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弱女子在文革中的非凡之举

我是在20多年前,从傅聪的舅舅朱人秀那里得知了她的非凡之举。后经多方打听,终于在上海一条普通的弄堂里,找到她的家。

我再三诚恳地希望她谈一谈。她说:“如果你不对外透露我的姓名,我可以谈。”我答应了。

她与傅家毫无瓜葛,但她从小喜欢读傅雷的译作,从书中认识了这位大翻译家。她也喜欢弹钢琴,看过傅聪的演出。1966年9月初,她正在钢琴老师那里学琴。钢琴老师的女儿是上海音乐学院学生,带回一个难以置信的消息:“傅雷夫妇双双自杀了。 ”她听罢,心潮久久无法平静。后她又听说,“傅家属于黑五类,又是自杀的,死了不准留骨灰”。这些消息,使她坐立不安,夜不能寐。

一种正义之感、一种对傅家厄运的不平之情,驱使她勇敢地挺身而出,进行了一系列秘密行动--这一切,当时连她的父母都不知道!

她出现在万国殡仪馆,自称是傅雷的“干女儿”,无论如何要求保存傅雷夫妇的骨灰,她说得那么恳切,终于打动了工作人员的心。她从殡仪馆登记本上查到傅聪舅舅家的地址,在傅聪舅舅的帮助下,终于把傅雷夫妇的骨灰盒,放进一个大塑料口袋,转送到永安公墓寄存。为了避免意外,寄存时骨灰盒上写傅雷的号--傅怒安。

就这样,中国著名的翻译家,一位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虽然含冤而死,却被一个忠诚的读者,冒着生命危险,把骨灰保存下来。

她出于义愤,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反映傅雷夫妇含冤离世,声言傅雷是爱国的。信末,她没有署名。在当时,27岁的她,还是一个“无业者”--在父亲身边充当绘画助手并照料父亲。

她原本在上海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中部读书,门门成绩优秀,步入大学校门应不成问题。然而在1958年的“反右派运动”尾声中,学校里“右派分子”还“不够数”,便把一位女教师打成“右派分子”。可女教师的“右派言论”仍“不够数”,便一定要与女教师关系密切的她“揭发”。由于她不愿从命,结果在毕业鉴定中被写上“立场不稳,思想右倾”。这八个大字断送了她的前程。于是,她只得居家从父绘画。

她没有想到,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信落到上海市公安局的造反派手中。公安局经过反复调查,确定她背后无人“指使”,才没有给她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但是,她却因此在“反革命”的阴影之中生活了12年之久!

1972年,她的父亲去世,她被分配到里弄生产组工作,那时她已经33岁。那“反革命”的可怕名声耗尽她的青春,从此她与爱情无缘。直到1978年傅雷冤案得以平反,她终于走出阴霾,却已经三十有九……我发表了报告文学《她,一个弱女子》。我信守诺言,通篇只用一个 “她”字。

更令我感动的是,她对于傅家的感谢之情,退避三舍,淡然处之。傅家不忘她当年的正义之举,总想找机会报答。她却说, “我与傅家毫无关系”!1997年10月,傅雷次子傅敏来到上海,希望会晤从未见过的她,她同意了。当傅敏刚要表示谢意时,被她马上制止了。那天我带了照相机,想给她与傅敏夫妇一起拍一张合影,她也谢绝了--她从来不让我拍照。这些年,她唯一答应我的要求,是允许公开她的姓名--江小燕。

(《中国妇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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