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贫富差距过大引发的社会仇恨

１． 年年扶贫，为什么越扶贫困人口越多？
２． 致富方式的不道德引发了社会仇恨；
３． 贫富差距过大状态下社会心理畸变；
４． 贫富差距过大对社会安全的影响；

年年扶贫，为什么越扶贫困人口越多？ 最近发生的几件新闻从表面看似无漫不相关，但实际上却有很深的内在联系。

一是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扶贫办主任刘坚于7月中旬宣布，2003年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80万人。更为严重的是，贫困人口与其他农民的收入差距拉大，贫困人口的收入上限是637元（相当于76美元左右），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是2,622元。两者之比为1∶4.12，与1992年的1∶2.45比较，差距进一步扩大。而就在两个月前在中国上海举行的“全球扶贫大会”上，作为东道主的中国总理温家宝发表了题为“为减少全球贫困而携手行动”的讲话，承诺用10年时间尽快解决少数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和综合素质。

二是再次发生了杀富事件，就在7月21日上午10时，四川乐山市峨边县又发生一起爆炸案，拥有亿元身家的县政协副主席、四川明达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葛明君被炸身亡，警方已经初步肯定这是一起人为爆炸案。而中国各大网站的网客评论里，照旧充满了“该杀”、“该死”，“杀得好”－－这种言论，中国人称之为“仇富情结”。

中国的贫富差距过大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矛盾之所以特别突出，主要基于两点：第一是对贫困并无切实的社会救助，使得贫困人口维持生存极为困难。第二，贫困人口的大量产生，很大程度上是精英阶层过分挤占资源的结果。可以说，中国的经济改革既制造了许多富翁，也制造了许多穷人，而且从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生产穷人的速度比生产富人要快得多，而且穷人的数量远较富者庞大。

许多研究资料都表明，测量中国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在改革以来的一段时间内攀跃了两个台阶，第一个台阶是由1988年前不到0.3上升到1988年的0.382，第二个台阶是由1988年的0.382上升到1994年的0.467，而目前城市内部的个人年收入和人均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均超过了0.5，分别达到了0.529和0.561，这么短的时间内，中国公众的收入达到这样一种严重不均状态，即使与国际社会恶评如潮的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巴西、墨西哥等）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致富方式的不道德引发了社会仇恨

正如笔者反覆说过的那样，所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其实就是“以权力创造市场”的过程，这一进程最大的特点就是国家垄断虽有所减弱，但仍控制大部分政治经济资源，这使得当代中国经济精英的成长离不开独特的制度环境，在经济领域，国家一直努力试图在维持国家对经济干预的格局下引入市场机制，但由于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问题，现存的所谓“市场体制”总是摆脱不了政治制度的制约和影响，从而形成了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紧密结合且互相依赖的转型形态，这种形态既有市场的特征但又保留了政治权力介入资源分配的特征。

正是这种制度决定了中国经济精英的大多数人在其发展过程中，只能通过对权力的依附获得财富，其资本积累的速度与规模主要依赖于他们与政府官员互惠的程度，而不是取决于他们实际的经济竞争力。

也正由于经济精英的资本积累主要是通过权力的交换实现的，所以他们与政治精英一道成为与大众争夺社会资源的竞争者。换言之，贫苦大众失去的利益一部分被政治精英所剥夺，另一部分则被经济精英所掠夺。如果说这一特点在90年代中期以前因经济精英掠夺资源的方式比较间接因而隐藏得较深，那么到了90年代后期的“新圈地运动”中就变得相当明显，因为这时候占中国巨富人数30％以上的房地产商的财富，往往就是在城市掠夺被拆迁户的利益，在农村就是直接掠夺农民安身立命的耕地（这一点笔者在“房地商的暴利由何而来”中陈述得特别详细，该文亦发表于TaiwanNews上）。这种掠夺之所以能够实现，完全依赖于房地产开发商与地方政府官员结成极不光彩的利益同盟。

正因为大量确凿无疑的事实表明，不少经济精英的财富的确是依靠剥夺大众利益而积聚，从而导致地方政治秩序不断恶化，各种社会抗争事件急剧上升。但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社会抗争虽然是针对一些富人－－所谓“群众”历来有典型的趋利避害计算，哪怕他们知道站在这些富人背后并分润掠夺所得的人中有大量政府官员，但就他们的抗争能力而言，他们不得不选择针对较为不那么强大的富人，而不是武装到牙齿的政府。

即使如此，各地方政府在镇压社会抗争的过程中还是完全无视大众被剥夺这一事实，不仅不履行政府的职责，而是采用各种方式消弥社会抗争，使社会矛盾更为恶化。既然群众反抗政府体制性暴力压迫力所不及，这种仇恨自然而然就演变成对富人群体的仇恨，倾泄这种仇恨的方式有多种，其中最让中国富人坐立不安就是“仇富情结”。

由于不断有富人迫于压力自杀或被杀，中国媒体惊呼“2003年黑色记忆：富豪纷纷被杀，财富引向何处”。根据各种报道，从2003年开始，不时有富豪被杀的消息传来：山西海鑫钢铁集团董事长李海仓在其办公室里被枪杀；福建轮船总公司总经理刘启闽被员工连刺四刀身亡；北京富豪周祖豹返乡过年，在自家门口遭歹徒连刺14刀，当场死亡；兰州富豪刘恩谦被枪杀。就在今年7月21日上午10时，四川乐山市峨边县又发生一起爆炸案，拥有亿元身家的县政协副主席、四川明达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葛明君被炸身亡，警方已经初步肯定这是一起人为爆炸案。

不管上述富翁死亡出事的原因为何，也不管每个被害的富豪是否真有当杀之罪，每逢有富豪出事，中国各大网站的网客评论里，都充满了“该杀”、“该死”，“杀得好”等词语。一旦有人表示“富不必仇”，立刻就会遭到网客们的痛骂。

可以说，中国现在成了一个贫困者无法生活，富人也未必觉得安全的国度。

贫富差距过大状态下社会心理畸变

贫富差距过大的国家不止中国，但为什么只有在中国才出现了这种几乎可说是极端的仇富心理。追溯根源，这既有历史文化的沉淀，也有现实政治因素。

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固然有儒家文化那种等级秩序观，但也有“贫民文化”那种平等观，比如“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劫富济贫这种思想更是在《水浒传》里表现得淋漓尽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革命其实就是利用暴力把“将人伸进他人口袋里”的劫富济贫文化合法化，一些海外华人至今还将当年那场“土改运动”称之为“谋财害命”（分田地家产被称为“谋财”，枪毙地主富豪则被称为“害命”），这种文化通过所谓“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获得新的时代精神，再通过当年的意识形态教育深入中国人心。

与1949年以前那种朴素的“劫富济贫”观念相比，中国人从极左年代以来形成的平等观已经具有一套完整的理论。而邓小平开始的“经济改革”越到后来，越成为一场让少数权势者利用权力将公有财化为私人财的经济掠夺。由于现在信息传播的渠道非常发达，这一不道德的劫掠过程非常明显地凸显在公众视野里，处于弱势状态的公众虽然无奈其何，但内心深处的不满日益郁积，必然演变为仇富心理。可以说，中国现阶段产生的“仇富情结”是权力市场化的必然结果，权贵资本主义与仇恨富人的民粹主义，从来就是发展中国家政治病的一对“双胞胎姐妹”。

有人研究过美国社会心理，发现美国即使在大萧条时期，尽管有成千上万的劳工被解雇，而当时的美国却少有暴乱。战后美国贫富差距一直在扩大，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资料显示，1999年年，20%最富的美国家庭的收入占全国个人收入总和的49％，而最穷的20%的家庭只占到3.6％，在这一时期内，贫困人口也一直维持在3 000多万以上， 但是伦敦经济学院对同期美国与欧洲的社会不平等进行研究时发现：日益增大的社会不平等并不影响美国人的幸福感。

从1975至1992年，32%的美国人觉得自己‘非常幸福’，56%的人觉得‘幸福’，只有12%的人觉得‘不太幸福’。”根据笔者在美国生活的观察，美国人有如此社会心理是基于以下两个因素，首先，美国是个机会均等的社会，几乎给所有人都提供了机会，甚至有不少外来移民在美国获得巨大成功。比如常常在国际金融市场兴风作浪的索罗斯就是青年时期从匈牙利移居美国的移民，现任加州州长、前电影巨星阿诺则是奥地利移民。基于这种社会现实，美国人认为，如果一个人不成功，那是这个人自己的问题，与社会制度无关。

而在中国，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无论是穷困者还是富裕者，没有人会认为中国是个机会均等的社会，比如占中国总人口70％的农民至今还遭受身份歧视，经济改革中致富机会的不平等就是人人皆知的社会现实，广大民众一直存在严重的相对剥夺感。

贫富差距过大对社会安全的影响

从世界进入近代以来，人类社会越来越认识到，对社会公平的追求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不公平的社会容易让社会成员产生不公平感，导致心理失衡，这种心理失衡常常被压抑最后导致怨愤，而中国政府目前维持所谓“社会安定”完全依赖于体制化暴力，其结果必然是催化社会成员的个人报复性暴力，这种个人报复性暴力除了极少数人有选择性地针对仇人，大多数人属于盲目行动，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安全受到破坏。

至此可以做出结论：中国贫富差距悬殊的状态完全由政治制度造成，中国人的贫困根源乃在于基本人权的贫困。中国政府如果一意孤行地坚持现有政治制度，并赋予“人权”一种与国际社会完全不同的内涵，将国际通行的“人权”概念继续设为政治禁脔，拒不开放政治空间（民间结社）及媒体等公共领域，那么任何改善民众福利的承诺都只会成为纸上谈兵。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用于“扶贫”，但贫困者却越扶越多，原因不完全在于扶贫不力，而在于扶贫的力度远远赶不上制造贫困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