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不寐(加拿大): 党的孩子

把“政党”比喻为“母亲”,实际上是用文学语言为“政党的孩子”之说提供了理念上的根据。不幸的是,这种文学抒情被泛政治化,仿佛它不再是隐喻,而是来自某种历史客观性。在这种莫名其妙的母子关系中,显然,被刻意强调的不是“母亲”对“孩子”抚爱的道德义务和法律责任,而是强调“孩子”对“母亲”的感恩,以及伤害“孩子”的某种不容置疑的合理性。与家庭孝道的生物合法性不同的是,这种国家孝道得以建立必需一个特殊的前提,那就是要求“孩子”通过文学想象来 “坚信”这种恩情是先验存在的。当然,这一政治说教并不仅仅是为了得到“感情”的满足,其主要目的在于培养接班人,在于把这种接班“意识”变成孩子的自愿行动,从而捍卫世俗利益的永久延续。

小传统与大传统

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开启了政治对教育的入侵,也开始了把孩子转化为“国家的孩子”的现代史。当然,这一中国古代的儿童工具主义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但在革命的年代,这种教育安排也基于培养战争工具的紧急需要。这是孩子历史中一次新转折,它意味着孩子得到了一个虚幻的监护人的同时,也拥有了一只真实的母狼。

1927年,蒋介石就提出要实施“党化教育”。1931年,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57次常会通过了《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把“党化教育”具体化,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成为学校课程和教学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并对有独立精神的民间学校予以查封停办,同时建立了严格的言论检查制度。接下来,国民党在 1934年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彻底取消了教授治校的制度。

值得欣慰的是,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受到了当时知识精英激烈的反对,尽管这种反对更多是基于对“科学”和“自由”的热爱,而不是出于对孩子在国家范围内被客体化的不满。

蔡元培先生是坚决抵制“党的孩子”这一教育“理论”的著名人士之一。他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党派或各教会的影响。教育是要个性和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例如,鼓励人民亲善某国,仇视某国,或用甲民族文化,去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党,往往有此政策,若参入教育,便是大害。”(《大学精神》P124)教育家任鸿隽先生在1932年6月的《独立评论》上也撰文揭露党化教育的危害:“党化教育是什么?切实说来,不外下列两个意义:(一┌训车闹饕寤蛑髡牛(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本文留言

近期读者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