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着……共产主义幽灵；
这个幽灵在欧洲确实没有落脚之地，只能游荡”。
英国大哲学家罗素爵士一针见血地看出它是在号召啸众抢劫，在中国称这种土匪为“明火执仗”。
罗素说：“在英国，一个青年工人要想改善自己的地位，可以积蓄工资上大学，加入中产青年阶级行列，何必集体抢劫，抄设别人辛苦挣来的财产”。
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看不清这种阶级流动与转变的趋势，欧美中产阶级大部份是从社会低层上升的，美国许多石油大王之类来自最低层的工人，事业有成后，鉴于没有文化的缺憾，回馈社会，洛克菲勒加入的基金会办起芝加哥大学，大办教育形成热潮，同时私人基金会大办慈善事业，形成良性循环，今日美国中产阶级达人口70%以上，科技发展，后劲很足。这是所有正常的资本主义国家致富之路。
共产幽灵在欧美吃不开，马克思、恩格斯成立的第一国际默默无闻，马克思不像被后来吹捧的神乎其神，不过是个落魄的穷知识份子，他的《资本论》出版收入，他自己说“不够吸雪茄烟。”他周围都是和他一样不从事劳动的“职业”革命家，马克思宁可让惟一男孩病死在怀中，也不肯从事“工钱劳动”，他的女儿燕妮和女婿拉发格到老年穷到双双服药自杀，还标榜在实践“不劳动者不得食”。
马克思的学说，当时在西方不过是一家之言。研究并发展了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经济学说的著作很多，德国工人狄慈根的研究结果与马克思雷同，尤其在“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上与马克思结论一致，第一国际的宣传家梅林、拉法格以为，普通工人也能得出与马克思一样的“科研”成果，显不出马克思的伟大，使工人狄慈根默默无闻。其实企图把空想的社会主义变成“科学”是当时的社会思潮，普通工人也达到了和马克思的理论一致，在当时是很平常的事，并不新奇。只是后来马克思被共产党宣扬为神，全知全能。狄慈根却被历史遗忘。
后世共产党把“五一”劳动节吹得过分，其实欧美工人是自发起来要求改善劳保福利，美国工人争取8小时工作日得到成功，其中“学习8小时”被共产国家故意忽略，而这每天学习8小时才正是罗素先生所说的保证工人改善地位的重要条件。
马克思诱惑工人从“经济运动”转入“政治斗争”失败，只能幻想：“英、法、德三国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同时起义，社会主义就会胜利。”
法国冒出个“巴黎公社”，马克思欢喜若狂，那也不是工人起义，都是法国大作家雨果笔下的流氓无产者，在重复《悲惨世界》中巴黎不断发生的街头暴动。不过放了些气球，系上些传单飘到郊外工厂区，根本没有人理会，关键是攻陷了关押大批重犯的巴士底狱，就像1945年西伯利亚囚徒加入苏联红军“解放”中国东北一样，先对日本人后对中国人放肆轮劫、强奸。这些轮劫、杀人重犯一窝蜂似地涌出地狱，以退耳为首的法国政府机关暂时避难，撤出巴黎，不久回去收拾局面，一场闹剧告吹，法国人作为历史记录，留下一堵“哭墙”。
马克思总结教训：没截留银行存款，更没“打碎旧国家机器”。
这便是二十世纪初传闻的斯大林抢劫银行运款车，列宁写《国家与革命》心心念念要打碎美国式的“国家机器”，以及毛泽东搞“无产阶级大民主”使文革中打、砸、抢、武斗盛行全国的策略渊薮。
巴黎公社成员作为共产党起家始作俑者，在二十世纪的后代中 也留下影子，不仅有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的“解放者”（把百万日本关东军武器，全部给了林彪）；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中冲入沙皇东宫的小头头，上衣兜揣着把小梳子，时时不忘照镜子梳头，也和江泽民极其类似；尤其毛泽东在出世“经典”《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描写的那些“革命先锋”，并得出结论“庇子运动好得很”，“流氓无产者，最能勇敢奋斗。”
至于共产党与流氓分子不可须萸离的原因，也可以探索。
马克思学说的自然科学基础只限于当时的进化论，细胞学说与能量守衡定律，在十九世纪初，分类科学刚刚开始发展，一些自命天才的知识份子便开始狂妄，形成一种社会风气，柏林大学助教杜林嘲笑“中国式的博学”似乎是百科通家，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批判杜林狂妄，其实恩□斯比杜林更狂妄，自称是当时对各门科学是“通才”，只是承认“表达笨拙的地方请专家见谅，他和后来出现的尼采同属于当时这种社会风气的狂妄代表。
恩格斯说：“中世纪及其以前的一切，都要在人类理性审判台上辩护自己存在的理由。”
恩格斯和尼采都把当时囿于人类有限的知识和自己有限的人生经验阅历的人类“理性”看成新上帝。
在理性审判台上审判的结果，便是否定中世纪及其以前的一切文化，不仅否定欧美文化之源的苏格拉底等人希腊文明，东方的释、道、儒精神文明更成了“中国式的博学”，认为东西方古典文明都只能“为世界提供模糊的图画”。
毛泽东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要给予总结”，一句话便把孔子之前的先秦文明全部砍掉，年轻轻的二十多岁便说：“西学有实无虚，中学有虚无实”，对中、西文化片面加以肯定与否定，毛自称与他思想相通的鲁迅也说“老子的《道德经》大而无当”。毛在《矛盾论》注释中竟把传统的道学、玄学斥为“形而上学”。共产党人无知地把作为“形而下者谓之器”的马列唯物学说当成圣典，把“形而上者为之道”的佛道学说视为迷信，贻误中华民族，衍至罪孽深重而不自觉。
十九世纪中叶，自然科学对微观物质世界的探索还刚开始，居里及其夫人刚刚诞生，恩格斯只能设想，最微观的物质是“夸克”，没有现代的量子力学，爱因思坦的狭义相对论与广义相对论还没出现。
共产党的唯物论就建立在这种科学蒙昧的基础之上论证精神与物质是分离的，物质第一性，把精神只作是反映物质的没有实体的“虚无”，现代生物学已发现，西红柿、郁金香、莴苣一切花卉、菜、果都对外界有喜、惧、忧、乐的反映，测谎仪可以实地证明他们有精神与感官。当时哲学家只能设想大脑产生思维可能像肝胆系统分泌胆汁，被批判者以为庸俗唯物论。
李洪志先生以物质与精神一性论，统一了人类几千年来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分裂误区。古希腊苏格拉底曾提出精神与物质不可分，德国康德的宇宙不可知论的理论基础是认为以地球上的物质组合成的人，不具备认识宇宙巨系统的智慧，也初步意识到物质与智慧的统一。现代物理学已发现了物质的无限可分性，证实了李洪志先生所说：“物质粒子越微观，放射性越强，能量越大”（大意）。中微子可以轻易穿透三百个地球，甚至厚达几亿光年的固体铅，神通何其广大？那么若是中微子再分解亿、兆方次，那神通将会怎样不可思议？高能量物质与人相似，不可预测，具有无限多样多变性，具有灵性。所有粒子在几种可能的运动轨迹中，能作出人都不可能瞬间作出的最优选择，足以证明由量子物质组成的一切个体都有灵性。现代脑科学也发现思维即能量，是一种电磁波。这一切发现都证明了马克思哲学把物质与思维相割裂，人与自然相对立的荒谬。认为人类作为孤独的万物之灵，在征服冷冰冰的自然界，在观察、探索无生命的、冷漠的星空和宇宙。而作为马克思主义自然科学基础与前提的达尔文进化论并不能回答生命物质如何产生，即简单的无机小分子如何进化到复杂的有机大分子，进而“产生”生命体的根本问题。
马、恩这种片面唯物论的结果便是极端狂妄的知识份子自己形成的悖论。马克思、恩格斯取其辩证法的前辈德国人黑格尔的理论到他老先生自己为止，认为已经到头，不用再发展，因而与自己的辩证发展观自相矛盾。
毛泽东说：“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他在《实践论》中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实践检验出“人民公社化”不是真理，他就不承认了，自己推翻自己，从外部找原因是“阶级敌人破坏”，“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无数生命为之付出代价。抓阶级斗争还不灵，就认为是旧思想、旧文化在“腐蚀人心”，于是大破四旧，把中国人“旧”思想连根拔掉，批斗、武斗而致死几千万人，毛还要坚持他的“真马列主义”，新的结论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七、八年再来一次”。
列宁也是这样，十月革命后，实行军事共产主义配给制，饿死许多人，不承认失败，提倡“义务劳动星期六”饿着肚子劳动，有华无实，又改而实行新经济政策，违背自己初衷和原来教旨。
斯大林搞农业集体化，当时若承认实践检验出的失败结果，不致农业灾难七十年，直至苏联垮台，斯大林向外找原因，杀富农，把百万中农发配到西伯利亚充军，加上“镇反”一千二百万人无谓死亡。
这种蹩脚唯物论让共产党死撞南墙不回头，老百姓叫做“便不出粪来怪茅房”。
这种“唯物”思维不仅导致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没法贯彻到底，更导致他的历史唯物论重物质、轻精神的偏颇。崇尚物质文明成为时髦，东方的精神文明成了讽刺对象。甚么“五千年文明古国古”，也甚么“精神文明冠于全球”成了鲁迅讽刺中华古文化的口头禅。
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是社会基础“几周停止物质生产，社会便会灭亡”，至于道德之类似乎可有可无，不在视线之内。
十九世纪俄国作家陀斯妥也夫斯基说：“如果没有上帝，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允许的。”
十月革命初期，不仅盛行“杯水主义”共产共妻，而且革命工人可以到指定机关凭票去领走几十名无产阶级的俘虏；有产阶级的太太、小姐及许多未成年的女孩，这方面中共在土地改革和文化大革命中也都曾变相实行，都不把人当人。
大陆今日出卖无辜的法轮功习练者的生理器官，大陆警察叫喊：“别把腰子打坏了，值钱！”早在文革中就已发生。
胡平先生报告文学《中国的眸子》记录下史实：
“李九莲不过是一刚刚高中毕业的孩子，她在经历了文革武斗之后对它心生疑意，乃向她的男朋友写信倾诉她的感想。男朋友将这信交给了上级，一个案件由此诞生。钟海源不过是在李九莲爱迫害时，站出来为她说了几句公道话，竟然也遭极刑。李九莲被害于1977年底，钟海源被害于1978年春。
江西籍的女政治“犯”李九莲极刑后曝尸荒野，被精神病人割去乳房和阴部。她的同案殉难者钟海源的遭遇更令人发指。为了满足当时一位高级军官的儿子的换肾需要（让他多活二十天或一周），当局决定给钟海源进行活体取肾。“那针管不是玻璃的，而是金属的，又粗又长，像是兽医给体硕皮厚的牛马使的。那军人过来了，掀起钟海源的衣襟，在她腰部两侧各打了一针，臂部上打了一针。这一针是隔着几层裤子戳进去的。她因为全身揪痛而发出剧烈的颤抖。我甚至听见了她体内的某种异响，”为了制造极刑已毕的假象，当局需要对她开枪，但又不能打死。于是就对非关健部位开了一枪，以便及时取出活肾。“砰”的一响，我看到她恍如被电击中似的弹跳了一下，可未等尘埃落定，她的身子就被一片白大褂给淹没了。扑上来的是三、四个军医，解下钟海源胸前的大牌子，就往车篷里送，车篷架子上吊着一个简易的手术台，它是U形的，血水顺着两头泻成了鲜亮的雨幕，刑场上弥漫开一股浓浓的血腥气。血水愈加密集了，不但溢满了车底板，还滴滴嗒嗒地浅落在地上。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军医，拿起一个拖把去揩底板上的血水，揩了几下，又哗哗地挤进一个红色的塑料桶里，约盛了半桶，他跳下车，拎起它走到池塘边，就倒进了塘里，不一会儿，整个塘水全染红了。车篷里的“手术”终于完了，尸体丢在地上，刚好脸朝天，半边脸没有了，另半边也只有一堆模糊血肉之中的白森森骨头。”
“跟李九莲一样，她也是一个中学生，她的青春像李九莲一样美丽，她的名字跟李九莲一样赋予诗意，她叫黎莲。
黎莲早在1970年就被处决，那一年她才18岁，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她所遭遇到的行刑方式更加惨无人道。“黎莲被秘密拖去另一个城市执行。囚车快到这个城市时，一辆救护车跟了上来。两名穿白大褂的人跳下救护车，匆匆爬上了囚车。囚车里，四个人高马大的武装警察一下将黎莲扳转身，脸和身子紧贴车壁上。衣服往上一撸，来不及使用麻醉药，一把锋光闪闪的手术刀就在她的右腰处划开了一个巴掌大的口子，没几下，一个殷红鲜血的肾，泼刺刺地落在洁白的瓷盘上。也没想到要给一个十几分钟后就得跌扑在黄土泥浆上的犯人作缝合。那血如涓涓的小溪，无声地从纱布、药棉里渗透出来。而在一家医院的手术室里，一个奄奄一息的“革命干部”正在等移植这颗从血泊中掠夺来的肾。（引文出自《黎莲》，见金石开编著《历史的代价－－文革死亡档案》中国大地出版社1993年）
中国人对于生命的态度是如此矛盾。那位将军的儿子和那位革命干部的生命，可以被放大到无限神圣的地步，这个世界上任何宝贵的东西，都可以无条件地拿来维持他们的残喘。而李九莲和黎莲的生命，只能无条件地奉献出去。连最起码的伦理界限也没有一个人愿意遵守。
不征询肾的主人的同意，也不征询法律和天理的认可；既等不及处以死刑之后，也等不及打一支麻醉药；那把屠刀就扎下去了。那把屠刀和杀戮的刀就那么迫不及待地扎下去了。”（引文同上）
这就是德国人马克思与狄慈根依据辩证唯物论演绎出的“历史唯物论”的逻辑结果：“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毛泽东语录》
他们的眼里只有“物”，物质生产是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要进行生产，还必须有生产关系，即对生产资料如何占有，财富如何分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有机组合成五种生产方式，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到达共产天堂为止，再往后只有享福了，就到头了。
据说生产力“最革命”（所以江泽民说共产党始终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生产关系保守，生产力发展到被生产关系限制、束缚时，生产力的体现者劳动者，就要起来造反，建立新社会制度，恩格斯说：“暴力是历史的接生婆”，“机关枪、大炮是最有权威的东西”，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以哲学为精神武器，哲学以无产阶级为物质武器”。这里人类变成了物质，而且是消灭另一部份人类的“武器”，即实现马列哲学的机器人或炮灰。
列宁干脆要求党员和作家是“党的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没有独立的人格和个性。
没有人性，毛泽东在文革中要求不断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
人变成了随党机器运转的铁制的“齿轮和螺丝钉”。林彪又进一步要求成为“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干脆只当小螺丝钉，别妄想当齿轮，还得永不生锈，连续运转连轴转，不管党的机器屡遭残破，招来天灾人祸，都得永不生锈的卖力到死，以后又有“小车不倒只管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向谁战斗呢？向18、19岁的李九莲、钟海源、黎莲以及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等这些人代表的“阶级敌人”。
毛泽东艺术化地称之为“牛、鬼、蛇、神”，总之，不是人。
大连劳教所长对炼功的法轮功良心犯说：“连党的话都不听啦！”这是划分人和不是人的标准。
江泽民在SARS流行时，自己东躲西藏却对负责人说：“死上200万人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要乱了布局。”
网上揭露江指示对传染者隔离，实行1943年日本在中国用肉体消灭感染源的办法，可以搞“安乐死”，被隔离已死者的家属被通知为“心脏病猝发”而火化，亲人没法深究，但将来总会曝光。
江氏不解地对采访他的美国记者华莱士说：“你们美国这么强大的国家为甚么还要关心人权？”
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毛泽东说：“甚么天赋人权？！还不是人赋人权。”历代给民众多少人权被看成是“人”的恩赐。
这种视公民为“物质武器”（马克思语）为“齿轮与螺丝钉”（列宁语），为“党的得心应手的工具”（刘少奇语），为暴力（恩格斯语），“对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雷锋语）的唯物论，在中国比《日瓦格医生》与《古拉格群岛》更充分的表现。正如在《“文化大革命”野蛮性和残酷性的文化根源》一文中，王毅先生这样写道：“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大兴县公安局召开局务会议，传达了谢富治在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从此，斗打、乱杀事件日益严重，由开始时斗打个别“表现不好”的“四类分子”，发展到斗打一般的“四类分子”；由一个大队消灭一两个、两三个“尖子”，发展到一个大队一下子打死十来个甚至几十个；由开始打杀“四类分子”本人，发展到乱杀家属子女和有一般问题的人，最后发展到全家被杀绝。自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该县的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仅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被杀绝。 又如在“文革”中，广西许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脔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后煮熟分食的最野蛮暴行。仅在广西武宣县，被吃者就达一百几十人，“其中（被）吃肉后砍头的1人，挖心肝的56人，割生殖器的13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肉都被吃光）的18人，活割生剖的7人。”在武宣县武宣中学，甚至出现了大批学生批斗完教师、校长之后，在校园内就地架起简易炉灶，将他们剖腹脔割、煮熟分食的惨剧。 1968年6月18日，武宣中学（老师）吴树芳在批斗中被打死后，肝被烘烤药用。（文见《北京文学》1998年9期）
本人听到一位广州妇女亲口说：当时河里上游浮下的死尸，男女老少，孕妇、婴儿都有，天天飘不完。
（注：农村四类分子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加上城市的右派份子总称黑五类。）
著名散文家刘桦园先生在《托咐》中写道：“1967年10月，某大队两天内集体坑杀76人；同年11月，某县民兵枪杀69人；1968年7月，某军分区调动八县两矿一厂一郊区的武装人员进攻某群众组织，打死146人；同月，某县以“群众专政”为名，杀死3681人，使176户全家灭绝，占全县“文革”中死亡人数93%；同年8月，军队和某群众组织攻打另一群众组织，据不完全统计，仅此一战，打死1342人，俘虏8945人。直到某照像馆门口，仍不解恨，光天化日之下，又随意枪杀其中26人；还是这个月，军队联合十县及多家兵工厂的武装人员，一次围剿某县群众组织就抓捕一万余人（当时全县人口十万左右），枪杀1016人；全县86个大队，81个杀了人。成批杀人之事，各县市皆有。几十年后平反，证明几万冤魂，全系无辜被害。挖肝取心、活割生殖器官烹食之类，若非官方文件所载，当事人供认不讳，即使我等亲见其地杀戮之列者，亦难信之。而这还仅为我当年所生活的一个省的现实，仅为干瘦的有中国特色线条。（注：文革中武斗，两方都是造反派夺权，都视对方是阶级敌人。）
张志新，只是无数被害人中的一员。她是个非常美丽的年轻女性，正值如花似玉的年华。正因为如此，她在监狱中反覆地被强奸。在中国，即使是最善良的百姓，由于长年累月的耳濡目染，都接受了这样一个似乎是天经地义的理论：坏人不是人。任何人只一旦被定义为坏人，一切对他们的罪行便都成为“合法”的了。美丽的张志新由于“堕落”成了“坏人”，自然就可以像一张画一样地供管制坏人的人发汇性欲。张志新又是一个仗义直言，宁可玉碎，不为瓦全的强硬的人，正因此，处决张志新时，由于担心她呼喊口号，监狱当局切除她的喉管，而且动刀不施麻药，直接把她的头按在砖头上……
如同当初歌颂平反后的刘少奇一样，对于张志新在平反之后的歌颂，并不是对烈士的缅怀，而是这样一个变态的群体习惯性地见风使舵，奉承吹捧，毫无人格的扭曲畸形心态！请看，人们是这样“歌颂”英雄张志新的：
“你是党的骄傲，你是五十六个民族的骄傲，你是辽沉大地的骄傲，你当然也是沈阳监狱的骄傲。你是傲霜的菊，你是常青的松，你是有气节的竹。你橇鹾(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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