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北京九龙山有个化工厂，是一位归国华侨创办而于1949年后为发展“祖国”化工产业，无偿献给党的，党不懂化工，乃让这位化学家当厂长。1952年三反运动铺天盖地（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后两反都落不到实处，头一反却落在一切基层领导及与财务稍有关系的人身上。
共产党搞的群众运动，一个雷天下响。党系统在各单位都下达具体数字，揪出贪污分子多少，按期上报，名为“打老虎”。厂长财务科长，管伙食的司务长之类不“坦白交待”，群众想各种办法如北京五中，就把年老的司务长放在跑步晨练的学生前面，推着他跑，喘不过气，跌倒在地，扯起来再推再跑。
九龙山化工二厂，华侨厂长一身清白，无懈可击，他既然把全厂都献出，岂能贪污。 1949年后找不出漏洞，就追究1949年以前的“旧社会”，这位厂长既已献厂给“国家”，以前的单据都已处理掉，实在说不清楚，而且是自己的财产，根本没有自己贪污自己的道理，但“群众”死追不放，连夜批斗，喊口号：“x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打倒贪污分子xxx”，“抗拒到底死路一条！”之类，最后精神崩溃，肉体也支撑不住，自杀。
1966年文革中，老厂留下来的老工人，还在怀念他（对工人如何客气，尊重及工资福利之类）。党中央及北京，党委统战部根本不知有这类因爱“国”而作牺牲的广大侨胞曾活在大陆。
2.我的一位同学，北京五中学生姓李，他的亲哥哥，西德专家，为报效“祖国”不听白人妻子劝告，坚决回归大陆而离婚，带着黄头发的小女孩于1962年“祖国困难时期”（三年“自然”灾害）归国，问其观感，只向弟弟说：“就看不惯那些中共特务，甚么也不懂，甚么也不干，专门看着你，没完没了的监视”。文革中除了“两弹一星”专家（氢弹，导弹及卫星）两钱一邓（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作为特例被“保护”外”连清华大学的钱伟长教授都一律批斗，大多受不了人格污侮及体罚虐待而自杀，那位西德专家当然也在其中。文革中军队里对归国专家更严厉，自杀的更多。
3, 到改革开放的1989年初，在北京东单街头遇到一位上访的老乞丐拿着个破铝杯讨水喝，一问才知是归国华侨，老专家在历次运动中被批斗，一层一层下放到农村，十多年“上访”已落得身无分文，饿得支撑不住，席地躺卧，市民给端来热水及烙饼，我告诉他去找欧美同学会，或许有人管。第二天清晨发现此老已冻死在东单街头。这也不是例外，中共对浪费大量宝贵人才并不痛惜，总不断有人回来。
二， 响往抗日或革命的学生
1, 陈忠实名著<白鹿原>中反映一群群响往革命，好不容易找到共产党游击队，都被怀疑为日本或国民党派来的“敌特”，一律投入干井，上压石板，活活饿死，闷死。其中包括其母梦白鹿投胎而生的女孩，也只能在投井前，上书痛骂共产党不分清红皂白而已。这不是捕风捉影，艺术想像，这是当时陕北大量事实的概括。
2, 在文革初期，中共第三号人物陶铸夫人曾志写的回忆录中写到同一时期的延安“整风”，若看<毛泽东选集>中的整风文献：<反对党八股>何等风趣，何等文雅，但曾志回忆录中，因相信“国民党不抗日”而跋山涉水，突破封锁线到达延安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大，中学生都遭到同一命运，曾志回忆当时延安窑洞掩盖不住彻夜凄厉的惨叫，在酷刑“逼供信”中，一位女革命者对“死不交待”的革命同志，竟恨得咬住肩头，活生生撕下一块肉来。
大陆作家海默，原北京育英中学高中生，1943年响往抗日，因相信国民党不抗日，与三，五同学瞒家出走，以给日本卫兵假作拍照突破封锁，到达游击区。写过不少小说，经历次运动，审查而未肯自杀。终于没能躲过文革一劫，撇下妻子儿女。
我的军政大学同学陶威，毕业后，一直留在军队中，成为专家。1968其姐在北京被通知 到外地驻军去见“尸体”，说是叛党自杀，但见浑身是伤，不能哭，也不能细察细问，匆匆回京。最起码在文革中遭到惨酷批斗，严厉审查。
三， 学术权威
文革中流传毛泽东及张春桥的一句话“知识越多越反动”就怕知识多的人了解马克思主义的老底，是资本主义不发达初期的产物，因而片面，短视，狭隘而偏执。 1904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巴甫洛夫，虽然受到列宁特殊优待，仍然不买马克思主义的账，指出“共产党正把俄国引向死路。”
文革中，毛泽东送给高等学府的名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成为鼓动大学生批斗大学教授的思想源泉，至今为李敖奉为经典。
有人认为1920年前后毛泽东对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小职员的地位感到屈辱，整死那么多大学教授，是出于嫉恨与报复。
我看并不尽然，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古今学问都视为异端，比如只承认马列主义的社会科学，不承认甚么“社会学”费孝通也因此倒霉30年。马尔萨斯学说被贴上封条为“反劝人口论”，中国大陆人口也因此4亿同胞增到13亿，约3倍强。
虽然中国没有“反动”的巴甫洛夫，大学教授，科学院士们都在“改造”但毛忍耐到文革，终于提出打倒一切反动（学术）权威，认为这是“四旧”的载体，封，资，修文化的传播者，跟共产党争夺群众，“征服人心”。
历史学名教授吴□虽然同意毛关于明史的观点，并常陪邓小平在灯市口西府夹道高干俱乐部打桥牌，也难逃没完没了的批斗。在文革初期1966年6月我曾在北京中山公园亲眼看到吴□，一身棕色中式衫裤，专门为批斗而穿的篮色胶鞋长站（免得脚痛）见人用袖遮脸，正在拉上台的途中，可见斯文扫地，人类自尊心的伤痛。同行的党员廖沫沙则另一种表现，挨打就大声喊痛，故意让人听见。
历史学家以党坐镇北大改造别人历史观的翦伯赞教授也不例外，莫名其妙被打成“特务”，无从辩白而自杀。
武汉中共早期党员李达教授，也列入反动权威，被红卫兵折磨至死。
至于名翻译家学贯中西，精通文学，美术，音乐，语言的傅雷（音乐家付聪之父）在1958打成右派，1968文革中因藏书太多，被抄家4天3夜，9月3日，夫妇站在家门口高凳 上载高低帽被批斗，不堪凌辱，9月4日双双自缢。
举凡高等院校，从1958年反右后，搞“教育革命”起到文革，不仅教授，付教授，连讲师也在劫难逃，打死的少，自杀的多。只有助教，研究生一级算做“革命群众”可以借批斗老师，保存自己，勇敢造反，毛泽东并非不知情，毛说：“知识份子就是爱面子，一戴高帽子批斗就不想活”。
四，诗人，作家，艺术家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共产党整死的文艺家大多是自己的党员，如作家赵树理，海默，田汉，罗广斌，杨朔，诗人闻捷等一大群红色作家，红极一时。
共产党人宣称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私利”不仅是虚伪。他们看不到，林彪所言共产党这架不断运转，倾轧的狡肉机，需要鲜血和生命作润滑剂，才能在自己不断制造的危机中苟延其生命。
“城头变幻大王旗”，所谓“与时俱进”不断变换的新旗帜，需要不断用党内外人头祭旗。
以小说而言，赵树理的<李有财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小二黑结婚>等都对巩固中共初期政权起过作用，杨朔<三千里江山>对粉饰金日成政权、中国工人“抗美援朝”唱过颂歌，都是响应当时中共号召的遵命文学，但到新口号：总路线大跃进，公社三面红旗导致中共生存危机，毛以文革新运动挽回败局时，又成了祭旗的血供，于是又有人血馒头喂养更新的作家，诗人，如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及部队作家的<苦菜花>，<欧阳海之歌>等红极一时，连为中共一贯捧场的郭沫若，在大会上连连说自己以前 的作品应该“全部烧掉！”
如果毛不死，文革继续深入，浩然等也可能像<红岩>作者罗广斌一样被血祭更新的革命。
至于党外文艺家，从美国奔向北京的老舍，不停歌颂“新”社会，被授以“人民艺术家”称号，15年后文革初期被红卫兵和机关中造反派暴打四，五个小时，直到自杀，也难明白，糊涂而死。
正如沉默先生所说：“台湾人士，欧美作家看共产党暴政如隔窗观察雷雨风暴”党外人士批判共产党只能看成僵死的政治体制，党悟的党员从内部自以为看透共产党，又脱不七共产党理论体系的思维，谁也逃不脱共产党唯“物”论的圈套，认为共产党体制只是“物”，可以改良，改造，用立宪约束它，媒体监督它，民主限制它。看不透它是吃人的活物。
直到<九评共产党>出现，笔者才初开茅塞，原来共产党这架狡肉机它是活的，最初几评指出它是有生命的，有能量的，（甚至是有场存在的）不是任人摆布的没生命的政治体制，如毛泽东所说它要不断的“吐故纳新”新陈代谢，如中共“国家”前付主席王震所说，“要用三千万颗人头来换，以不断补充能量，维持其衰危的生命。这种精神与物质相统一的犀利眼光，只有从上往下俯视共产党才可能具备。
党魁刘少奇临死还认为“个人受迫害是小事”，党的损失才是大事。
在共产党人眼中三千万人头，只是三千万“个人”，对于共产党集团主义者，死活都是小事。
其中包括党外文艺家周信芳，马连良，裘盛戎，严凤英，李哲，上官云珠，顾而已，李广田，周瘦鹃，难计其数。
作家王实味在行军转移途中，被枪毙，是常事。举凡以特嫌随军队转移（即逃亡）行军途中为甩掉“包袱”免得看不过来，逃走“投敌”，就地“处理”是“常规”。一位姓崔的保卫干事对我亲口讲他就干过。一个团的连级保卫干事就有权枪毙。一位华侨同学亲眼窥见一位美丽女孩在压解途中被脑后开花，血溅秀发，印象太深写在入学自传中，而永远对共产党想不通。
其实所谓“特嫌”不过是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或“国民党”王实味的特务证据不过是“乐奏玉堂春，歌舞金莲步”十个字犯忌，出现在党办的延安文艺刊物上，当是允许发表，也是共产党提倡的“繁荣文艺”。一个作家跑到延吃小米，住窑洞，只为写文章去当“特务”，它自己也说不通。
五，“历史”反革命
凡在1949年以前在“旧”社会工作过，尤其是国民党留在大陆的军政人员，与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将领。范围极广，如被日本请到南京唱过戏的国剧名演员马连良也在文革初期以“历史反革命”被斗而死。
六，地主，富农家庭成员
经土地改革，流血斗争，大地主都灭绝，中，小地主文革初期作为长期专政对像又被家族灭绝，多人回忆录中谈到湖南，广东文革“红八月”大杀戮中，河里流尸不绝，戏降犊常(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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