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如何为残暴辩护?

30年代左倾以后的鲁迅先生,最叫我反感的地方,就是他不断地为苏俄和共产党革命中的血腥和残暴辩护。他明明知道苏俄的肃反中大规模杀人、关人,许多人---包括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被整得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然而他却告诉青年们说,象这样对反动派决不怜悯的无情打击,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最为正当的”“正确的战法”,是有“坚强的意志的战士”所不能不采取的斗争方法。

决不对反动派实行费尔泼赖,虽然是鲁迅先生很早就有的思想,然而却是激于血的教训,出于对残暴的反感,其中尚有人道的立场,还不至于公开赞扬革命的残暴。那个时候,他本人对杀人和残暴---不管是“革命”的残暴还是“反革命”的残暴---都保持着极度的反感与不安。后来鲁迅先生靠拢了共产党,“费尔泼赖应当缓行论”与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揉和到了一起,阶级论就压倒了人性论,人道色彩也愈见稀薄。于是,在1933年10月写的《“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后记》中,鲁迅先生就公开鄙夷人道主义了:对于慈善者,人道主义者,也早有人揭穿了他们不过用同情或财力,买得心的平安。这自然是对的。但倘非战士,而只劫取这一个理由来自掩他的冷酷,那就是用一毛不拔,买得心的平安了,他是不化本钱的买卖。

鲁迅先生极为推崇卢那察尔斯基所作的《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因为这部十场戏剧深刻地揭露了人道主义者---而且是那种奋不顾身的真诚的人道主义者---的反动,“甚至于毒害”。

这个剧本当中,在革命之前,吉诃德出于人道立场,用谋略和自己的挨打救出了革命者。然而当革命起来之后,专制者入了牢狱,这位人道主义者又把他们当做新的被压迫者,为之奔走呼救了。吉诃德还谴责那些变成了当权者的革命者,说他们“新的正义也不过是旧的正义的同胞姊妹”,指革命者为魔王,和先前的专制者同等。

  鲁迅先生告诉青年人说,象吉诃德这样的人道主义者,起的作用极坏,乃是帮着奸人“使世界留在黑暗中”,“放蛇归壑,使他又能流毒,焚杀淫掠,远过于革命的牺牲。”

作为吉诃德的对立面,鲁迅先生最欣赏的是剧中革命者德里戈(DrigoPazz)为革命后的专制和残暴所作的辩护:“是的,我们是专制魔王,我们是专政的。你看这把剑--看见罢?--它和贵族的剑一样,杀起人来是很准的;不过他们的剑是为着奴隶制度去杀人,我们的剑是为着自由去杀人。你的老脑袋要改变是很难的了。你是个好人;好人总喜欢帮助被压迫者。现在,我们在这个短期间是压迫者。你和我们来斗争罢。我们也一定要和你斗争,因为我们的压迫,是为着要叫这个世界上很快就没有人能够压迫。”(第六场)

这就是典型的共产党理论:只要是为了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的社会,今天的任何“专制”、“镇压”和“杀人”都是应当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逼,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中更是绝不能听吉诃德之流的废话。对此种理论,鲁迅先生表示了高度的赞许,认为“最为正当的”:“德里戈的嘲笑,憎恶,不听废话,是最为正当的了,他是有正确的战法,坚强的意志的战士。 ”

指出了此点之后,鲁迅先生结合苏俄革命之初大规模肃反的背景,指出吉诃德这样的人,虽然并非整个是现实所有的人物,然而却确实存在,象托尔斯泰派、罗曼罗兰、爱因斯坦都是,甚至高尔基也一度犯了吉诃德式的错误,附和着反动派的种种谣诼,非议革命的残暴,并且帮助反动分子者逃亡:“不过这里的吉诃德,也并非整个是现实所有的人物。原书以一九二二年印行,正是十月革命后六年,世界上盛行着反对者的种种谣诼,竭力企图中伤的时候,崇精神的,爱自由的,讲人道的,大抵不平于党人的专横,以为革命不但不能复兴人间,倒是得了地狱。这剧本便是给与这些论者们的总答案。吉诃德即由许多非议十月革命的思想家,文学家所合成的。其中自然有梅垒什珂夫斯基(Merezhkovsky),有托尔斯泰派;也有罗曼罗兰,爱因斯坦因(Einstein)。我还疑心连高尔基也在内,那时他正为种种人们奔走,使他们出国,帮他们安身,听说还至于因此和当局者相冲突。

鲁迅先生叹息,象德里戈那样为专制和镇压所作的辩护,以及象他对反革命者的凶残和兽性所作的预测,在当时世界上人们未必相信,“因为他们以为一党专政的时候,总有为暴政辩解的文章,即使做得怎样巧妙而动人,也不过一种血迹上的掩饰。”然而共产党为一党专制所作的辩护和预测却是正确的。鲁迅先生提出的第一项证据就是:“然而几个为高尔基所救的文人,就证明了这豫测的真实性,他们一出国,便痛骂高尔基,正如复活后的谟尔却伯爵一样了。 ”

我读到这里,心中一阵发冷:天啊!就因为反革命们一出国就痛骂高尔基,苏联肃反中那无数的迫害、流血和眼泪,就被证明是正当的了?!那种建立在“血迹上的掩饰”,就变成完全正确的了?用受迫害者事后的痛骂,来证明迫害运动的正当,鲁迅先生的这种理论,可以一字不改地用来为共产党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作辩护。

当年新生的苏俄,有许多文学家受到迫害,以致丧命,鲁迅先生并不是不知道。左倾之前,他就很同情横死的苏联诗人诗人叶赛宁。这位写出了许多优美田园诗的伟大诗人,革命后遭到残酷迫害,被人拷打以后吊起来,伪装成自杀身亡。然而,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鲁迅先生却告诉青年人,叶赛宁之死,不是因为革命的残暴,而是因为他自己跟不上革命的形势: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听说俄国的诗人叶赛宁,当初也非常欢迎十月革命,当时他叫道,“万岁,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说“我是一个布尔塞维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后,实际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像的那么一回事,终于失望,颓废。叶遂宁后来是自杀了的,听说这失望是他的自杀的原因之一。

鲁迅先生告诉青年人说,叶赛宁这样对革命失望的人,以后也有可能变成反动,“有些人甚至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他教育青年要改造思想,以免成为跟他们一样的人。

我有时候很纳闷,许多在国民党统治下敢于站起来反抗的人,怎么一到共产党那里,面对形形色色的整风和迫害,绝大多数人都不敢挺直腰杆来了?这跟当年鲁迅这样受人尊敬的大文豪,帮着共产党灌输给他们这种赤裸裸的新型专制理论,有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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