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飞熊: 在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旗帜下复兴儒家

我对儒家的拥戴首先出于感情因素。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不应绝情地斩断与祖先在文化上的联系。

儒家文化是祖先创造的经典文明的核心成分，它为全人类贡献了“仁义礼智信”、“天下一家”等普世文明。在它的作用下，汉族由蒙昧走向开化，诸多游牧民族摆脱了奴隶制的羁绊。它还普照了朝鲜民族和日本民族的生活。对于它所留下的大盘局，我们应该深怀感激。

我对儒家的感情是基本的，是下意识的，是原始的。是由对父母的眷念延续而生的对先人的感情，是对脚下这块古老而永恒的土地的感情，是对先人数千年辛勤劳作的尊敬。

我判断，这种感情与常识理性有着相同的结构，它是最朴素的情理交融。

1，儒家在政治科学上的独创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儒家遭受了空前的批评，一大堆不实之词被加在它身上。

批评之一曰：儒家在过去几千年中主要作为皇权专制的帮凶而存在，犯下了巨大的愚民之罪。

让我们来看一看真实的历史。在皇权存在具有历史合理性的世代，在法家体系因秦亡而崩塌之后，儒家文化接任了中央集权政治体系的理论建制者的位置。在与权力体系的磨合和相互妥协中，在对法家思想表层排斥而深层吸纳后，“意识形态化”的儒家思想诞生了，其中尤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学说最为臭名昭著。作为一种理性思维，儒家在切入政治层面时的确发生了部分变形。但是，观诸历史，这种以高度服从为主要导向的宗法制儒家思想文化，并不构成为儒家思想文化的全部，尤其重要的是，它并不构成为儒家政治文化的全部主流。至少还有另一股强大浩瀚的主流同时存在－－那就是作为法家之严酷强制模式的对立者的宽和礼仪思想的存在，作为血腥暴力和原始野性的对立者的仁爱思想的存在，作为绝对君权的制衡者的民本思想的存在。

孔子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在孟子那里，更发展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且民众有权“杀暴君”、“诛独夫”的思想。这一超越了任何阶级利益的政治科学理论，以其巨大的理想感召力和压倒性的永恒正义，对后世血腥暴力和黑暗政治发挥了巨大的批判警示作用，也起到了帮助权力有序且清明运作的建设性作用。从汉代以后，孔孟的政治学说逐渐得以制度化，隋唐之后更发展出以排斥贵族世家垄断权力为主要导向、体现相对公正的科举考试和文官建设体制，发展出中书、门下、尚书三省“行政三分”的决策制衡机制，发展出谏议大夫对皇权的合法批评机制。这些都是颇为辉煌的政治设计。

中国能够保持世界最长的政治延续，不是无缘无故的，主要便是这些限制君权和排斥世家贵族宗法政治的因素发挥了实际效用。这是独立于英国议会制体系之外对权力运作体系的某些侧面进行制衡的政治创造。在未来三权分立的框架下，我们祖先在行政三分和内部化的批评部长方面的体制设计经验是完全值得借鉴的，它有助于提高宪政下的行政效率。

上述政治成就，不会因为“以高度服从为主要导向的宗法制儒家思想文化”在帮助专制、束缚人性、禁锢思想方面的负性作用而改变其真实价值。

此外，对于儒家还有其它严峻批评，比如一段时间里人们在探讨“为什么古代中国不能诞生现代科学”时，指责以儒家为代表的古代文化要负主要责任。

现在冷静分析起来，不能不承认，几乎所有的中西比较，都犯了缺乏精密论证、违反形式逻辑的错误，其大众文化价值，要远远地超出其学术价值。错误是常识性的 －－中西比较的对象，主语或者逻辑单元不对等。“中”，只是一个国家和地区，而“西”，几乎是欧亚大陆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集合。“中”，代表着一个文明世代，而“西”，则是希腊文明－－罗马文明－－阿拉伯文明－－中世纪欧洲文明－－近代西方文明构成的一串文明系列，其中发生了数次文明融合、中心迁移、理性批判进程，这是一部不完整的世界历史。拿个体与集体作对等比较，是没有意义的。在农业文明时代，由于地理阻隔，中国未能深度参与欧亚大陆西部的历史演进，是很自然的，与文化又有何干系？这种中西比较把社会文化的作用过分夸大了，其内在前提是判断“西方文化”能够产生“近代科学”。这果真是对近代科学诞生原因的真实解说么？或许，思想文化本来不是整全性的，内部天然多元，科学、宗教、政治文化之间并无深度相关，科学思想体系有着独立于政治文化之外的演进线索，这样的判断要更为合理？

还有一种流行的批评，认为中国古代文化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代表意见来自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认为中国儒家文化不象新教中存在的节俭、劳作等伦理那样，对资本主义有着正面促进作用，反而饱含了诸多反资本积累、反市场的因素。这种说法明显是极其外行的，我们可以在宋明理学中找到大量的类似于新教的伦理说教，而且更多。在实际生活中，东南亚华人早已以善于经商著称，东亚儒家文化圈继而以创造了“东亚经济奇迹”而引人注目。人们从中可以发现，在竞争环境下，沉淀于个人历史记忆和实践理性中的儒家思想对个人生活的组织力有着莫大的助推作用。

看来许多对儒家的批评都缺乏事实佐证。由此展开的论说往往是十分含混、粗鄙、简陋的。

2，二十世纪儒家文化遭受的各派夹击

为什么儒家文化会遭受如此众多的误解？

今天的人们将事情的肇端追述到进化论的传入和五四激进主义的登台。其实还有更深的背景，这便是近代以来国人在历史上第一次遭遇到一个比自身文化更为先进的异族所产生的自信丧失。

一开始，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等人并未将儒家思想一概否定。但不久出笼的“打倒孔家店”的激烈口号被“总司令”视为打开局面的利器，而大加诱发，导致暴力语言迅猛地渗入新思想潮流，最后淹没了严谨的理性，使人们逐渐放弃了承认儒家还存有部分合理性的常识判断，沦为文化激进主义“打倒一切”思想的信奉者。

同样的事态也发生在毛泽东身上。不过这是数十年之后的事。作为实践者，毛泽东在五四时期内心实际秉承着保守主义和常识理性。他本人即是曾国藩以来湖南兴盛的儒学潮流的受益者。求学时代的毛十分崇敬曾国藩收拾洪杨的文治武功，通过读书和杨昌济的“二传”，原始儒学和宋明理学中那些进取性的文化成分，比如刚健有为、张扬自我、讲求事功、注重细节、培植实力、练达人情等等，浇灌构筑为毛泽东实践理性的主干之一。后来在井岗山上的武装斗争中，这些知识储存得到了发挥，在毛泽东的军政行为中，颇多曾国藩的影子，比如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便脱胎于曾国藩的《湘军爱民歌》。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身上，我们明显可以发现儒家实践理性对于中共本土派培植军政干才的资源意义。

（顺便说一下，一些学者曾强调流民文化对于中共的严重负面影响，这是远离事实的。曾国藩在招兵时特别强调排斥兵油子，而主要招收老实敦厚的农民。这一招被毛泽东继承了下来，曾专门作过一个《关于流氓无产阶级》的政治决议。）

在中共党史上，出现过大批革命烈士。我在重庆渣滓洞纪念馆参观时曾发现，江姐、陈然们互相以孟子语录和文天祥《正气歌》来激励斗志。儒家的气节思想，直接浇灌了中共先烈们的英雄人格。

中共的崛起受益于儒家思想资源。毛泽东也明知儒家的真实价值。他们都是儒家文化的受惠者，是在绿洲上成长起来的，却为了建立一个纯之又纯的社会，为了造就一代新人，而使后代完全生活在沙漠中。为了实现政治目的，毛象对待革命烈士瞿秋白先崇后辱那样，象抛弃众多的同在一个锅里吃饭的革命元勋那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将儒家踏在脚下，批倒批臭。其忘恩负义，游戏人生，有其思想和人格的一贯性。然而即使是这些毁灭性的打压，都无法掩住儒家的光辉。到了1980年代，随着中国政治由乌托邦退回地面，民间文化得以复辟，但激进主义情结又借助新的思潮得以继续。当时的激进思想者们不敢直接批评政治专制，却绕了个弯子，拿儒家文化作为靶子，大搞影射学术。在学术上，他们也没有区分开专制与极权的差别，继续在整全主义和独断论的哲学框架下否定传统。不管他们的动机具有怎样的善意，态度也至少有着几分严肃（因恐惧而绕弯便是其不严肃之处），但其结果却是又毁了一代人的思想前程。我从1980年代中期进入大学开始，便亲眼看到这种激进主义如何遵循毛泽东和鲁迅式的逻辑，让一代人再次蹈入沙漠，且以此为荣，自今如是！

二十世纪对儒家的否定者，有着共同的特征，就是惯于使用全称判断，假定文化是一个整全性的概念，把不同的社会侧面强行绑架在一起。它否认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各自独立性，不承认多元化的存在，对于明显存在的事实多元，则采取“这是次要的，那才是主要的”的强横判断给予事实否定。在这样的线性思维下，历史被扭曲为一条新旧替代独断地演进的历史。新的一元的确立，必以旧的一元全盘遭受践踏作为代价。所以才有了毛将抗日功臣蒋贬得一踏糊涂，反毛者又将领导军事复兴的毛贬得一蹋糊涂的闹剧不断涌现，才有新社会将旧社会抹成一片漆黑，暗无天日，而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又将新社会视为单纯的极权主义存在而对其中蕴涵的诸多正面价值全盘否定的“打倒一切”剧目的不断上演。

幸亏有了对多元内容存在的哲学发现，幸亏有了保守主义思想的引进，我们的朴素感情，我们的常识理性，才有了高深复杂的大理论作依靠。这样结果当然正确，但过程和起点是否搞颠倒了？

3，儒家复兴需要自由主义引导

1840年以来中国面对西方遭受的多次军事失败，使不少仁人志士精神紧张得变了形。鲁迅曾说过：“如果要保存国粹，首先就要国粹能保存我们自己。”总是打败仗的事实，便证明“国粹”不能保存我们自己，所以“国粹”应该被抛弃－－这便是当时激进主义论说的思路。

这一论说在当时可能是有力的，但今天却会被质问－－如果军事失败便证明“文化失败”，因而应被抛弃，那么印度在历史上多次遭受军事失败，印度教和佛教便可被判定为“失败文化”，都应该被抛弃么？还有世界上众多的弱小民族，其“国粹”都不能用来实现军事胜利，不能用来“保存我们自己”，那么都该被抛弃了？为什么佛教在中国和东亚却得到发扬光大？为什么罗马帝国的人民将“敌对文化”+“失败文化”－－基督教拾起来加以信奉？为什么在元代和清代，那可被判为“失败文化”的儒家思想，竟能帮助汉人同化异族，使异族最终充当了汉人扩张疆土的历史代理人？

这一切都反证了：文化与强力无关，它具有独立的价值，独立的存在。在那些主张“不要读中国书”、主张“全盘西化”的虚无主义者头脑里，萦绕着一种深度的自卑感，他们的腰早已被西方的精神优势所压弯。这些迷失了本性的人物是不配充当中国人的导师的。以下论断已得到了今日全球社会的公认－－天地之间，众生平等，世界上每一个民族的独特文化都有合理价值，都应该得到发扬和传承。

在今天复兴儒家，便是在解除二十世纪对传统文化的压迫和歧视，扫荡那种使人迷失本性的自卑感，恢复我们自然坦荡的天性。

有朋友怀疑在信息时代谈论儒家复兴的必要。我的回答是：面对那些曾经被淹没却具有终极价值的事物，倒退便是一种伟大而自然的前进。在自然生态下，民间社会的复兴必导致民间文化的复兴，民间文化的复兴必导致多元竞争，欲有所作为者，应主动弄潮其中。在当下这个经济长期增长的社会里，人们是不可能久久沉湎于单纯的物质消费的。在人们对精神生活的渴盼持续推动下，各种宗教、信仰、新兴文化和传统文化生活在民间的大面积兴起，乃是必然的走势。已经有足够的事实为这一走势作见证了。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这个时代，具有足以为普通群众提供伦理层面和精神层面的终极价值昄依的潜能。自由主义者主动推崇儒家，可以因此而帮助人们恢复与祖先和土地不相隔离的精神生活，剔除掉激进理性和自卑感；可以通过传统和习俗而延续祖先业已享有的自由，并争取以自由主义为绳墨，参与重建儒家文化，从中发现新的思想生长点；可以促进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新生儒家的思想文化联盟的形成，从而在各种相互竞争的文化中争夺民间精神生活的主导权。这将是自由主义本土化的关键步骤之一。

儒家的新生需要自由主义，因为只有自由主义才能为儒家提供新的规范框架。也只有自由主义才能使儒家文化回归其本来位置和终极位置。这便是民间社会。有人主张新生的儒家重走官学之路，这是一条不现实的、也是不正当的道路。国教的时代业已过去，回归民间、制衡官方是儒家自然的也是最合适的选择。民间即是自由，风俗即是自由，传统即是自由。自由主义有责任与新儒家的官学妄想进行论战，引导它在自然空间内健康地发展。

儒家的复兴应走正道，各种主义可以相互协作，却不可相互利用。将儒家文化民族主义化的思路便是在利用儒家，这一反自由的集体主义诉求，值得人们警觉。在文化领域，有文化与民族或部族的重叠，但这种重叠是可以突破的。佛教便传到中国、日本和东南亚，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便传到西欧，西方文化便传到世界各国。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文化无国界，文化无霸权。西方文化不是霸权，而是一部分人内心中了魔，心魔难除，从而产生诸多幻相。文化是用以直面人生和事物的直接或终极困境的工具，是用来打通全人类心灵的。文化民族主义太小气了，文化的本性在于无边际，在于开放和自由。

儒家诞生于某一地域，但同佛教一样是没有地域之分的。新加坡的李光耀为儒家设定了一个亚洲价值观，实为他的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情结的儒家伪证。他算什么儒家，不过是假儒真法而已。他的实质法家思路，不过是从从日本占领军身上学到的铁腕治国术的政治理念化。他的亚洲价值观不过是一些独裁者和石原慎太郎之类末流的旗帜。同法家一样，他最后堕入了机会主义的境地。对儒家，他得势时宣布信奉，在金融危机到来时又宣布放弃，真正的信仰者不会这般轻率。他的亚洲价值观实为反儒的，因为儒家的真谛便在于它的普世情怀。李光耀的反复无常，便证明了将儒家地域分野至上化的危险性。

自由主义赞成经验，它与张载式的浮夸在精神上是对立的，而宁愿接续孟子之明晰和阔大。儒家自由主义值得赞赏，儒家的独立道统更值得赞赏，但独立并不意味着语言的封闭，并不意味着语言的咒语化、反形式逻辑化、反日常语言化，而是意味着思想空间和思维走向的独立。它与各种流派相互通约且并行不悖，它的语言将自成体系，却可以明白翻译。正如佛学不会被西方哲学所吞没，也吞没不了，儒学也同样如此。有独立然后才有原创，有原创然后才有竞争力。

当对儒家文化的保守取得一定声势后，自由主义者不能不注意起对于红色思想体系中除了极权主义以外的一些价值诸如平等理念、福利设计、政府适当服务思路的保守。如果对红色的保守得以成型，便可为一场有序的光荣革命奠定理论基础－－展望未来，和平演进之路，无非危机转型和光荣革命两种。(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