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丰：号召解放军将士起义书（3）---- 中国共产党的在野史 什么要打倒共产党？（之二）中国共产党的在野史

我们通过共产党历史的回顾，来说明它不是个执政能力强弱的问题，而是没有合法性的问题，它不是在执政上犯错误，而是因“共产党”三个字就是一个错误概念，恶概念。在它还只是一个帮会没有政权时，在它处置自身内部矛盾上，也是残酷如野狼。从它的开始到今天从来没有善良过，今后也绝不会善良，直到灭亡。

共产党是由苏联人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原则建立起来的，它关心的不是民族强盛与社会进步，而是垂涎政权。因此中国共产党压根就没有与国民党合作的愿望，是斯大林用“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应像榨柠檬一样，把它榨干，然后丢掉！”命令中共才与国民党合作的。这样一个“为榨干国民党”而取的合作，其前途如何，不需预卜就肯定可以先知。陈独秀自己并不愿合作，但既被迫合了作，他则力主诚心诚意共同推动民主革命，他反对在合作中捣乱，可这却成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共产党把国民党分成“左、中、右”，拉左派汪精卫，孤立打击右派蒋介石，阻挠破坏国民革命的北伐。当北伐于26年胜利到达南京时，共产党在两湖展开的农民运动也达到了如火如荼的程度。共产党竟然提出：“一切权力归农会”和“红色恐怖”的口号。

简直丧心病狂----对于人，怎么可以实施恐怖呢？无论这恐怖是白色还是红色，只要是恐怖就不是生命所能接受的，只要恐怖就是罪行。可见恐怖主义的祖爷就是斯大林和毛泽东。毛泽东的农会私设公堂，酷刑逼供，烧屋分地，勒索钱财，成批杀人，强奸人家的小姐、儿媳妇；墙壁上到处刷写着“杀尽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实施红色清乡”、“实施赤色恐怖”----革命就是为了恐怖吗？当年的李自成攻陷北京后那烧杀抢掠比共产党是太小莱一碟了。

此时，国民革命军的将士正在前方欲血作战，农会却在后方抄他们的家，烧他们的房，抢他们的土地，没收他们的财产，吃他们的大户，连前线士兵们捎回家的极少量的津贴也被强行抢去。农会斗争、折磨北伐军官们的亲属，任意逮捕、游街、污辱、处决……国民革命三十五军军长何健，正在河南作战，长沙的总工会就抄了他的家，逮捕了他的父亲，将其折磨致死。卫戌长沙的国民党人熊震，本是亲共的左派，其言总站在共党一边，他一经移师辰州，农会立刻抓他的岳父戴上高帽子游乡，抢其财产，致使熊震勃然大怒，转向仇视共产党，反对工农运动。

就连共产党自己的领袖李立三的父亲，也被他领导下的党所活活打死。

共产党竟能提出“赤色清乡”、“赤色恐怖”、“捕杀豪绅”来做农民运动的纲领，究竟这样的“革命”能给人带来什么幸福？

请看毛泽东的中央红军红一军团红四军政治部印发的《筹款须知》：
“第一步，精密调查，要找到贫苦勇敢的工农份子或流氓份子，找些土豪财物或鸦片烟、酒肉等，秘密给那些贫苦农工，小孩或流氓份子，甚至许尝他们金钱，以引诱他们说出实话。

第二步，抓人，要以当家人的父母独生子女，以‘上有父母’‘下有儿女’最为重要，同时未嫁的女，还有一个或儿媳妇怀孕，娘家又历害的也重要，收押的人必须常用宣传与恐吓的手段分别轻重对待。

第四步，软硬兼施加以催款，必要时没收一家财物，烧一家房屋或杀一个土豪。

第五步，做好做歹，雷厉风行，到筹款的时侯，必须动员群众，调查的调查，贴布告的贴布告，以及向群众宣传的，向代表（被抓来勒索的对象）交涉和催款的，散布凶吉消息的（杀人烧屋），做转弯的，提洋油的，磨马刀的，打土豪的，没收财物的，散发东西的，督促的，各种工作人员都要雷厉风行……才能使财宝滚滚而来。”

解放军将士们：

原来这共产主义革命就是为“财宝滚滚而来”？……杀人、放火……这也能与“革命”挂上边？这样的“革命”还是不发生的为好！这是但凡正常的人所能够忍受，所可以想像的吗？这是地地道道的绑票，土匪。

共产党竟野蛮到逮捕批评他们的湖南名士叶德辉，游街后残酷的枪杀。这是任何正常人心所不能不发指的野兽行径。农运所到之处，村庄烧成废墟，百里无鸡呜，到处是焦土，啼号不绝于耳，苍生痛苦，骨肉离散……发臭的尸体横在野地任狗扒狼叨，无人过问。

共产党的教课书竟教导我们说《马日时变》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事变，试问像共产党这样的农运又“革命”在哪里？有哪个国家，哪个政权可以容忍？什么人能够接受？

共产党就这样激怒了在前方作战的国民革命军将士，他们愤怒地喊出：“不分共不能衷征，不为CCP东征！”

在忍无可忍之下，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剿共的《马日事变》。这样的“革命”理应受到惩罚，理当被扫尽。

当国民军进入上海，周恩来三次发动工人暴动，组织《上海市民议会》，组织工人纠察队破坏革命秩序，这才迫使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决心清党分共。才有了“四、一二”大屠杀，国共分道扬镳。

对于这段历史，共产党领袖陈独秀有《湖南农民运动与讨论》他说：“长沙五月二十一日事变，自然和湖南农民运动的幼稚病不无关系。”。陈独秀将之斥为“流氓地痞之先锋主义。”。他撤去毛泽东的农民部长，改派瞿秋白接任。他在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里说：“这些过火的行动，迫使出身小地主阶级与豪绅土匪的军人们，结成反共反农的联合阵线。尤其是家人遭受压害的军人更感痛苦。”

共产党的另一位领袖瞿秋白则批评说：“农民运动居然侵犯到了革命军官的田产。”

毛泽东的好友柳直荀则说：“湖南农民运动使国民革命军人从支持共产党转而反共。……叶德辉被抡杀，使形势急转直下。”

到30年肃反时，邓子恢、邓发把持下闵西苏区，曾留日的中共另一领袖付柏翠被审查，他无比委屈地给邓子恢写信说：“我过去是一个做公开斗争工作的，杀人烧屋的事不知干了多少……”，以表示他革命的坚决，以期洗刷被审查之冤枉。

而共产国际的罗明拉滋写给国际的报告也承认中共农运滥杀无辜，犯有极左幼稚病，导致国民党的分共清党。

解放军将士们：

毛泽东初进社会的第一次杰作----两湖农民运动就有十万多冤魂，它为中共八十年的血腥统治揭开序幕。对这样一场烧杀抢掠的土匪运动，毛泽东竟能用“好得很”来评价，可见他就不是常人心理。他说“我这次考察湖南各地农民运动，所得到的最后的结果，即是流氓地痞之向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一语道破他心灵的天机----原来他的革命观就是不要人类公理和公德，不要秩序，只以“革命者”自己的满足为满足。他说的勇敢、彻底、坚决，其指只是人的行为。可“革命”却是个含着伦理的评价概念，得有确实的客观性标准，不是任着两片薄唇去信口雌黄。因为人是客观世界里摸得着看得见的实在事实，革命的涵义就必须建立在与人性相一致的前进性上，前进性落实到客观实在的人身上，要求一个普遍不移的底限----事关人人都能谈得着的这个底线----就是因人人生而自由所表达的天然平等，只有进程或事件所反映出的性质对这个普遍底限具有发展性、满足性，才可算得上是前进，是革命。流氓地痞的行为不是勇敢而是野蛮惨忍，不是彻底而是没有伦理，不讲公理，不是坚决而是肆无忌惮。毛泽东能把革命加到流氓身上，也就证出他就是一个断文识字的流氓，一个真正地痞。

对于流氓分子们的强奸施暴，他竟能说成“到小姐，少奶奶们的牙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何等的轻巧，何等的无赖嘴脸。

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实是为流氓暴政者辩，它是向人类公德公理的挑战，它深刻地冲击动摇了人类的文化、伦理，流毒甚广。
他竟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写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稚，那样匆容不迫，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真不愧为胡搅蛮缠的大师，革命怎么会成了暴动呢？革命是个伦理概念，必须以前进、正义为其根据，并不问是温和还是暴烈，更不能说成暴动，暴动不等于暴烈，暴烈仅是个程度词，是中性，但暴动却已伦了理，是贬意。

印度的甘地坚持非暴力运动，难道不具有革命性意义？哥白呢只是出于数学摸型的简单性而建立日心说，不是具有最空前的革命性吗？
毛泽东的农民运动开了共产暴政的先河，为中国共产专制独裁立了榜样；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暴政，流氓政治的法理奠定，为共产党篡权后一再地屠杀人民立了伦理标准。他们篡政后的镇反、土改、文革、六四屠城、镇压法轮功……都是湖南农民运动的重演。本节说的是共产党是如何革命，接下来就看看----共产党的自相残杀。

共产党的在野史2、苏区的肃反，打“AB团”

朱德的彬州屠杀：南昌起义失败，朱德、陈毅率部逃到湘南，武力打垮当地政府，建立苏维埃，在当地大开杀戒，鸡犬不宁，民国政府决意派兵剿灭。面对大兵压境，共产党的湘南特委竟想出坚壁清野，用烧光政策来对付敌人围剿----就是将彬州--宜章大道两厢五华里内的房屋全部烧光，当县委书记夏明震召开烧屋动员大会时，遭到本地干部和民众的反对，房屋烧光人怎么活呀？他们据理力争，特委却仍坚持焚烧，结果遭到了反抗。夏明震的老婆曾志逃到永兴报告朱德，朱德就派陈毅率兵一营前往镇压，血战数日，结果是朱德的部队死亡千人，彬州地方党的人员全部被杀。我要诚恳地说：朱德、陈毅还都不是惨忍之人。

在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控制的红四方面军鄂豫皖、川陕根据地的肃反，无辜杀死一万多自己的同志，北京大学出身的张国焘竟能亲自坐堂刑讯，指挥着行刑人员对自己的同志、朋友，灌辣椒水，手指钉竹签，站火砖，捆绑吊打，军队白天要对白军作战，晚上再被自己人斗争，人人自卫，总指挥徐向前竟保护不了自己的老婆，被活活打死。张国焘们动辄把一支部队连、排以上干部杀光；有的地方苏维埃政权杀一茬换一茬，一年换到四、五次，到了没人敢入党，没人敢当干部的地步。

而湘鄂西地区的党领袖夏曦也是用尽酷刑，把另一领袖柳直荀（还是他的同窗好友）给活活打死，乱杀一万多人。夏曦在洪湖领导肃反，二军团原有兵员三万余人，至肃反结束只剩下三千多，只剩下他自己加上贺龙、关向应、卢冬生四个党员。一大批党的领袖，有的是根据地的开僻者，有的是军队创建人，如段德昌、许继慎、刘铁超、曾炳春、肖大鹏、周维炯、邝继勋、曾中生、王炳南、柳直荀、段锡朋……都被活活折磨死。许继填是被战马拖死的，当时子弹不够，为省下子弹打白军，有的死刑就用人摁着头垫尘石上用石块砸死。且不要说去行刑，就是看，又有几个人能看下去？！

邓子恢、邓发控制的闽西根据地的肃反叫挖社会民主党人，当时闽西共辖三十个区委，挖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区委还勉强地维持着，杀死七千多同志，整个党组织全摧垮。

笑里藏奸的周恩来一九三三年领导赤区，地主被杀光，财政还是不足，就杀富农，富农没了，就不讲成份，看谁家过的好一点就斗，摧款，拿不出连家人也抓，当时的参谋长龚楚看不下去，提议他能掌握控制一下滥杀，结果周恩来就把人家开除党籍。

苏区的肃反，杀死“AB团”分子七万多人，改组派分子二万多，社会民主党分子六千二百多。1930年9月红军攻下吉安，四十五天内又杀人一万余人。到红军长征时有员三十万之众，他们自己的肃反就杀死十万多，这是何等惊人！其实，共产党所谓的敌人（蒋介石国民党）对共产党所实施的伤害远比共产党自己的残杀弱的多，共产党的领袖骨干主要是死于自己的肃反。难道革命就是为杀人吗？那可千万别再革命了。

至于伟大领袖毛泽东在杀人更上了多少层楼，那只有天知地知他自己知。他发动秋收起义，杀多少人咱且不论，只看所为暴动准备的《两湖暴动决议案》就能窥其大概，上面公然印着“杀尽一切土豪地主反革命”、“杀戮反革命军官”、“屠杀反动官吏”、“不要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

将士们，朋友们：

这些文献上记载的是“杀尽”、“杀戮”、“屠杀”！毛泽东用的这些词在伦理上都是非法的，因它不讲前因，它不等于“惩罚”，惩罚以有罪为前件，具有合法性。

毛泽东的所谓肃反，仅仅是因主张和看法的不同，有的激进，有的温和；或者出于乡土派系观念，江西本土人不买外来人的账，难以彼此接受。最初是起于朱毛间的争论，朱德为人宽厚有人望，毛泽东为人刁拶，让人生畏，朱德等就合力迫使毛泽东下野。这朱德偏偏不争气，打了败仗，失了面子，这是最初的疙瘩。毛泽东其人思路活跃激烈，在路线政策上总是左而又左，在有关土改上就主张没收一切土地而后平分，对富农以上取扫地出门，不留出路的政策；而当时的赣西南党负责人李文林则主张按劳力分配土地，只没收土豪地主的土地，留有出路。在政权建设上则主张缓建苏维埃，认为时机不成熟容易挫伤群众情绪，但毛泽东认为设立苏维埃政权是斗争所需要，粗率些也没有关系。这原本是策略上的分歧。可这是毛泽东刚刚重新出山，正需要权威之时，受到江西地方党的挑战，他就忌恨在心，他竞自相残杀十万余众来树立个人权威，悲哉！李文林不买毛泽东的账，毛就想把李文林领导下的红二、四团合并到彭德怀手下组建红六军，来削弱李文林的力量。赣西南党却用必须经中央和江西省委确认来抵制。进一步激怒了毛泽东，他就指派刘士奇、曾山组建赣西特委，使赣西南党属其辖下来解决这个矛盾，结果还是遭江西省委的抵制。毛耿耿不释，就于30年2月6--9日在吉安陂头村召开红四军前委、江西省委、赣西特委的联席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指责江西省委江汉波、李文林等是富农路线，说他们煽动同志反对党的正确领袖，扣上富农分子的帽子，开除了江汉波的党籍，免掉李文林军职，改调地方。这次联席会议为“富田事变”和肃反（打“AB团”）暗伏下导火索。

毛泽东写给中共中央的信说：“近来赣西南党内呈现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政府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分子所充塞。……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的改造。……改造全部党组织，重新建立，不使一个富农分子（AB团）留在党内团内，严励的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的一切话动分子。”

看一看毛泽东召开的联席会议决议所形成的《紧急通告》就可以洞察毛泽东心胸是多么“宽广”多么“慈祥”。他说：“AB团非常阴险狡滑，奸诈强硬，非用最残苦的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必须用软硬兼施的方法，去继续不断的严刑审问，付度其说话的来源，找出线索，跟踪追问，主要的是要供出AB团的组织以期根本消灭。”《紧急通告》还详佃规定肃“AB团”的审讯方法和处决基本原则：“一经发现，下一步就是枪毙……对于首领，当然要取非常手段处置，但注意，在群众大会上由群众斩杀。……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的和流氓地痞的‘AB团’分子杀无赦。……工农分子加入‘AB团’有历史地位而能力较活跃的杀无赦。”

我们不仅要问：这是杀人比赛呢还是肃反？这样的革命是人类所需要的吗？

在富田肃反前毛泽东先在红一方面军做了肃反试点，他于30年10月攻下吉安，但马上退出，又命攻下长沙的彭德怀部也退出，毛泽东用战略的眼光，下边的干部哪会明白个中道理，当然引起不满，议论纷纷，其实也就是如今天的“稳定压倒一切”，毛泽东从11月下旬到12中旬在师、团、营、连成立肃反组织，发动了“快速整军”，命令捕杀出身富农的党员和说牢骚怪话的人，光“AB团”总团长就抓了几十个，清查出四千四百多人，绝大多数都被枪决，而当时红一方面军总共才有四万人，就为有人发句牢骚这么点事竟捕杀了十分之一还多。他在红一方面军的肃反就为各根据地的乱杀滥杀树了榜样，开了绿灯。

“富田事变”是毛泽东一手所造成：毛派亲信李韶九做肃反委员会主任，李疯狂杀人，当杀到他同学刘敌头上，终于招致了红二十军的反抗。刘敌、谢汉昌领导红二十军的反抗也只是解救了还押着的一百多干部，活抓李韶九，喊出打倒毛泽东，并没有任何不端行为，怎么会是反革命叛乱呢？毛泽东的极左路线曾为项英一度纠正，但好景不长，中央的王明表示支持毛泽东，结果他大开杀戒，制造了富田十万冤魂。当时的文献----

毛泽东为行动准备的文件记着：“一经发现，下一步就是枪毙，杀无赦，严励镇压，主要的是供出组织以期根本消灭……”就清清楚楚地勾勒出苏区肃反是一种阴谋勾陷。我们还应知道，中共富田肃反时斯大林的大审判还没发生，也先于王明路线，证明毛泽东滥杀无辜是他的心瘾。

将士们，朋友们：

我们诚恳地请求你们能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难道人的生命就是为了被杀才出生的吗？难道被屠杀是人类的向往吗？难道被杀就是幸福吗？革命一词的成立就建立在对幸福的向望上，把命都剥了，还幸的哪门子福？难道革命就是拿杀人来证明来满足的吗？如果不是，人们要这样的“革命”干什么？

或许有人会反驳说“阶级斗争嘛”，可我问你：阶级又是什么？阶级不是自然事实！阶级是用了心灵才能看到的：人与人的际间联系的一种状态，它并不是自然界的实际存在！既然人用心灵能看到阶级，就证明它是心灵的一定理则，是理则就是意识能力觉解的结果，人有嘴可以说话，有心灵可照说的话来发生理解，为什么不用嘴去说，通过心灵的证明求得理解呢？硬要把消灭他人的生命当成革命，这连土匪都不如！

不错，世上有坏人，有压迫，但对坏人应取的是惩罚，共产党讲的却不是惩罚，是屠杀、戮杀。压迫既是通过一定的关系体现出来的，那么，压迫就是理性的应用所形成，就是可以通过理性对这关系作出理解，完成揭示，可以用理性来调整的，这杀人所消灭的却是自然事实！

就算毛泽东共产党所发动的革命是阶级的，可共产党自已杀自己又是什么的？

这需要一个解释实，这个解释就是共产党是建立在仇恨和斗争上的，并不是阶级间的，阶级只是他们使用斗争的借口，斗争才是本质，共产党在斗争时并不问什么阶级不阶级，只问需要不需要，只要自己需要，就决不手软，阶级只是让自己的需要变成残苦仇斗的合法性口实。共产党就是用仇恨和斗争为理念来达到自我满足的一帮恶棍混蛋。

共产党不可能通过理性的反省而脱胎换骨，它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放下屠刀，它不能自新，我们的天良只应对国家，对人民，对自然资源，对几千年的文化负起责任。共产党不是客观世界中的，没有对其负责的根据。所以天理说：坚决的消灭共产党！

中国的异议阵营是些赤手空拳的书生，他们只能把社会观念推到普遍的成熟，却不一是能完成攻坚。

所以我们向解放军将土发出如此庄严的呼吁----
请将士们发动起义。

为了中华民族！为十三亿生灵！为了我们能永远地埋葬仇恨！
让我们一道来承担起这个伟大的责任。(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