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史无前例的日子里，李普和我两口子莫名其妙地成了中南局第一大案的“主犯”。后来听说，此案报到了“中央文革”，上头十分重视。于是立马成立专案组，并由军管组组长亲自挂帅。
这事还要从抄家讲起。我家最早是中山大学的红卫兵来抄家，后来北京等地的红卫兵不断地来。他们翻箱倒柜，连砸带拿，连粮票、油票都抄走了。第一次抄家之后，我还整理一下，然而刚整理好，抄家的又来了。如此反复几次，不胜其烦，只得任由衣物、箱笼、瓶瓶罐罐杂乱无章地堆在地上。这样倒好，各地的红卫兵来过几茬，后来的觉得没油水，也就不来了。
不久，一次不同寻常的、大规模的抄家来临了。说它不同寻常，是因为来的都是中南局的干部、成年人。说它大规模，是因为来了十几二十人之多。查抄之细，也无以复加。除了箱笼、抽屉、衣柜之外，最费时费力的是书。我家客厅有一面墙经过装修整个改成了书架，另外还有几个大书架。他们每一本书都翻个遍，因为抄家抄得多了，看到他们查得那么仔细、那么辛苦，我不仅没有生气，反而有点同情，更多的是好奇。这样兴师动众、大动干戈，中南局大院里其他干部恐怕都没有得到这种殊荣，究竟所为何来？渐渐地我发现，有的人认真地在一页一页地翻；不过也有的人拿起一本书看得津津有味；有的马马虎虎翻一下就放下了，似乎对这件事兴趣不大；有一位还没有翻几本，就点着一根香烟，还递给李普一根，两人坐在沙发上一边抽烟一边聊起天来。看来，他们中间许多人也并不理解为何要如此大动干戈。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我们家的抄家，是由王匡家被抄家引起的。王匡当时是中南局宣传部部长，来中南局以前是广东省委常委、候补书记，兼管过港澳工作。我们和王匡早在解放以前就认识了。王匡和李普同在新华社晋冀鲁豫野战分社，李普是社长，两人成了好朋友。李普来中南局工作，是经过王匡向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推荐的。王匡的夫人田蔚和我同在新华社临时总社，我们也成了好朋友。王匡由于管过港澳的工作，家里不免有港澳的书报刊物。这就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港澳工作当时是不公开的，人们当然不理解这些书报的来历。更要命的是在王匡书桌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上有李普和王匡，背面写有每人的名字，有两人没有写名字，一个写的是报务员，另一个写的是译电员。这还了得！居然有报务员、译电员，这不分明就是一张特务成员的名单和照片吗？
这是一张什么照片呢？说来话长。晋冀鲁豫野战分社有一位叫谢文耀的副社长，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他的夫人保留了分社全体人员的这张照片，洗了很多张，王匡和李普各得一张。王匡把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写在照片背面，只有两个人的名字想不起来，只记得一位是报务员，另一位是译电员，就这么写下来了。那时，前线分社自带电台，记者写的稿子，都由译电员译成电码，报务员用自带的电台发给总社，因此有译电员、报务员。这样简单的事，只要问问当事人就能弄明白。而且，稍有常识的人也想得到，决没有一个暗藏的敌特会把他的成员名单和照片堂而皇之地放在书桌的玻璃板底下的。但立功心切的人们却如获至宝，把它看成一个大收获！
接着，就有了我们家的抄家。事有凑巧，在我家箱子里找到了一粒子弹，还在桌上找到一张抄写的电报号码。这下好了，不仅有港澳报刊，还有特务名单、报务员、译电员，还有抄好的电报号码，又还有子弹。这不是板上钉钉，不是特务是什么？
我们家怎么会有子弹呢，无疑是红卫兵掉在那里的。我家曾住过两三批红卫兵，他们的东西就放在我家箱子里。至于抄的电报号码，那是我和我女儿干的。“文革”初期，我们收听电台的广播，有一次听到一个凄厉的女声报她的台标，然后报电报号码，出于好奇，就抄下来，想翻翻电码本，看看是什么内容。结果没有翻出来，想必人家用的是密码。这张纸就随手扔在一边，想不到现在成了又一个“铁证”！
但是，这也不能完全嘲笑那些人立功心切，因为李普的档案里明明白白留着一顶“特嫌”的帽子。1955年内部肃反，李普由于两起冤假错案的株连被“肃”住了。结论是他“不适合在党委机关工作”，被调出中共中央宣传部，这是当面告诉了他的。他不知道的是他从此属于“控制使用的干部”，更不知道档案袋里还摆着一顶“特嫌”的帽子。好了，在那些人看来， “特嫌”之谜现在已经解开了，“特嫌”可以改成货真价实的“特务”了。他们立功的机会来了！这个“特务”果然神通广大，而竟打进党的高级机关来了！但是他毕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你说他们这一功多大吧。
陶铸被打倒的时候是党内第四号人物，“包庇李普”算是他在中南局的“罪行”之一。他到北京以后“犯”下了更多更大的“罪行”，这一件就排不上了。
不过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是在我家抄到了我和李普同叶剑英的合影。那是1946年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的时候照的。这个机构由中共、国民党和美国三方共同组成，任务是调处日寇投降以后中共和国民党的军事冲突。叶剑英是这个常设机构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我当时做翻译工作，李普是新华日报特派员兼新华社的特派记者。
这下可好了，连叶剑英都扯在里面了，这个大案马上又变成“要案”了！人物越大，案件越重要，这当然毫无疑问。叶剑英那时的本职是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加新四军)的总参谋长，人称“参座”。这回真是钓到大鱼了！
我记得军管的头头刘组长有一次提审我，没有一个专案组的或中南局的人在座，满屋子都是北京来的军人，看样子全是军官。那气氛真是严肃到了极点。他们一言不发，而刘组长提的问题，都是有关叶剑英的。我只是一个小翻译，能知道什么？只能实话实说，一问三不知。我当时完全蒙在鼓里，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对叶剑英那样感兴趣。
原来这个“案子”又同我父亲有很大的关系，应当说是有极大的关系才对。我父亲是国民党里的一个官，说大不大，说小不算很小，特别是他的“背景”很不简单。抗战期间他做过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后方勤务部特别党部书记长，少将头衔。这个“书记长”毫无实权，是摆样子的，根本不能同我们这边的“政委”相比。但是他的“背景”非同小可，他是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上将的亲信。日寇投降后，钱大钧接收上海，叫我父亲当了上海市政府的人事处长。钱大钧下台，他也就回老家苏州，弃政从商，当了苏州四明银行的经理。解放前夕，他对国民党完全失望了，在我地下党的领导下联合当地士绅迎接解放，解放后送我的弟弟妹妹参军，他自己参加了民主建国会，当了苏州工商联的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市政协委员。但好景不长，他被打成右派，接着又被打成反革命，被判刑坐牢。到他死后，1989年才平反。
我这样的家庭，当然不会被放过。这个案件上挂下联，上至叶剑英，下至我父亲，从北京到广州、到香港。这个“特务网”越编越像真的，越编越大。有一个专案组的人直言不讳地问我：你父亲派你到共产党内来，你为你父亲干了些什么？还有个人问我：“我们没有饭吃才参加革命，反正至多是个死。你有吃有穿，是个大小姐，还上了大学，为什么要革命、参加党？”我说：“人除了吃饭，还有理想。”他说我这话毫无道理，是十足的狡辩，是一派胡言。从他说话的神情看得出来，他是非常严肃地说的，那是他的真心话。
他们已经肯定我是我父亲派进共产党内来的，我还能说什么呢。我突然想到，我曾从我父亲那里搞到过情报。我就说：“我没有为我父亲做任何事情，反倒是从我父亲那里搞到了情报，如国民党的‘防止异党活动方案’以及国民党全部兵力的部署等等。”后来有人告诉我，他们果然去调查了，这些情报确实发到了延安，还得到了延安的表扬，不过我自己一直不知道，这在地下党并不奇怪。这样我才得到了“解放”。1972年我先“解放”了，然后李普才有“解放”的可能。严格说来，是我的家庭出身连累了他。入党以后我无数次填表，这些事从来没填过。这类事是一个共产党员分内的事，是应当干和必须干的，有什么好填的呢。
其实还不止这两件，我还曾利用那个后勤部的汽车，输送过好多位地下同志通过青木关，离开重庆。青木关是走出重庆往北去的一个重要关口，检查很严。我对后勤部的有关人员说，我有个朋友要搭便车，请你帮个忙。约定上车的时间和地点，就平平安安走了，而且不用花钱。但是这些事我不能说，走的人是谁，我没见过面，姓名、时间、人数更说不清。我决心不提这些事，否则岂不是自找麻烦，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
那时，李普已被关单间隔离审查，我被关在办公室里接受审查，区别是我还可以定期放回家去洗澡。我每天要写交代材料。我把我的家庭，参加革命的经过，接触的人，做过的工作，事无巨细都写了。近年来读到李锐的诗，其中写延安整风的诗有这么一句：“悠悠日夜旧山窑，恨不心肝挖出瞧”，我深有同感，当时我就是这种心情。
我想不明白专案组究竟怀疑什么。有一天，我去找我的专案组组长，我对他说：“你把我关单间吧，你们究竟怀疑什么，究竟还有哪些我没说清楚，你只管问，我保证如实回答。如有半句假话，甘愿受任何处分。”他并没有把我关单间，只说：“你再想想还有什么要交代的。”但我还是要感谢他和专案组一些有良知的同志。他们没有冤枉我，如此错综复杂的大案、要案，经过跑遍全国的内查外调，终于烟消云散，作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值得大书一笔的是，李普档案中那顶“特嫌”的帽子也拿掉了，恢复了清白之身。所以，有朋友对李普说，他是“文革”的得益者。可是，这个“益”实在来得太不容易了！
前几年李普才知道，首先要感谢的是他们政策研究室的苏如拭和黄书泰两位，又特别是苏如拭，他们不相信李普是坏人，主动请求外调把这件事弄清楚，得到了军管小组的批准。李普说，苏黄两位是他们政研室公认的两个最守本分、最老老实实的人。最近我们到广东，见到了当年研究室许多老朋友，李普为了再证实一下这件事，当众问道：“老苏，我档案袋里确实有一顶‘特嫌’帽子吗？”老苏回答：“有啊。”
我想，我们真是运气好，要是没有他们两位自告奋勇呢？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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