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代冻死骨看中共御民五术(图)

河北老人被活活冻死（视频截图 X 推特）

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弱民》（秦．商鞅）

“为保皇城一片天，津冀鲁豫禁燃煤”背后的治理逻辑

2017年3月5日，李克强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蓝天保卫战”。从政策文本层面看，这是一个典型的环境治理目标；但在现实执行中，它迅速演化为一场以行政动员为核心、以政治绩效为导向的“运动式治理”。

在津冀鲁豫等传统燃煤取暖地区，地方政府将“散煤”锁定为主要污染源，并在短时间内实施全面禁燃。这一政策并未遵循现代公共政策中强调的渐进替代、成本评估与社会承受能力原则，而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强制推进，形成了典型的“一刀切”治理模式。

从能源结构的现实条件看，散煤长期存在并非农民“观念落后”，而是基于经济理性。散煤来源分散、交易充分竞争、价格低廉、储运灵活，与农村家庭的现金流结构高度匹配。相反，电力与天然气作为高度垄断的基础能源，其价格、供应稳定性和支付方式均由国家与国企体系所控制。这种能源替代，本质上并非单纯的环保升级，而是一种通过行政权力完成的资源再分配与控制强化。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民生保障明显不足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却投入大量财政资源用于散煤监管体系建设：无人机巡查、红外热源监测、网格化责任制。这种“高强度监管，低水平保障”的组合，构成了一种极不对称的治理结构。

在此背景下，农民被剥夺了使用散煤与农作物秸秆的权利，却又无力承担电能与天然气的长期成本，只能在严冬中被迫以被动方式“忍受寒冷”。在习近平宣布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近五年后的冬天，燕赵大地上竟然传来了爷孙三人冻死在屋内的噩耗，这种当代“冻死骨”的惨剧，彻底撕碎了盛世的伪装，足以对现行治理逻辑构成根本性质疑。

御民五术的现实投射

在舆论尚未完全发酵之前，中共当局的维稳机器便已率先启动。信息被迅速压制，关键词被屏蔽，相关讨论被降权、封禁，仿佛只要不被看见，悲剧就从未发生。正如以往无数次社会不公事件一样，“没有发声，就是没有发生”，已然成为统治机器的一种条件反射。从这种掩耳盗铃式的治理逻辑中，我们依稀可以看到一套古老而熟悉的统治术，商鞅式的“御民五术”。在这一逻辑中，人并非目的，而只是工具、手段与资源。统治阶层并不关心个体的尊严与福祉，他们真正关心的，是秩序、控制与服从。在独裁者眼中：民愚，则需更愚之；民欲强，则必弱之；民力有余，则需疲之；民尚尊严，则辱之；民欲自立，则贫之。

五术之一：愚民，认知管理与政策幻觉

中共政权长期通过垄断信息渠道、控制教育体系与制造系统性谎言来实现愚民治理，其核心目的在于削弱民众的独立思考能力与现实判断力。这正对应商鞅所谓“民不贵学则愚”的统治理念。

他们所需要的，不是具有主体意识的公民，而是可以随时替换的“功能性人口”，工人如齿轮般日夜运转，农民如老黄牛般终身耕作。为此，他们不断发明充满道德绑架色彩的概念，如“奉献光荣”“吃苦是福”，又不断复刻令人作呕的政治寓言，如“雷锋精神”，其真实目的只有一个，让人心甘情愿地无偿付出，并对剥削心怀感激。

在河北“煤改气”政策中，这种愚民逻辑体现得尤为赤裸。最初，地方政府以高额补贴诱导农民配合改造，补贴一度达到每立方米1元，随后迅速下调至0.8元，再降至0.2元。这种“先上车、后宰客”的手法，即便放在江湖黑道中也属下作，却被堂而皇之地用于基层治理。他们不再需要赤裸裸地用暴力逼迫民众配合，而是通过精心设计的“政策陷阱”与信息不对称完成控制，以更低的成本实现更高效的统治。

五术之二：弱民，去组织化与基层社会的瓦解

历史反复证明，真正令统治者恐惧的，从来不是个体，而是有组织的民间力量。在地方政府推行火葬时，贵州息烽县寨子里的苗人能组织起来打跑副县长，能让来挖坟抢尸的官员披麻戴孝跪在死者灵前赎罪。在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合作强拆时，浙江苍南县黄氏祠堂里的汉人组织起来擂堂鼓、抽生死签、组敢死队，誓言让强拆者灭门。这些案例说明，只要基层社会仍保有自组织能力，权力就不可能为所欲为。也正是这种民间基层力量的存在，支撑着中华文明一直在治乱兴替中延续。却让集权统治者及马列毛主义者睡不着觉，所以要不惜一切代价，通过一轮又一轮的奴化教育、去宗族化、去地方认同、去历史记忆，使个体彻底原子化，最终只能依附于国家机器生存，以达到弱民的目的。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然而民风彪悍，崇尚勇武、义气与牺牲精神的古燕赵民众在一轮轮的王朝奴化教育中愈发孱弱，荆轲刺秦何等悲壮，而当下古燕赵地区民众却被活活冻死！几条人命的逝去，在众人眼中就像倒掉了几碗水。燕赵男儿志何在？英雄气何在？一纸禁煤令就能束缚住手脚，就能让人畏首畏尾，就能让人支支吾吾，中共弱民之术，已臻化境。

五术之三：疲民，程序化的全方面消耗

独裁者与普通人一样，每天只有二十四小时。为了弥补这一“先天公平”，统治者必须通过精密的制度设计，最大限度地侵占民众的时间与精力，使其陷入一种“永恒的奔波”之中。高强度劳动、低保障回报，使人长期处于生存焦虑之中；而在仅存的闲暇时间里，又用短视频、热搜、娱乐八卦等信息垃圾进行彻底碎片化。这种“信息奶头乐”几乎零成本，却能有效麻痹意识、消解思考能力，最终使民众在碎片化的感官刺激中消解了对现实不公的愤怒。

信访制度同样是疲民术的典型体现。它并非真正的救济通道，而是一条消耗之路：耗时间、耗金钱、耗体力、耗精力、耗尊严。层层拦访、截访，最终只会将人拖入彻底的身心枯竭，而上访者在耗尽这一切后，最终会乖乖回归到原有的位置，继续被压榨。正如商鞅《垦令》中所讲，“乱农之民无所于食而必农”，当今的现实是“乱奴之民无所于食而必奴”。

在津冀鲁豫的广大农村，面对禁煤令，当基层民众因取暖问题产生不满、聚集反映情况甚至公开“闹事”时，地方政府往往会迅速启动“柔性应付模式”，先以解释政策为名进行安抚，再以“调研评估”为名进行拖延，最后以“向上级反馈”为名将矛盾转移，这套流程将反抗力量持续转化为可被消耗、可被吸收的过程。那些曾因取暖问题而愤怒、抗争的人，在得不到满意的结果后，只能在寒冬过去后被迫回归原有的生存位置，继续为生活奔波，积攒物资为下一轮寒冬做准备。

五术之四：辱民，告密治理摧毁尊严与社会信任

独裁政权最忌惮的就是基层自组织，他们最清楚“星星之火”的力量，所以他们就是要摧毁民众之间的道德联结与信任结构，将民众彻底打散，其中最主要的方式之一就是推行“告奸”制度，通过鼓励亲属、邻里、同村村民之间相互揭发，以绕过高昂的执法成本，将监控责任下沉至社会最基层。这种制度逻辑在“文革”时期曾以极端形式全面展开，造成家庭伦理崩解、社会信任坍塌。值得警惕的是，这一治理方式并未随着时代结束，而是在当代基层治理中持续存在。

在河北等地的禁煤治理中，这种“辱民”逻辑再次显现。地方政府不仅鼓励村民相互举报燃烧散煤和农作物秸秆的行为，甚至在部分地区明确承诺：对违规燃煤但主动供出散煤销售者信息的农户予以免责，乃至给予物质奖励。由此，守法与违法的界限被刻意模糊，道德判断被制度性扭曲，出卖邻里反而成为一种被激励的“理性选择”。

当村民意识到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潜在的举报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便不再建立在互助与信任之上，而是建立在恐惧与防备之中。沉默成为自保，疏离成为常态，社会被迫退化为一盘无法凝聚的散沙。这种以羞辱与告密为核心的治理方式，真正摧毁的并非“违规行为”，而是民众作为社会成员所应具备的基本尊严。

五术之五：贫民，极端的生存压缩

河北地区农民因取暖不足而冻死的现实，深刻暴露了当代农村家庭经济结构的极端脆弱。尤其是老年农民群体，其每月不足两百元的养老金水平，甚至不足以支付一周的取暖费用。在这种收入结构下，任何对低成本取暖方式的强制剥夺，都会直接转化为生存风险。

商鞅在《说民》中主张“家不积粟，上藏也”，即限制民众财富积累，使其在基本生存之外无法形成独立性，只能依附国家权力体系而存在。与商鞅时代尚且承认“基本生存底线”不同，今日的治理实践甚至不再为农村人口保留最低限度的生存弹性，散煤被禁止，农作物秸秆被禁止，而替代能源的长期使用成本却远超其收入承受能力。在这一结构下，政策并非在引导转型，而是在系统性地压缩生存空间。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政治口号，在这一现实面前显得格外讽刺。当一个政权既不允许民众保留低成本生存手段，又不提供足以支撑替代方案的收入与保障条件时，其治理逻辑已不再是分配不公，而是制度性榨取。

在一个GDP位居世界第二的国家，普通民众的医疗、教育与养老问题长期悬而未决，甚至连最基本的取暖保障都无法兜底，这不仅意味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失败，更意味着治理者已彻底撕下象征性的道德遮羞布。民众不再被视为需要保护的对象，而被当作可以消耗的“治理燃料”。

良民冻毙风雪日，揭竿而起又是谁？

中共在庙堂之上高调宣称已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然而在现实层面，底层民众甚至连选择廉价取暖材料、维持基本生命体征的权利都被剥夺殆尽。当一个社会无法保障最基本的生存安全时，任何关于民主、参与或认同的叙事，都只剩下象征意义。

随着经济持续下行、就业机会收缩以及返乡人口不断增加，这种结构性矛盾并不会自行消失，未来的每一个寒冬，都只会让这条生存裂缝撕得更宽、更深。也许这一代人仍会忍耐、沉默，甚至在寒夜中悄然死去，把“冻死”当成一种听天由命的结局。但因政策治理失败而结下的血仇，绝不会随寒风而逝。他们的子女，在目睹了父辈被剥夺尊严、被视作“燃料”而牺牲后，在面对如此清晰且冷酷的现实时，还会轻易相信中共那些干瘪的政治陈词滥调吗？？

当内部压力持续积累，当献忠化成为一种心理出口，那么真正的问题不再是“会不会”，而是，揭竿而起，又在何时？

是在火星点燃枯草时，还是在下一场风雪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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