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用文人与稳定压倒一切

御用文人分两种，一种是主动地死心塌地为主子或自己利益效命的，这种人我视之为敌，必欲除之而后快。但这种人往往是大奸大恶，非是我等能对付得了的。另一种往往也是具有独立品格的知识分子，其符合统治阶层的言论也是他自己思考得出的，只是不自觉地充当了御用文人的角色。这种人现在往往混得很得意，每放一点厥词都会得到众多响应，大有其言可以兴邦的意气风发。

共产党发明的中国特色与政治稳定之说可以阻挡任何西方的价值观念。可悲的是居然就有很多人随着这种的说法起舞。难道没有发现，这套学说只停留在肤浅的定性阶段，其后的深入研究却不见踪影，如具体什么样的西方思想与制度适合国情，什么不适合？什么样的改革可以保持稳定，什么不能？等等。 结果就是当权者采取的措施就是适合国情，否则就是不适合不可以保持稳定。

那么现在改革到底是快的需要不停地踩煞车喊稳定，还是要加油呢？真是见仁见智。但是稳定论者必然要用国情和动乱这两条法宝为其辩护。而这两条法宝又好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对任何不入眼的新事物都有效的紧箍咒。其实，可以用放开言论管制来衡量中共改革速度和诚意的标志。放开言论根本不是激进，只是退回到49年前的自由水平。总不能说现在的经济教育基础还不如那时吧。感谢国民党留下了一个已被证明符合国情的参照物，否则我还真无法辨驳稳定说了。
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没有自然科学可靠，社会科学的误差大到对任何实际问题都无效的程度，比如对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在中国和欧洲日本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改革的路很长但相对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的时间刻度要小得多，这就相当于牛顿定律对微观世界一样。因此强调按社会发展理论一步一个脚印稳定发展的人，也必须要看清楚自己理论的局限性的同时，还要说清楚你那一步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时的原地踏步，还是日本明治维新时的一大跳。

由于社会现象的千奇百怪，找一些论据提出各种定性理论很容易，难就难在度和量的把握上。社会中的绝大多数概念原本都是相对的，可一旦要弄成理论就往往要把概念单纯化绝对化。但是人们往往把绝对化的理论概念和现实中的相对概念等同起来，造成偏颇。共产主义实践就是社会科学的一次大失败。没有量化研究，中国特色和西化这两个词无所谓好坏，稳定和动荡也无高低之分。以后中国社科研究应该以具体可操作性为标准，只会说空洞的定性理论和名词的家伙都应该被清除出知识分子队伍。执政者也不能整日空投口号喊稳定重要，而没有进一步的可执行计划，那是有意拖延政改。必须向民众承诺一个不快也不慢的政治改革时间表之类的具体规划，展现改革的诚意。
我只想提醒那些不自觉地御用文人们，稳定说与激进改革说一样不科学，不过是与激进改革对等的一个观点罢了。之所以好像被普遍赞同，也不过是政府喉舌不给激进改革立场以机会而已。稳定说存在的价值就是为了平衡激进改革者的过激行为。同样，“腐败必然论”“贫富分化必然论”这些似是而非的言论也只有在面对“为了消除腐败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共产均贫富”等过激言论时才有价值。现在的大陆，激进改革的声音微乎其微，也没有多少推翻中共重塑社会的呼声。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人在不停地乐此不疲地鼓吹宁稳勿进的言论，我不骂他捧既得利益者的LP，就对不起大陆民众。
希望人们尽量减少无意中被既得利益者利用的机会。

后记：稳定压倒一切的言论已有被既得利益者用来拖延政改之嫌。但就是还有许多人陷在稳定论的泥潭里，一见到稳定两个字马上就俯首称臣。我就是想戳破这层窗户纸，增大政改的呼声。中国现在是上下两头清，中间官僚腐败横行。希望下层的呼声能帮助上层推进改革。言辞有激烈之处，戳痛了稳定论拥护者，请包涵。只希望大家能在拍砖之后，对稳定说在心中打个问号就行了。(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