以上的人口和区域，已经让中国人民和政府吞下了100年不遇的历史苦果。但要遏制象艾滋病、SARS这样的灾难，中国还必须从头作起、需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和历史的经验，中国还将付出更大的努力。

2004年1、2月以来，东南亚地区的泰国、越南等又爆发“禽流感”，中国的广西、湖北、湖南、广东、浙江、云南、安徽、上海、新疆、甘肃、陕西等省市区爆发来势凶猛的“禽流感”狂潮袭击。2004年的“禽流感”几乎袭击了整个中国。但这种危害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与经济产业、直至危害到人类生命的灾难，再次预示了中国国家整体社会运行机制、全民“公共”防范健全的重要性，对中国长期采用的“内紧外松”及“内部”方案的严峻挑战。中国需要完善的社会机制。

D、水与环境问题，难解历史“中国结”

中国是一个干旱缺水严重的国家。全国拥有水资源2.8万亿m3，但人均占有水资源仅2300m3，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水资源在地区上分布极不均匀，约有80％以上分布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方地区，它与人口、耕地资源的分布不相匹配，南方水多、人多、耕地少，北方水少、人多、耕地多。北方有9 个省(自治区、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少于500m3，水的供需矛盾十分突出。中国农村供水的突出问题是农田灌溉供水不足。进入21世纪以来，全国农田受旱面积约3亿多亩。有一些长期干旱山区、牧区水资源严重贫乏，约有6000多万人口和几千万头牲畜至今饮水困难而没有生存条件。据资料显示：中国近13亿人口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2200立方米。中国长江以北水系流域面积为64%，水资源量却只占全中国的19%，干旱已成为中国北方1/3国土面积、长期的主要灾害。到20世纪末，中国全国620多座城市中，有近320座城市缺水，严重缺水的有110多座。中国水资源问题，不仅遏制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增长，甚至连人的生存问题也受到了严重挑战。

中国水资源的严重恶化，是由于生态环境变化而使然。2002年12月，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的专家形成共识认为，保护环境可以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褪迪挚沙中(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