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一名记者热情地向他搭讪，表示将给予该活动显著的报道。
几天后，为了收集剪报，陈瑞按照该记者名片上的资料，打电话给报社，愕然得到“没这个人”的答复。他觉得有点不对劲，但想到上海地广人多，记者跳槽并不新鲜，所以就耸了耸肩，没去追究。
没想到，大约一个月后，他接到酒店的投诉电话，说一名出席过宣传活动的记者到酒店白吃白住，还累积了大笔开销。
那名“记者”，就是在新闻发布会上给他假名片的男子。
“他自称是高级编辑，从互联网上下载别的记者的文章，再把自己的名字签上去当成是自己的署名。”陈瑞向本报忆述当时的情形时，还感到有点愤怒。
原来，这名“记者”声称认识该酒店经理，表示要入住该酒店。由于当时酒店经理正在度假，代经理姑且先让他住了下来。不料，该名男子越住越“爽”，后来还带了朋友来吃喝玩乐。代经理觉得事有蹊跷，要他结账退房，他却耍赖，硬指酒店经理让他免费入住。代经理为了息事宁人，情急之下只好放他走。
酒店经理回来后，果真表示不认识这名男子。倒霉的代经理唯有偿还该名骗子积累的账单。
行径如同黑社会
这仅是中国“假记者现象”严重性较轻的案例。
近几年，中国屡屡出现有人假冒记者行骗的案子。《了望东方周刊》报道，单在今年，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就取缔了21个非法记者站、查处了8名假记者。当局估计，目前还有100多名记者逍遥法外。
这些“记者”非常“专业”，不但有记者证，还设有记者站，行径却媲美黑社会。他们一般借揭发腐败为名义，勒索“受访”的企业。企业因担心得到负面报道，只好对他们又塞香烟又塞钱。但是，这些“记者”叫价可是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人民币）不等！
据报道，山西最近取缔的北京《警视专刊》山西记者站时，惊然发现这个“新闻单位”设有“债务清欠部”、“打假维权部”、“制作室”、“策划部”，甚至“护卫队”。“记者”除了“采访”，还帮人讨债、收保护费，假记者都在北京的总部受过擒拿和格斗的训练。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媒体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力以及责任越来越大，因此成了一些人借以谋利的手段。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接受《了望东方周刊》访问时说，人们对媒介寄予的希望越高，说明社会制度本身尚需完善。“制度建设的不完善给假记者的生存创造了一定的空间，也造成了一定的恶性循环。”
有者指出，目前给“车马费”（一般从200元到300元不等，约40至60新元）邀请记者采访的“行规”是造成假记者轻易得逞的因素之一。一名自称周士君的网民在人民网发表看法说：“假记者们之所以能不虚此‘骗’……就是因为作为记者吃不掏钱饭的机会太多的缘故使然。诸如有的庆典或大型会议，到场的记者不仅可以混个‘肚圆’，而且临走还能捎带些价值不菲的纪念品，甚至以‘交通费’或‘车马费’的名义揣上个沉甸甸的红包。”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告诉本报，许多记者都持有通过采访换取好处的不正当心态。他说：“这里有个‘跑场子’的说法，就是形容一天采访好几个活动，以收集更多‘车马费’的行为。”
对许多外国公关而言，为了确保宣传顺利，给“车马费”是无奈但必要的做法。陈瑞说：“给车马费的风气已被滥用，成了变相的‘买版位’，这无疑对中国公共关系行业的发展有害无益。中国政府应该逐渐加强这方面的立法工作，公共关系行业才有健全的发展空间。”
(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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