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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丰:“提高执政能力建设”救不了共产党(3)

 2004-10-06 17:25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三、什么是共产党?之2、关于政党的特征问题

(2--A)、心灵事实并不一定为真

凡存在于世界的事实都不计较人怎么去想像它们,叫它什么,它们都在那里。人们叫它不过是为方便人们对它们的意识,区分,与它们的存在无关,它们的存在不会假。

但人脑却是另一种东西:不处在社会的环境中它成就不出理性,只是一堆肉浆,一旦被环境规定形成意识,它就不只是受世界对象的剌激,就是单凭语言做为机能的意识也将被激活,如思维、想像,联结……这里需要理解的是我们的语言并不必定为真----逻辑学上不是讲了空概念吗:真事假事都得用语言来反映。因为人的肉身也有变化有状态,也被感应,也需要语言来反映,这却只可被自身体验而不能被他人所面对;再----人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也不是静止的,阴晴圆缺,风霜雨雪……它不间断地在变化,变化背后总有原因,脑子不仅得反映面对的现象,也得反映变化及引起变化的原因,有的原因可被直观,有的却隐蔽不露,对现象的解释就只好借助假设,假设就得借助想像,比如中国人有龙(原因)则有雨(结果)……西方有太阳神、普罗米修斯……等等。

在对现象的解释上,道理本来就是对诸多现象做的抽象,所以反映因果联系的原理本就是由联结而获,这使反映因果联系的概念并不必定都是真实的。

人的存在是从现实向未来过渡,即从已知指向未知,需要用想像来处理的问题本来就是未知嘛,所以即使是假的也不能轻易地被鉴定。

“共产主义”就是为追求公平之果而假设的原因,不公平是马克思那个时代的现实,是他的已知,已知只能刺激出他对普遍公平的向望,却并不是说能保证他提出的方法必然有效,向往不一定指向一个有效原则。

共产主义就是他实现公平的方法论,他明明知道这只是一个乌托邦----假托的空想,要不他为什么要在社会主义前冠上“科学”这个定语呢?就因他无法掩饰前人的这个主张只是空想,别人的空想拿过来也毕竟还是空想,他得赋予这空想以可行性----这是他的立志,在这个立志之下他能做的就是冠上科学,以此证明自己与前人不同,他的科学不过是类似于祭祀的一些步骤与环节----他并没有在客观上对“社会”做出还原,没把“共产”放进世界经受视觉的求证。

因此,“共产主义”就是一个无形无态的的形上学概念。

连画在墙上的饼都不如,墙上画的虽不是真饼,却是张真画,可以被视觉所面对。这“共产”呢?是脑子里的纯粹臆想,没有对存在性质的考察为支持,人的经验能力连它是真是假都无法辨别,怎么可指望它来规范十几亿人怎么生活呢?

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独立的,但这“共在”能独立吗?“共在”只是人心的看法,即使在“共在”联系发生时也只是对独立体的一定联系的反映----只有在“专门谈联系”的条件下才有共同不共同,离开联系的方式它就不再存在,“共在”并不改变事物在存在上的独立性,事物在不论在什么条件下都是独立的。

以下思想十分重要,可用做鉴识一切主义优劣真假的火眼金晴:
人的个体性是个“是”的问题:“是”表示无论什么条件下都不改变,一说到“是”,就意味着不能再有还原了;但“人的共在性”却是个意志的“要求”,只有在人用这一特殊心态条件下才有“共在性”。

人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一个“私人”意义的人;只有在某一临时的条件下才结成“公共”联系,公共占有的终瑞还要还原回私人。在事关联系的范围内,公共性并不否定独立性,但一旦取消了“事关联系”这个条件,“共同”在本质上必须消灭独立性才能构成自身的存在。因此----
共产主义取消的不是私有制而是事物须臾不能脱离的独立性。
共产主义罪恶的要害就是它是建立在对独立性的肆无忌惮上的:本来,人的个体性是不能再行还原的唯一,“共产主义”却仅仅是个别的主观要求,把“共产”做成普遍原则不消灭独立性它又怎么成就自己?

可见:仅仅直接地依靠语言,并不能保证所言必有可靠性,也不能保证所说的必是个可靠的因果原则。

世界对象都是真的,心灵的创造却并不必然为真。

(2--B)、不必然为真的心灵原则,必陷人于不可触摸的信仰----“共产主义乃信仰价值观”

谁记得自己在学数学、物理、生物时你的老师曾问你:信不信“1+1=2”?信不信“三角形内角之和是两个直角”?信不信“物体都有空间性”?可见具有真值的学问都不是个信不信的问题,在一切真学问领域只有个“是不是被证明了”或“计算的对不对”或“这个实验是不普遍有效的”,根本就没有个“信不信”。客观世界的问题都是可被“证明”的----靠无情的事实来支持,探求客观对象是什么、能怎样的是人的认识能力;

但事关信仰却是意志能力,它不是用求证的方法,而是靠意志的决定。其实,信仰就是靠了意志阻止认识能力去求证才能成立。人的理性被信仰牵着鼻子,每当认识能力有所疑向,就被意志的立场否定了。

所以在下要大声疾呼:不存在“科学的信仰”这回事!

夏明翰说“只要主义真……”,洪常青喊“共产主义真……”都是幼稚园的宝宝们唱“飞呀,飞呀,飞上兰天……”信仰要真就造不出“信仰”这个词了。
科学要在,就别乱扯信仰;
信仰问题,也别往科学头上乱套。

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是科学,是魔术。
人,只有对未然,对未来,对不能被直观的事才讲信不信。在可加直观的范围内就决没有信仰的地盘,而只能讲求证。
只要是信仰就绝无科学性可言,只要是科学,就只是对着可求证性的问题。

因此:只要是科学,就绝对可以公共化----敌对势力者的身体恒温是36.5C,那江泽民也决不会是另个样。科学没给党性留下立足之地。科学以求真道理为目标,真道理对什么党,什么阶级都不欺骗!加给谁都造不成痛苦,因而科学的原则是公共的,宽容的,不具有任何排他性色彩。

但信仰却绝对不能公共化,脑袋是长在各个人脖子上,它归属到各个独立的肉身,从互不串连的肉身内发生出来的意识也因肉身独立性而个别化了。所以在个人身份里你爱信什么自管信去,保证妨碍不了别人,可一旦把信仰做成公共的原则(政教合了一),那可坏事啦!翻翻人类史,用强力推动的信仰哪一次不酿成灾害!为什么?因为信仰只可内感而不能被公共面对,有世俗立场的人一不小心忘了信仰,社会强力就要认他大逆不道:异端、反革命……就要诛之讨之。

马克思所造的这个“共产主义”虽不是神学概念,可它是个不能被证明的原则,神学认定的是超然力量,共产主义是个超然原则。超然是它们的共同性,超然就是不能被经验:共产主义的钢牙嚼了一批又一批的生灵,血肉淋淋,可它还是觉不出自己的错:它说“共有制经济是它的命根子”,万分正确,到个人资本铺天盖了地,它还是万分正确;它一方面对着自由化作训斥,要彻低围剿;另一方面又喊“西方政治制度不适合中国”,既“不适合”哪来的自由化?

毛、刘、周、邓、江,捎带上胡锦涛,都没感到他们所做的疾呼就是防止中国西方化----如果西方政治真不适应中国那还须防止?防止所对着的总是有极大可能性的趋势。那sars病要不来,你建的什么防sars机制?河床里无水你抗的什么洪?这帮笨伯连“抗洪”就是因为泛滥都不知道----

“实践证明西方的政治模式不适用中国”这句话恰恰就因为它适用才能被造了出来!还装模作样的“伟大”,伟个鸟!----是因为西方制度就要完成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才有他们的横刀立马兵来将挡,他们干么不说“非洲的制度不适合中国”、“拉丁美洲的制度不适用中国”,恰恰就是因为西方的制度太适合中国了。所谓“西方制度不适用中国”只是不适用某几个人,而不是中国。胡锦涛嘴里说出的“中国”只是他们政治局那十七、八个处在能拉“中国”大旗位置上的人罢了。胡锦涛的话不是一个证明句,而是一个先入为主的坚持,态度,不具有任何认识价值,是他们意识的堕性,这叫胡搅蛮缠或强词夺理。

“所有信仰都是个人的内感,没有可供公共来直观的形态,不是有标准性。
只有把“共产主义”这个信仰纳入客观世界去求证,才知道判它死刑是万般英明!我想,那个叫胡锦涛的人未必不能与我等同见,遗憾的是他没学会什么是求证,他的路线就习惯于对成规以墨守,而不是基于认识。

事实的共产党不是一边平着冤、假、错案,一边高喊“共产主义真”吗?

要是共产主义真“真”,共产党怎么能从一成立就制造冤假错案到如今呢?就因“共产主义”不真,才需逼着人们当真的来做,才在实践上陷于危机,克服危机时又顾不得问矛盾从哪里来,是怎么一回事,只是一味的要消灭相矛盾的异己,所以才是冤、假、错案的----须知,能把这些事件说成冤、假、错案的是马后之炮,因陷于新危机才不得不承认的,可又怎么保证在排除新危机之时不再造冤、假、错呢?如果“共产主义真”,它则不酿造社会危机,社会的临界矛盾会在运行中被社会机制的合理性所吸收。

事物的独立性所揭示的不仅是联系,更重要的是它是存在本质的反映;这个“共产主义”却仅仅是一种如何联系的设想----仅仅是一些人看向题的立场,并不是事实的本原性质。

马克思想到共产,与我们祖先之想出“龙”来,都是空概念,它可以做为个人的信仰对人们发生道德召唤,但它不能做为普遍的原则来规范世人生活。

道理很简单----人是成品,一切成品都是有了性质的,且都是完备的,既抽不掉也输不进,它已完整拥有如何存在所必须的原则----人类到底应该怎样生活呢?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是:人“是”了什么,就照什么去生活。

人所拥有的都已在它的生命里,生命需什么,怎么个需要法,那都是生命自身的事,不需社会来干预。社会的责任是捍卫人的独立性,不是侵犯独立性。

这共产主义却就是以侵犯人的独立性为存在的。

(2--C)一切健康的有生气的政党都是建立在经验价值观上
这就是我们所强调的:人是成品,一切成品的性质都是完备的意义所在。

人在社会生活中到底该遵守什么原理?这原理是怎么进入生命的?这由人的物质性质来决定,不是随心所欲。
人的物质性又不是来于意识,做为意识的政党怎么能管了物质的性质呢?

共产主义是通过国家强力向人灌输行为原则,其实它不懂:人类的道德准则并不是从外部输入的,是先天地存在在生命里。如果来追问道德守操的结果是什么?或道德对人有什么用处?立刻就会明了这里的机理----道德是保证每个人从自己的已经性不受干扰的向未来过渡的。

人的已经性是什么?不就是人的“是”其自身嘛。

人类之所以形成道德还不就是它的物质性质所决定吗?人通过道德(选择)不过就是保证了自己的性质获得最佳的实现----在世界与同类联系中的最恰当位置。这不就是:只要人类存在了,并不需特别地努力,道德会自然而然的形成并成熟起来,在那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时代,读书人又有几个?可对道德的遵守却还是能够普遍,为什么不识字的人也有道德,因为不识字的人与识字的人一样都已经“是”人,都是同性的物质;人之“是”自己是最直接的事实,并不需要间接的联系,只要人在环境里被规定成能说话的人,马上就把握到自己,把握到自己在世界中的恰当位置,本能地根据这个位置来行为。人之学会说话不过是通过“话”把发生在自身的剌激给予体验,识别,自己身上发生的是快感还是痛苦这还能体验错吗?没有什么人不是通过经验体验到自己与世界对象的。被毛泽东们描画得“漆黑一团”的西方资本主义的“腐朽、糜烂的”生活方式,到底是种什么东西呢?希望胡锦涛记下我的这一教导:
西方世界是只依据人对自己的经验建立起来的价值观:酸、甜、苦、辣……人感觉到什么,人自觉适合什么,就让人跟着感觉走,社会不提感觉不到的原则来做人如何生活的准则。经验价值观的法理根据就是:人又不是社会的作品,人想干些什么、怎么去干法,这完全是由它生命的性质来决定的,它觉着什么好,怎么去干更好就由着个人自由地选择,社会没有干涉的必要,西方的社会制度就是只许公民干涉社会,决不许社会干涉个人。

一句话从宏观角度上看,西方的价值观就是真正的“无为而治”。社会认为生命既已是事实,它就已拥有了实现生命所遵循的规则,让每一个生命自由地去享受自己,发展自己,体现自己,社会没有意识形态上的要求。

来检讨西方世界的政党:它根本就不要入党者向党宣誓,党员不需对党承担义务,政党只靠自己的理念、任务来吸引民众,政党把自己的生机建立在“众望”之上。政党努力的是如何让自己更加合法,用自己的更合法来求民之所归。相对立的政党再对立,都不与人性对立,都不与人权原则对立,而是在如何实现人权上证明自己比对方更优秀,对峙的结果就使社会更为开明,更为宽容,使信仰价值观之下的那些矛盾消化在可经验的开明里。

建议胡锦涛的智囊们把西方世界的政党一一开列,学着老培根的方法看看,哪一个党的党名具有排他性?民主、自由、共和、国民、进步……你随便什么原则都可以输入,这些党名不具有任何排他性。

但是由信仰建立的价值观却必然是排他的,你看张角的“黄巾”、看洪秀全的“拜上帝会”、看“义和拳”,看“诺斯替教”、“教父时代的基督教”、“中世纪的基督教”……他们拿来为准则的那个东西实际上并不存在,如果硬拿数学、理学的原则去求证,那是什么也看不到求不出的,既看不到也就必是涣散,为了不涣散就得用强力去支持:要不谁还不跑伽里略那里去看望远镜,去实验落体,去滚斜球,教会的教导还有人信吗?为了对神的存在的相信,就只有监禁伽里略,不让他的研究得到传播,就得对卜鲁诺们实施火刑,拒世俗学问拒以教门之外。

共产主义不是可经验的对象,一时昏头涨脑陷进去是可能的,但生活的经验总是与对它的相信相冲突,只靠誓言是不能保证它的“向心”的,怎么办?杀人!

所以,排他,封闭,是信仰价值观的通病。墙上这张饼不能充了国民的饥,胡锦涛却要救它,就非把一个不存在的虚幻当成客观世界里的一个事实才能实施抢救。可世界上根本没有它,你纵然是扁鹊还世,华佗再生,也只是表演些“在救”的样子,不能把世界上根本没有的东西救活!

把共产党做为一个政党来救,就得赋予它政党为真的那些性质,特征,一赋予呢?它就成了真政的政党----存在在众党之中的一个分子,一成了众党之中的分子,哪还共的啥产?它也就不是共产党了。真救共产党,是以共产党的解体为代价的。假救共产党是建立社会矛盾的退迟上的,退迟的结果是更大破坏力的爆发,是共产党的无序崩溃,共产党的散兵游勇分解为打家劫舍的草寇。
共产党的自行崩溃是恐怖主义的泛滥。

胡锦涛也不七老也不八十,我能懂的事他为什么不应懂:

这世界之上只有人,没有党,党在人的心里。人是用心来承认一个政党、接受其路线。人承认不承认一个党他的物质本性根本不受影响:做为人得吃喝阿尿睡……,成为党员还是吃喝何尿睡;吃喝阿尿睡在人那里是个滋味,成了党员还是那个滋味;做为常人两口子睡觉是个啥味道,成了党员两口子睡觉还是那味道,世上并没有一种“党的特色味通”;一个贪心的人不会因入党变豪放,一个好色之徒如江泽民、陈希同、王保森……不会因入了党就坐怀不乱----我这段议论里要推出的是----党没有任何物质质性,只有心性。物质之性才是不移的,因它来自天性;心性是选择的。胡锦涛急需的不是救党,而是让自己明白“天命之为性”,社会的责任只是“率性”,照着天命之性才能去“率”,任何党都不能乱率,做为社会团体的政党它还能超越出“率性”之外?“率性”是对天命之性的依照:“率性”能比天命之性更本质,“率性”有理由去消灭天命之性吗?“率性”是认识、追随天所给予的性,正确反映、保护天所给予的性。

只有心性所表达的那个心意就是人的物质质性这样的党才健康,才有前途。这样的党就是不干涉人如何想如何生治的党----自己没有也不提意识形态,对人采取“无为而治”。
因此说世界上只有党反人民,没有人民反党!

所以说理性的成熟造成了社会文明,文明由普遍的批判精神获得表现;批判的必要性推动了政党的出现,政党保证了批判的平等性,合理性,为政权在机制上提供了动态的合法性。保证了社会的源源活水。(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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