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 致富方式的不道德引發了社會仇恨；
３． 貧富差距過大狀態下社會心理畸變；
４． 貧富差距過大對社會安全的影響；
年年扶貧，為什麼越扶貧困人口越多？ 最近發生的幾件新聞從表面看似無漫不相關，但實際上卻有很深的內在聯繫。
一是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副組長、扶貧辦主任劉堅於7月中旬宣布，2003年未解決溫飽的貧困人口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80萬人。更為嚴重的是，貧困人口與其他農民的收入差距拉大，貧困人口的收入上限是637元（相當於76美元左右），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是2,622元。兩者之比為1︰4.12，與1992年的1︰2.45比較，差距進一步擴大。而就在兩個月前在中國上海舉行的「全球扶貧大會」上，作為東道主的中國總理溫家寶發表了題為「為減少全球貧困而攜手行動」的講話，承諾用10年時間盡快解決少數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提高貧困人口的生活質量和綜合素質。
二是再次發生了殺富事件，就在7月21日上午10時，四川樂山市峨邊縣又發生一起爆炸案，擁有億元身家的縣政協副主席、四川明達集團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葛明君被炸身亡，警方已經初步肯定這是一起人為爆炸案。而中國各大網站的網客評論裡，照舊充滿了「該殺」、「該死」，「殺得好」－－這種言論，中國人稱之為「仇富情結」。
中國的貧富差距過大早已經是不爭的事實，矛盾之所以特別突出，主要基於兩點：第一是對貧困並無切實的社會救助，使得貧困人口維持生存極為困難。第二，貧困人口的大量產生，很大程度上是精英階層過分擠佔資源的結果。可以說，中國的經濟改革既製造了許多富翁，也製造了許多窮人，而且從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生產窮人的速度比生產富人要快得多，而且窮人的數量遠較富者龐大。
許多研究資料都表明，測量中國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在改革以來的一段時間內攀躍了兩個台階，第一個台階是由1988年前不到0.3上升到1988年的0.382，第二個台階是由1988年的0.382上升到1994年的0.467，而目前城市內部的個人年收入和人均家庭收入的基尼係數均超過了0.5，分別達到了0.529和0.561，這麼短的時間內，中國公眾的收入達到這樣一種嚴重不均狀態，即使與國際社會惡評如潮的一些拉丁美洲國家（巴西、墨西哥等）相比，都有過之而無不及。
致富方式的不道德引發了社會仇恨
正如筆者反覆說過的那樣，所謂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其實就是「以權力創造市場」的過程，這一進程最大的特點就是國家壟斷雖有所減弱，但仍控制大部分政治經濟資源，這使得當代中國經濟精英的成長離不開獨特的制度環境，在經濟領域，國家一直努力試圖在維持國家對經濟干預的格局下引入市場機制，但由於制度變遷中的「路徑依賴」問題，現存的所謂「市場體制」總是擺脫不了政治制度的制約和影響，從而形成了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緊密結合且互相依賴的轉型形態，這種形態既有市場的特徵但又保留了政治權力介入資源分配的特徵。
正是這種制度決定了中國經濟精英的大多數人在其發展過程中，只能通過對權力的依附獲得財富，其資本積累的速度與規模主要依賴於他們與政府官員互惠的程度，而不是取決於他們實際的經濟競爭力。
也正由於經濟精英的資本積累主要是通過權力的交換實現的，所以他們與政治精英一道成為與大眾爭奪社會資源的競爭者。換言之，貧苦大眾失去的利益一部分被政治精英所剝奪，另一部分則被經濟精英所掠奪。如果說這一特點在90年代中期以前因經濟精英掠奪資源的方式比較間接因而隱藏得較深，那麼到了90年代後期的「新圈地運動」中就變得相當明顯，因為這時候佔中國巨富人數30％以上的房地產商的財富，往往就是在城市掠奪被拆遷戶的利益，在農村就是直接掠奪農民安身立命的耕地（這一點筆者在「房地商的暴利由何而來」中陳述得特別詳細，該文亦發表於TaiwanNews上）。這種掠奪之所以能夠實現，完全依賴於房地產開發商與地方政府官員結成極不光彩的利益同盟。
正因為大量確鑿無疑的事實表明，不少經濟精英的財富的確是依靠剝奪大眾利益而積聚，從而導致地方政治秩序不斷惡化，各種社會抗爭事件急劇上升。但更為嚴重的是，這種社會抗爭雖然是針對一些富人－－所謂「群眾」歷來有典型的趨利避害計算，哪怕他們知道站在這些富人背後並分潤掠奪所得的人中有大量政府官員，但就他們的抗爭能力而言，他們不得不選擇針對較為不那麼強大的富人，而不是武裝到牙齒的政府。
即使如此，各地方政府在鎮壓社會抗爭的過程中還是完全無視大眾被剝奪這一事實，不僅不履行政府的職責，而是採用各種方式消彌社會抗爭，使社會矛盾更為惡化。既然群眾反抗政府體制性暴力壓迫力所不及，這種仇恨自然而然就演變成對富人群體的仇恨，傾泄這種仇恨的方式有多種，其中最讓中國富人坐立不安就是「仇富情結」。
由於不斷有富人迫於壓力自殺或被殺，中國媒體驚呼「2003年黑色記憶：富豪紛紛被殺，財富引向何處」。根據各種報導，從2003年開始，不時有富豪被殺的消息傳來：山西海鑫鋼鐵集團董事長李海倉在其辦公室裡被槍殺；福建輪船總公司總經理劉啟閩被員工連刺四刀身亡；北京富豪周祖豹返鄉過年，在自家門口遭歹徒連刺14刀，當場死亡；蘭州富豪劉恩謙被槍殺。就在今年7月21日上午10時，四川樂山市峨邊縣又發生一起爆炸案，擁有億元身家的縣政協副主席、四川明達集團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葛明君被炸身亡，警方已經初步肯定這是一起人為爆炸案。
不管上述富翁死亡出事的原因為何，也不管每個被害的富豪是否真有當殺之罪，每逢有富豪出事，中國各大網站的網客評論裡，都充滿了「該殺」、「該死」，「殺得好」等詞語。一旦有人表示「富不必仇」，立刻就會遭到網客們的痛罵。
可以說，中國現在成了一個貧困者無法生活，富人也未必覺得安全的國度。
貧富差距過大狀態下社會心理畸變
貧富差距過大的國家不止中國，但為什麼只有在中國才出現了這種幾乎可說是極端的仇富心理。追溯根源，這既有歷史文化的沉澱，也有現實政治因素。
中國的歷史文化中固然有儒家文化那種等級秩序觀，但也有「貧民文化」那種平等觀，比如「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劫富濟貧這種思想更是在《水滸傳》裡表現得淋漓盡致，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革命其實就是利用暴力把「將人伸進他人口袋裡」的劫富濟貧文化合法化，一些海外華人至今還將當年那場「土改運動」稱之為「謀財害命」（分田地家產被稱為「謀財」，槍斃地主富豪則被稱為「害命」），這種文化通過所謂「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獲得新的時代精神，再通過當年的意識形態教育深入中國人心。
與1949年以前那種樸素的「劫富濟貧」觀念相比，中國人從極左年代以來形成的平等觀已經具有一套完整的理論。而鄧小平開始的「經濟改革」越到後來，越成為一場讓少數權勢者利用權力將公有財化為私人財的經濟掠奪。由於現在信息傳播的渠道非常發達，這一不道德的劫掠過程非常明顯地凸顯在公眾視野裡，處於弱勢狀態的公眾雖然無奈其何，但內心深處的不滿日益鬱積，必然演變為仇富心理。可以說，中國現階段產生的「仇富情結」是權力市場化的必然結果，權貴資本主義與仇恨富人的民粹主義，從來就是發展中國家政治病的一對「雙胞胎姐妹」。
有人研究過美國社會心理，發現美國即使在大蕭條時期，儘管有成千上萬的勞工被解雇，而當時的美國卻少有暴亂。戰後美國貧富差距一直在擴大，美國人口普查局的資料顯示，1999年年，20%最富的美國家庭的收入佔全國個人收入總和的49％，而最窮的20%的家庭只佔到3.6％，在這一時期內，貧困人口也一直維持在3 000多萬以上， 但是倫敦經濟學院對同期美國與歐洲的社會不平等進行研究時發現：日益增大的社會不平等並不影響美國人的幸福感。
從1975至1992年，32%的美國人覺得自己『非常幸福』，56%的人覺得『幸福』，只有12%的人覺得『不太幸福』。」根據筆者在美國生活的觀察，美國人有如此社會心理是基於以下兩個因素，首先，美國是個機會均等的社會，幾乎給所有人都提供了機會，甚至有不少外來移民在美國獲得巨大成功。比如常常在國際金融市場興風作浪的索羅斯就是青年時期從匈牙利移居美國的移民，現任加州州長、前電影巨星阿諾則是奧地利移民。基於這種社會現實，美國人認為，如果一個人不成功，那是這個人自己的問題，與社會制度無關。
而在中國，無論是成功者還是失敗者，無論是窮困者還是富裕者，沒有人會認為中國是個機會均等的社會，比如佔中國總人口70％的農民至今還遭受身份歧視，經濟改革中致富機會的不平等就是人人皆知的社會現實，廣大民眾一直存在嚴重的相對剝奪感。
貧富差距過大對社會安全的影響
從世界進入近代以來，人類社會越來越認識到，對社會公平的追求是人的一項基本權利，不公平的社會容易讓社會成員產生不公平感，導致心理失衡，這種心理失衡常常被壓抑最後導致怨憤，而中國政府目前維持所謂「社會安定」完全依賴於體制化暴力，其結果必然是催化社會成員的個人報復性暴力，這種個人報復性暴力除了極少數人有選擇性地針對仇人，大多數人屬於盲目行動，其結果必然導致社會安全受到破壞。
至此可以做出結論：中國貧富差距懸殊的狀態完全由政治制度造成，中國人的貧困根源乃在於基本人權的貧困。中國政府如果一意孤行地堅持現有政治制度，並賦予「人權」一種與國際社會完全不同的內涵，將國際通行的「人權」概念繼續設為政治禁臠，拒不開放政治空間（民間結社）及媒體等公共領域，那麼任何改善民眾福利的承諾都只會成為紙上談兵。多年來，中國政府一直花費大量人力物力用於「扶貧」，但貧困者卻越扶越多，原因不完全在於扶貧不力，而在於扶貧的力度遠遠趕不上製造貧困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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