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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金庸错位,还是中国学术界的错位?

 2004-12-30 21:05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1994年的10月,金庸接收了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的聘书,这件事是否曾引起卫道士的攻讦我不得而知,但1999年3月,浙江大学聘任他为浙江大学教授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却一直引发争议。在很多学术工作者看来,这是一次荒诞的错位。据说当年在浙大内部就存在不同意见,有一部分文科教师就认为,以金庸的学识,担任人文学院院长难以服众。而最近,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健更爆出猛料:金庸在为南大学生做题为《南京的历史政治》的讲演时,百出的历史政治方面的错误引起了学生们不停哄笑,场面很是尴尬。当时,一位历史系的教授对董健讲,以“历史学家”金庸先生的水平,别说是院长了,在南大历史系当个副教授都不够!

以董健先生为代表的对金庸的发难,其实由来以久。不过,也许董先生并没有意识到,他或他们对金庸的质疑所针对的并非一个对象而是两个对象。即金庸是否该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乃一是非,而金庸作为历史学家是否够格又是一是非。我以为,由这两个是非出发,实可窥见今天中国学术界的错位,而非金庸本人的错位。

先说金庸是否该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的问题。很多反对的人士认为,金庸的学识难以服众,因此不能胜任。金庸学识程度是别一是非,姑且不论,但认为院长必定要是最出类拔萃的学者方可胜任,这种观点衡诸中国国情,实在是太幼稚不过的想法。在中国,外行领导内行,从来就具有合法性。这是第一层。国内某比浙大有名得多的大学,人文学院的院长一直是由理工科出身的人担任的,最早的是一个学物理的,现在的则是学精密仪器制造工程的。不知他们何以从来没有受到来自公众的质难?又一名学者若要出类拔萃,必先与世务保持距离。世事通明、人情练达的人士能做学问,但决做不出第一流的学问,在金庸小说中,少林寺方丈的武功不会是寺中第一高手,就是这个道理。因此,由一位世事通明的学者任院长,比选一位离群索居的出类拔萃的学者更能促进一所学院的发展。这是第二层。

只是,中国的现实从来都比一切文学作品都具有戏剧性。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第一层的情形比第二层的情形要普遍得多。如某诗词学会会长,连一首绝句都写不通,不知小康之上为大同,写出“小康奔向大康门”这样令人笑脱大牙的句子,竟还不是一直凌驾于学会所有学者诗家之上么?如果向金庸发难的衮衮诸公能见及此,由此出发对外行领导内行的荒谬的学术体制发起攻击,倒也的确能促进中国学术的发展,可惜他们太纠缠于金庸本人,知见生障,最后除了给媒体增加了谈资,并不能真正促进学术的进步。

再说金庸作(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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