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金庸错位，还是中国学术界的错位？

以董健先生为代表的对金庸的发难，其实由来以久。不过，也许董先生并没有意识到，他或他们对金庸的质疑所针对的并非一个对象而是两个对象。即金庸是否该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乃一是非，而金庸作为历史学家是否够格又是一是非。我以为，由这两个是非出发，实可窥见今天中国学术界的错位，而非金庸本人的错位。

先说金庸是否该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的问题。很多反对的人士认为，金庸的学识难以服众，因此不能胜任。金庸学识程度是别一是非，姑且不论，但认为院长必定要是最出类拔萃的学者方可胜任，这种观点衡诸中国国情，实在是太幼稚不过的想法。在中国，外行领导内行，从来就具有合法性。这是第一层。国内某比浙大有名得多的大学，人文学院的院长一直是由理工科出身的人担任的，最早的是一个学物理的，现在的则是学精密仪器制造工程的。不知他们何以从来没有受到来自公众的质难？又一名学者若要出类拔萃，必先与世务保持距离。世事通明、人情练达的人士能做学问，但决做不出第一流的学问，在金庸小说中，少林寺方丈的武功不会是寺中第一高手，就是这个道理。因此，由一位世事通明的学者任院长，比选一位离群索居的出类拔萃的学者更能促进一所学院的发展。这是第二层。

只是，中国的现实从来都比一切文学作品都具有戏剧性。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第一层的情形比第二层的情形要普遍得多。如某诗词学会会长，连一首绝句都写不通，不知小康之上为大同，写出“小康奔向大康门”这样令人笑脱大牙的句子，竟还不是一直凌驾于学会所有学者诗家之上么？如果向金庸发难的衮衮诸公能见及此，由此出发对外行领导内行的荒谬的学术体制发起攻击，倒也的确能促进中国学术的发展，可惜他们太纠缠于金庸本人，知见生障，最后除了给媒体增加了谈资，并不能真正促进学术的进步。

再说金庸作(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