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被妖魔化的民工形象 性饥渴讨薪偷窥抢劫

曾几何时,民工已变成了一个暧昧的词儿。“欺骗、自杀、跳楼、爬塔吊、赌博、卖淫、强奸、抢劫、裸奔、讨薪、性饥渴,讹诈、偷窥、械斗、口吐秽言、获救、赤裸上身、逃逸、不可求药、素质低下、馋嘴、呼吁关怀、关爱民工、手脚不净┉┉”成为媒体报道中的描述民工形象的常用语。诸如此类的用语从媒体中可随手拈来:“在京民工长期性压抑 一年多连续奸杀四名女子”、“七名民工爬塔吊为讨薪”、“赵薇浑身脏兮兮像民工”、“为200多元工钱讨薪民工锤杀工头家人”、“因小磨擦大打出手一民工受伤后称不值”等等新闻标题。

  考上研究生,托福考了630分等平常事件,只要挂上“民工”的字眼,亦成为媒体眼中的新闻,加以详细报道。从另一个侧面再次证明了媒体对民工形象的社会偏见。

  民工是弱势群体,作为社会正义、社会良知的新闻媒体,理应是民工群体利益的维护者,而且多数媒体也把其焦点对准了弱势群体民工,对其进行了大量的报道,义务帮其讨薪,关爱其健康,关心其子女,切实维护了民工的利益。但是,慷慨好心的糖果里包含着刻板成见的毒药:民工就是乡巴佬,他永远不可能如城里人那样文明、聪明、高人一等。这种偏见潜意识地支配着媒体在妖魔化民工形象,在社会语境内捏造可怜、无助、无知、没有教养、卑下、邋遢、低人一等的民工形象。

  可悲的是,媒体捏造了民工形象已在公众中扎根发芽。笔者惊奇的发现,日常生活中关于农民、民工话题的街谈巷议的话语体系中,民工已是“艰辛、勤劳、卑下、非理性、低人一等”的代名词。

  妖魔化、丑化某人、某个群体、社区、国家的形象,就是不顾事实、不加分析贴上恶的标签,用舆论之棒一棍子打死,使其失去任何辩解的话语权,成为任人宰割的对象。这种宣传策略在二战期间各交战国之间,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经常被各国媒体使用,为国际良好的交流、沟通人为制造隔阂,制造矛盾,谋求国际舆论霸权。不幸的是,新闻媒体在道义上援助民工群体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把这种妖魔化的策略运用到纷纷涌进城里打工,为城市繁荣辛勤劳动、默默奉献的数亿农民工身上。这是偏见导致的城市媒体的一个悖论、一个悲剧。

  不可否认,由于教育程度、文化程度、家庭教育等原因的影响,进城打工的农民身上存在着许多城里人看不惯的生活习惯、生活习俗,但是,这些习惯却是他们生活经验的积累,是社会赋予,是城乡二元格局对立形成的,而不是他个人赋予他的“个人文化”。社会要现代化,农村要城镇化,民工要随乡入俗,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要废除。在此过程,城里人、新闻媒体应帮助民工、教育民工养成现代大都市所需要的生活习惯,而不应该嘲笑、丑化他们原有的适应田园生活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在城市和乡村间制造新的城乡文化二元对立格局。

  有评论说,农民落后,在于文化观念,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笔者看来,农民落后,农村落伍,农民(包括民工)、农村被社会集体无意识的妖魔化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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