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能记得四岁时的事情。那时我在看了芭蕾舞剧《白毛女》后，会惦着脚尖唯妙唯肖地模仿“喜儿”的舞蹈动作，母亲颇为我的舞蹈“天才”自豪。
三十多年后来到海外，看了这个被树为八大样板戏之一的《白毛女》的真相资料，才知道这个所谓的“旧社会将人变成鬼，新社会将鬼变成人”的故事，原来纯属“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产物，完全是捏造；而且，捏造这个故事所要配合的，是“解放”初期的“打土豪，分田地”－－这一造成近十万“地主”丧生及所有土地被无偿剥夺的可怕运动。
人一生中的最初记忆，竟就与十万人命的惨剧，和一个至今仍未被完全揭开“人变鬼鬼变人”的弥天谎言相联，想来岂不令人心惊！
我已记不得是什么时候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又曾称“红小兵”）的了。据母亲说，是在小学一年级。因为我学习成绩好，听话，第一批就入了队。从小到大，我都是以此为荣的，“首批入队”，被视为“进步”、“光荣”的象征。
这再次让读过《九评》的我心惊：作为一个尚不完全能记得事情的六岁孩童，我就已经被拉入了共产邪教的“预备队”，一次一次，不知唱过多少次“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中共邪灵将共产邪教设为国教，国人从一落地起即不可逃避的坠入其中。
小学时代正是“文革”后期，从学校到社会，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一切文学、音乐、舞蹈、美术（如果“革命宣传画”能称之为“美术”的话）、电影，全部都是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以及“毛主席”如何是人民的大救星、共产党如何“伟光正”的。
天长日久浸淫在党文化的氛围中，虽然本性善良纯朴，但思想中早已不自觉的接受了不知多少党所要灌输给我的东西。
加入“共青团”是初中的事情。虽然这时我当然已经记事了，而且好象是自己“明明白白”写的“入团申请书”，现在想来也完全是被控制着这样做的－－整个社会、学校的“舆论导向”早已让我认定：“入团”是上进、“表现好”的象征和结果，是极其光荣的事情，哪个上进青年不争取？
84年考进北大后，正遇上89之前一个思想相对开放的时期，各种思潮接触了不少。对于“文革”的反思，也有那么一些。但是，在党的诱导下，我与许多人一样相信，“拨乱反正”后，“文革”的悲剧不会再现。
大学三年级时，我成了全班第一个党员。促使我入党的有两个因素：一、我听信了一种说法：新鲜血液的注入可以改造这个党，使它向好的方向发展；二、父亲在苦苦追求二十年以后，在我大二时入了党。这在当时给我很大震动。我想：父亲是“过来人”，他追求了二十多年未曾放弃，一定有他的理由。入党，也应该是我的选择。
写到这里，突然觉得，这是一条多么莫名其妙的理由，当初怎么会被它“说服”？
对于父亲的事，我从来就知之不多，只大概知道他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的黑爪牙”，被发配到一个只有三万人口的小镇，变相地“改造”了很多年。
我四岁多时，妹妹出生了，与父亲分居两地的母亲不能同时照顾我们姊妹两人，只能将我送到父亲那里。我跟着父亲，住在搭建在荒凉的河滩上的“牛毛毡”棚子里。直到我高中毕业离开家乡，父亲也从未跟我谈过任何他在“文革”中的经历，或他对于国事的看法。他本人是西南政法大学政治系的高材生，但直至我高二需要选择学文还是学理时才第一次听到他发表任何跟政治有关的评论：不管谁当国家主席，1+1永远等于2；而学文科，却太受政治影响了。因此，虽然许多人主张女孩子应该学文科，在父亲的强烈坚持下，我还是选了理科。
直到最近，才知道一点点父亲挨斗的更多情况。67年时他患了急性黄胆型肝炎，住在医院里，但还是被拖出去批斗，两手被墨涂成黑色坐“飞机”，头发大把大把被揪掉，以至于三十几岁就成了秃顶。母亲既要照顾只有一岁多的我，又要照顾每天被斗得死去活来的他，还要替他写书面“检讨”，用毛笔写成大字报形式，按造反派的要求四处张贴，少了一份或贴错了地方都不行……
我想象不出父亲在遭受这一切时的内心感受。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一直是沉默寡言的。在他写信告诉我他终于被接受为一名中共党员时，第一次流露出了兴奋而激动的情绪，这也是我之所以受到影响的原因之一。
父亲的家庭出身是“小土地出租”，从一开始起就“政治不正确”。虽然才华出众，但多年不得翻身，不管他多么努力。得到党的吸纳使他终于摆脱了心理上的自卑？还是有其他什么意义？也许他永远也不会与我讨论这个问题。不谈政治是最安全的，即便是跟亲人。
许多人没有意识到，他们心灵深处对于“政治”的最深切的恐惧或厌恶其实是对于共产党整人历史的恐惧和厌恶，九评之三《评中国共产党的暴政》让人更加完整清楚的看到，共产党的政治如何就是杀人与整人。其实在民主国家，参与总统选举是每个公民的义务。这也是“搞政治”，有何可厌可怕之处？是共产党将“政治”赋予了杀人和动乱的内涵，而让许多国人反感无比。
成为正式党员刚一年多，就赶上六四大屠杀，心中的震惊和悲愤无以言表。北大是“重灾区”，当时流言乱飞，说要军管，学校强烈建议学生不要住在学校，尤其是睡上铺的，会有中流弹的危险。我一时找不到住处，仓惶中，借住在朋友办公室里，睡在硬梆梆的办公桌上。晚上出去方便，一阵机关枪响让我魂飞魄散，仔细一听才发现那只不过是一片蛙鸣。
几天后好容易买到火车票准备逃出北京。北京火车站象世界末日来临般乱，许多火车取消，许多班次晚点。长安街上被焚烧的坦克、军车依然在冒黑烟。我们坐在车站附近的一个大桥底下焦急的等待我们那班火车何时会开的消息。百无聊赖中，我们在大桥桩上画了一个李鹏的头像，然后从远处向它扔石子，看谁打得准。我们认定李鹏是这场屠杀的凶手，因此打他的画像出气。在六四过后的整肃中，所有学生党员被要求写详尽思想汇报，交代自己在六四中的思想及行为。在为求自保而“蒙混过关”的时刻，我从未对共产党在这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做过认真思考或分析。作为女性和理科学生，我的政治头脑向来很不发达。而且，跟许多人一样，对于六四的惨痛，我很快就从某种意义上“忘却”了－－毕竟我们家没有死人。
再回到我的入党初衷。很多人曾想过要通过自己的加入改造共产党。现实的无情打破了所有人的梦想。灰心之余，人们早已放弃了这种想法和努力。几乎没有人不承认：共产党不是什么好东西，但又对它的“强大”感到无可奈何。
读了《九评》，才明白这是为什么：共产党根本就是一个“抽象”的、独立的、寄附的外来邪灵，任何人只能被它控制、为它所用，怎么可能通过自己的“加入”而改造到它？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共的十任总书记都结局悲惨的被“打倒”后，它还能继续“繁荣猖盛”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在它的邪教教义中，“党”的利益永远高于一切。世间任何人，包括“广大党员”，都只能是为它所用的工具，而不能改造到这个“党”的半分。对它的任何幻想最终注定落空；而与所有幻想相伴的，一定是各种各样的民族乃至更大范围内的悲剧。
感谢大纪元的《九评共产党》让我重新反省当初的入党动机，认清共产党的实质并更加彻底的清理它的毒害。对于附体的外来邪灵，最好的摆脱办法就是坚决否定它的存在，主动从思想上到形式上摆脱它的一切影响和控制。
被共产邪灵附体多年的中华民族，已经“病”得太深了。对于一个病人，或被外来灵体控制的人，从来没有人会问：“没有了他的病（或附体），这个人怎么办？”因此，担心“没有了共产党，谁来领导中国”，就跟担心一个多年卧床不起的人没有了病还会不会生活了一样，完全是杞人忧天。摆脱共产邪灵后的中国，定会象一个被“鬼迷心窍”及疾病缠身多年的病人突然去掉了病根、摆脱了心智上的迷惑一般，迅速恢复健康，再现活力。
鉴于此，本人郑重宣布：之前所写的一切入队、入团、入党申请书，入党后所写一切思想汇报及半年、一年党员小结，及党团档案中所有书面材料全部作废，退出共产党，做个明明白白的中国人。
曾铮
2004-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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