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长安城毁灭1100周年时(1)

　　试想如今西安城仍号称历史名城，其实连“历史名片儿”、“历史名线儿”都不见了，至多有大雁塔和小雁塔两个“历史名点儿”以及零散的大明宫、兴庆宫、青龙寺等历史遗址保护点，谁还能直观地把现在的西安城和比它大7.5倍的唐代长安城相联系呢？回顾一千一百年前这段惊心动魄的野蛮拆迁，祭悼无辜士民的悲惨境遇，铭记历史文化遗产被毁的国殇，对我们还是大有裨益。

　　一

　　建筑是无字的丰碑，是文化遗产的载体。唐代长安城是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和建筑发展到极盛期的荟萃之地，代表当时建筑最高成就的优秀精品大都集中在这里，整个城市布局严谨，街衢修直，殿堂宏大，楼阁栉比，有皇城、宫城、里坊及东西两市，即使不计大明宫，城区面积已达83.1平方公里，比50平方公里的北宋开封、元大都和60平方公里的明清北京城都大，是公元6－9世纪东亚乃至世界第一大城，也是绵延万里的丝绸之路起点和当时的国际性大都市。

　　从城市规划而论，唐长安沿用隋大兴城的“创制”规划，一反秦汉以来“面朝后市”的布局，将宫城、皇城居中偏北，更突出周天之内群星环拱紫微垣的思想，强调宫廷不与民居区域混杂。整个城市以150米宽的朱雀大街为中轴线严格对称划分，城内南北大街11条，东西大街14条，全城道路形成方格网状，将城内分割为五类面积大小不等的109个坊和2个市，平面如同围棋盘，呈现出整齐划一、秩序均衡的壮观风貌，成为城市布局演变的新起点。

　　从建筑环境而论，长安东西17公里、南北40公里的开阔平原以龙首原作为自然分界线，形成东南高、西北低和北部平展、南部起伏的地势，隋唐规划者利用六条冈阜高坡地形布设不同类型的建筑物，皇家宫殿最高，衙署厅堂次之，重要寺观和贵官住宅又次之，它们大都占据高地，与一般下层民居有着鲜明对照，这种高低错落的立体轮廓使建筑空间布局更为庄严宽敞，使冈原地理环境犹如一条条横卧的游龙，定位居高临下，选址地设天造。

　　从建筑组群而论，唐长安的居住庭院和宫殿、寺观、衙署的廊院，在传统的四合院基础上进而组合发展为相当复杂的组群布局，院落重叠并纵横双向扩展，构成参差错落、变幻莫测的群体建筑。如章敬寺建造有48个院落，4130余间房；西明寺有10多个院落，4000余间房；慈恩寺有几十个院落， 1899间房。这种大规模的建筑组群构成有层次、有深度又富有变化的空间，犹如一幅展开的中国手卷画，使人在一连串建筑序列中走向艺术审美高潮。

　　从单体建筑而论，始建于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的大明宫含元殿，其遗址经几次考古测量推定为面阔11间，进深4间，横架结构，带有周围行廊的重檐建筑，是3.2平方公里宫城中的最高点，仅“龙尾道”就长约70米，单体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内部净跨达10米，与现存中国最大木结构建筑明长陵 恩殿和故宫太和殿面积相等。而麟德殿南北纵列复合三殿面积达1.23万平方米，在尺度与体量上足可容纳下两个北京故宫太和殿。

　　从建筑形象而论，唐西内太极宫承天门五个门道宽度分别为8.5米、6.4米、6.2米，明清天安门五个门口则分别为5.25米、4.43米、 3.83米，从门道结构的跨度比例可推算出两者的形体高度，如果说天安门建筑形象已十分雄伟，那么承天门的建筑形象应更加巍峨壮丽。尤其是大明宫含元殿左右以飞廊连接的东翔鸾、西栖凤两座阙楼，高出地面15米，整体采用雉门形制，比故宫午门东西二阙距离大出一半，伟岸高峻，气势非凡，成为“盛唐气象”的象征。

　　从建筑类型而论，唐长安城垣门阙、宫殿楼阁、离宫行馆、府邸住宅、寺院道观、园林造景、别墅亭池等均有自己的特色，建筑类型成熟完备，据考古发掘的单座平面造型式样就有一字形、丁字形、六角形、日字形、山字形等几十种，像翰林院长方形的五座厅堂遗址，西市的毗连圆形建筑遗址，都使人想见建筑类型的多样变化。此外，外旁廓城有近8公里长的复道夹壁，许多建筑内还有暗室“复壁”，皆超出了人们的一般想像。

　　从建筑艺术而论，唐长安建筑造型艺术比起后世宋元明清各代，远为简明秀拔，其色调淡雅明快，屋顶舒展平远，一些大的纪念性建筑“以木为瓦，夹纟宁漆之”；或“铸铜为瓦，金粉涂之”；已知使用的琉璃瓦绿、黄、蓝诸色繁多，大理石莲瓣柱础宏大，铺砌花砖打磨光滑，屋脊鸱吻弯弓高直，斗拱毫无繁琐堆砌，平整雄厚的台基和干栏式基座分别使用，仅兴庆宫遗址出土的莲纹瓦当就有73种之多，琳琅满目，变化多样，可谓神工鬼斧，巧夺天工。

　　如果说唐长安能为中国古代文明充当一种独特的象征，或为人类建筑文化提供一种特殊的见证，那么我们可以看出它具有五个突出特点：一是城市规划气势恢弘，多重格局博大开阔；二是文化品位极高，造型高大构思精奇；三是建筑艺术精湛，变化无穷交相辉映；四是建筑成就辉煌，雄浑屹立别具一格；五是文明内涵丰富，精神理念与物质技术紧密结合。这些特点既具有浓郁的中原地域文化风格，又具有中西文化交融的色彩，巅峰之作比比皆是，堪称同时代世界建筑中的创造性杰作，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华文明历史遗产的脉络与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