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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 瑞典记者北京发现奇异“哭墙”

2004-09-27 15:14 桌面版 正體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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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记者托比扬-佩特松是瑞典《每日新闻报》派驻北京记者,他在北京发现一处奇异的“哭墙”。

通常人们所说的“哭墙”,是指耶路撒冷的一处古迹,据说那里曾是一处金碧辉煌的神殿,被所罗门烧毁,幸好有六位天使坐在墙下哭泣,这面长达28米的石灰石墙得以保存。后来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怀念过去的荣光与民族的苦难历史,常常会抚墙而泣,低声祈祷,故此墙被称为“哭墙”。

而被瑞典记者称之为“中国的哭墙”(Kinasklagomur)的地方,是指北京信访办门前的人行道。那里,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者,风尘仆仆、忍饥挨冻地守候着,希望北京官方能够帮助他们,解决在他们本地无法解决的问题,例如冤假错案之类。

这是令瑞典记者大开眼界的地方。来自一个特别崇尚社会公正和平等的国家,瑞典记者普遍以捍卫弱势群体的利益为己任,只要公民有一点利益受损,例如本国的低收入者看不起昂贵的牙医,这种消息经常是瑞典媒体大幅报道的头版新闻。

于是,驻北京的瑞典记者的眼睛,发现了一群许多体面的北京人视而不见的上访人群。佩特松这样开始他的报道:“农民刘尊民(LiuZunming的音译)和他的表兄弟寨光华(ZaiGuanghua的音译)坐火车坐了76个小时,然后在北京中心站过夜,现在坐在信访部门的人行道边,等待里面有人会出来聆听他们的诉说。”

这两个贫苦的人说,他们之所以到这里来,是因为村里的领导不遵守法律,夺走了刘尊民家的土地。他们没有办法,只好到北京来告状。

“根据信访部门负责人的说法,去年统计的上访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有百分之八十的案件由当地解决。这些案件大都与官员腐败、警察虐待、以及经济、土地纠纷有关。”

瑞典记者观察到,信访部门负责人说的是一回事,但现实却是另外一回事,例如刘尊民和他的表亲,就没有任何人理睬他们。这对农村来的表兄弟听其他上访者说,北京的信访部门往往推卸责任,只是把案件退回到地方机构了事。

瑞典记者写到,由于中共最近召开大会,警察截访了大约三万人(据新华社报道北京去年有将近70万的上访者)。目击者说,警察气势汹汹地冲进上访者临时搭起的简易住房,毁坏私人物品,把上访者强行抓进警察的大货车送回原籍,并殴打那些抗拒者。

来自北欧的记者,一般都有严谨的新闻道德,因此,佩特松在这篇有关中国上访者的消息中,并不发表个人的看法,他只是客观地写道:这对来自偏僻新疆的表兄弟,用积攒了半年的钱,购买了价值400元人民币的车票--这笔钱对他们是一个不小的数字,穿越半个中国来到北京。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最近的大会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上访是他们求得公道的唯一途径。

同情和怜悯,尽在客观的描述之中。对于我这个旅居瑞典的中国人,这个报道带来了一阵强烈的震动。想想那么多露宿街头、孤苦无助的上访者,那么多告状告了几年、几十年,问题和冤屈仍然得不到伸张的人,真是欲哭无泪。

我不知道普通瑞典读者如何看“中国的哭墙”,又如何看那个造成大量社会不公、还禁止人们在“哭墙”旁申诉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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