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源: 正确看待康干之世 ——与戴逸先生商榷

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确有作为，作出过一些重大贡献。主要功绩是将汉、唐、元以来的中国版图从此固定了下来，为多民族现代中国的疆域奠定了基础；以“改土归流”为代表的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直接管理，大大加强了这些地区人民的国家意识、统一观念和大民族归属感等民族文化心理，促进了多元的中华文化的融合与发展。至于其他几项，按照比较历史学的观念，即不仅与自己的过去进行纵向比，更要将对象置于世界范围内进行横向比，还需要透过表象进行实质比，则颇可商榷了。

戴逸先生强调，“康雍干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程度最高、最兴旺繁荣的盛世。”他认为康雍干时期“生产力高度发展”，理由是当时中国人口已有三亿，而西汉盛世时不过五千万，唐朝开元盛世也只有八千万左右。“这样，康雍干盛世的经济力量就远远超过了汉、唐的盛世，而且两者的差距还很大，”西汉（前206－－公元23）与唐代（618－907）的下限距康雍干时期（1662－1796）的上限约为1600年和750年，且不说经过这么久之后这样的比较能否说明“远远超过”，只要想一想汉朝和唐朝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强大，其世界领先程度远过于今日美国对于欧洲与日本，想想康雍干时期清朝的国力与西方不断发展着的各国相比正在不断走向衰落，就足以对“盛世”打个问号了。这种人口无限制的增多并非好事，至道光年间人口激增与土地不足的矛盾已极其尖锐，对环境的破坏大大加速。事实上康雍干时期的经济发展是明末以来战乱频仍之后的一种恢复性发展，而并不是由于新的生产方式和使用新的科学技术引超的生产力革命性大提高。因此当这种恢复性潜力发挥完结，中国经济的落后与停滞就迅速暴露在世人面前。鸦片战争距乾隆末年仅45年，“大清国”竟如此不堪一击，便是明证。

戴逸先生说：“统一之后经济发展极其不平衡……利益不同，思想观念更不同。这就需要强大的中央集权统一管理，而加强中央权力，实际上就加强了皇帝的个人权力，加强了封建专制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即使时至今日也是任何一个大国不可避免的，但将它作为“加强了封建专制主义”合理依据，实难令人信服。“在制度上康雍干盛世的制度创新意义重大，政治制度的改革作用明显。这是封建专制发展得最完善的时期。”此说非是。制度是否进步或“完善”，主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与生产力的发展。康雍干三朝在改土归流等政治制度上确有一些改革，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包括设立军机处在内的一系列措施都是为了进一步加强本来已经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皇权，使清朝数亿臣民俯首帖耳听命于皇帝一人，使各级臣工绝对服从上司，从而使整个国家机器完全僵化，失去活力。这种政治制度的严重弊病在乾隆后期已经非常明显，富可敌国的大贪官和王申之所以在乾隆朝得志数十年而无法揭露，就是一个显例。鸦片战争起中国屡战屡败，表面原因是西方坚船利炮，实际上清朝这种极端落后的专制政治制度才是根本原因。甲午战争中的北洋水师在舰船本身上毫不亚于日本，却全军覆没，即为铁证。

戴逸先生指出“盛世的阴影”主要是四个方面，且将“闭关锁国”置于“重农轻商，禁锢思想，轻视科学”之前。我认为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一个：极度专制彻底扼杀了中国人的思想活力，举国奴性泛滥，尤其是使得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噤若寒蝉。如果不是残酷地进行思想迫害，那么在思想活跃的情况下，闭关锁国、重农轻商、轻视科学等问题都不难发现、改进从而得以迎刃而解。

康雍干祖孙三个，文字狱一个比一个厉害与残酷。不但不能在文字中出现“胡、虏”等字眼，即使不避皇帝名讳都是“大逆”之罪。涉及“悖逆”文字时不但作者惨遭杀戮，还要连累刻、印、售、购者连坐，“失察”官员降职甚至处斩。康熙五十年已经“宽文字之禁”，但是仍然将真实记载明太子死于狱中的戴名世“从宽免凌迟，着即处斩”，两个重要人物已故，开棺戮尸：作序者、出钱刊刻者和看过此书而未首告者统统问罪，牵连族人、门生、朋友及其亲属多达三百余人，其中有平日与他论文的尚书、御史等京官32人。雍正处死他最倚重的大将军年羹尧，主要把柄之一也是文字。雍正三年二月天空日月合璧，五星连珠，年羹尧也和群臣一样上疏贺此大吉大利之象，疏中用了“夕惕朝干”四字，语出《周易》，“君子终日干干，夕惕若厉。无咎。”年羹尧本系奉承雍正整天都在自强不息、小心谨慎地为国操劳。此语通常作“朝干夕惕”，是个并列结构，前后互换并不影响原意。汉语中类似词语颇多，如“柳暗花明”、“三教九流”，不胜枚举。雍正却说他有意倒置，心怀叵测。“羹尧不以‘朝干夕惕’许朕，则羹尧青海之功亦在朕许不许之间而未定也。”（《清史稿•本传》）。于是这位助他夺得帝位的左膀右臂被捕回京，定罪多达九十二款，其中斩罪三十余。后来年羹尧哀求“留下这犬马，慢慢的给主子效力。”雍正“恩准”其于狱中自尽，子被斩，其他十五以上子孙发边充军。江西举人王锡侯即因编字典《字贯》被处死，《东华录》载乾隆四十二年十月的上谕道：“竟有一篇，将圣祖（康熙）、世宗（雍正）庙讳及朕御名字样开列，深湛发指！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结果王锡侯立斩，三个儿子四个孙子皆斩监侯。由于“失察”，江西巡抚海成也斩监候，两江总督高晋降一级，江西第二、三把手从二品的布政使与正三品的按察使俱降级为正五品的同知。乾隆朝的文字狱多达一百三十余起，动辄斩首、弃市、凌迟、门诛甚至灭几族，连已经死了多年的都要开棺戮尸！

康雍干三朝尤其是乾隆朝，不但对清朝统治者有所不满或对明朝有所怀念的书籍统统禁毁，而且连与程朱理学相抵触的书籍也都不得超生。如李挚的书籍就因为“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尤为罪不容诛。”因此在西方思想不断翻陈出新、各种学说竞相争鸣之际，中国在明代中后期稍稍活跃起来的思想文化界顿时变得万马齐喑，中国本来就一直受到压抑的创新精神至此彻底被扼杀。中国官场过去就等级森严，“下官”、“卑职”之声不绝于耳。至清代尤甚，自王公大臣起在皇帝面前口口声声自称“奴才”，唯唯诺诺的奴性弥漫于朝野上下。

中国落后于西方自然并非自清代始。但是在康雍干之际，列强还没有强大到足以用坚船利炮威胁中国。如果不是由于康雍干三帝的严重失误，凭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与人才资源，完全可以在几十年内迎头赶上并迅速超越。比康熙朝晚150年的日本明治维新即为一例。在1662－1796年的康雍干之世，国外发生了许多改变世界面貌大大推动历史前进的重大事件和重大发明，为什么古代有那么多重大科学技术发明的中国人，有清一代长达268年中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不仅几乎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重要成果，连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热情都直到19世纪末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时才高涨起来？我们往往只注意到当时科学家在西方大量涌现，其实更重要的是西方的环境有利于大量产生思想者。而康雍干时期的中国则根本不允许人们有一点点自己的思想，自然就不会有思想家，因而也就不会有科学家了。

正如有的西方学者指出的那样，当时的中国属于表面繁荣而实质停滞，西方则暂时还贫困却在迅速发展。（参见周宁、梁光玉：《停滞的繁荣与发展的贫困》，中华读书报2000年4月12日）戴逸先生引用的美国学者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一书关于“十八世纪中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的百分之三十二，全欧洲也才百分之二十三”，并不能证明“从横向来看，康雍干盛世都是一个非常繁荣发展的时代”。因为欧洲工业革命带动的新型工业，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机器大生产的生产方式这两个根本方面都比康雍干的清朝先进得多。因此中国由于人口远多于欧洲而形成的总量上的暂时优势，不久便荡然无存。

正是由于康雍干三朝的极度专制，使中国在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上彻底失去活力，以至于与世界的差距迅速扩大而且越来越大。中国的儒家思想自孔子、孟子以来虽然有所发展，但从孔、孟思想中最宝贵最核心的成分人文精神来看，实际上一直在不断失落。汉儒与宋儒、明儒在“仁者，爱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些基本精神上不断倒退。孔子游说各国时虽未受到重用，但他在精神上并不低下卑琐，孟子则多次使国君“王顾左右而言它”，令人感到某种比较平等的气氛。而清代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成分恶性发展，尤其是奴性发展到极致，思想窒息，活力尽失。龚自珍“我劝天公重抖擞”，并不仅仅是“不拘一格降人才”，而是希望“天公”改变那种“避席畏谈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万马齐暗”的可悲局面。康雍干之世完全没有汉唐那种昂扬向上、奋发进取、为国建功立业的大汉精神和大唐气象，没有班超、李白式的充满“壮士志”，“为君谈笑净胡沙”的一大批“大丈夫”。杜甫诗以赞扬的语气写道：“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里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如果是在康雍干之世，那么李白、杜甫都将灭族，连家中藏有此诗者都可能连坐。整个民族精神被压抑得萎靡不振，

这是中国古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惨痛精神浩劫！

辛亥革命先驱者已经认识到这一点。邹容在《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一文中指出，当时的中国人无不“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倚赖之外无思想，服从之外无性质……伺候之外无精神”。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先驱者着力批判的正是这种误国误民的奴性。他在1908年的《破恶声论》中就指出：“今之所贵所望，在有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胡适在谈到五四精神时说，它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的“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新思潮的意义》）

古今中外文化史都毫无例外地证明，社会生产力的任何历史性的大发展都来源于思想解放。没有欧洲文艺复兴就不会有商业革命、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中国在20世纪的两次巨蠓稍径荚从谒枷虢伙拧５谝淮问俏逅脑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