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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文化革命”，“外部”电影几成绝响，差不多所有的电影都属“内部”，在其十年间，看过的外国电影屈指可数。记得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早期，我在云南农场的时候，有幸看过北朝鲜的《摘苹果的时候》，不免激动了一晚上，连呼过瘾，认为这绝对是当今世界上最杰出的电影艺术。后来还看过阿尔巴尼亚的《第八个是铜像》，其中有个躲在别人家里还大呼小叫、挑三捡四的革命者，为了这个几乎不近情理的角色，我们大家不知反复辩论了多少回，到底也没有搞清楚导演的真实意图是什么。
不过到了一九七六年，“四人帮”被一举粉碎了以后，在京城出现过一类不在电影院里卖票放映，而是私人通过各种渠道搞到拷贝和联系场地，只在一定范围内放映的电影，称做“内部电影”。只是拷贝或者尚未公开，或是绝大多数都是几十年的老电影，再加当时政治局面混乱，何者为敌，何者为友也十分含混不清。有的时候，持票的观众好几百人，甚至上千人，有的是同一“单位”的“同志”，有的只是毫不相干的乌合之众，也根本谈不到什么“内部”的局限。像我这等做过许多年“知识青年”的人，居然也就鱼目混珠，忝陪末座，看过不少当时的“内部电影”。
当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当年的“内部电影”如今绝对算不上什么稀奇之物。譬如说，我在昆明看过一次《刘三姐》，那是一部“文化革命”前拍摄的电影，如果说这就是所谓的“内部电影”，那么今天的人们一定觉得是丈二和尚。
当时正是百废待兴的时候，有一天，群众风闻领导要以审查为名，私映《刘三姐》。大家想，如今打倒了“四人帮”，群众已成真正的英雄，几个领导看得，我们为何就看不得?于是串联起来将小礼堂团团围住，一定要与领导共同分享《刘三姐》。
领导到底手段高明，见到有如洪水猛兽般的群众将礼堂围得水泄不通，便略施一番小计，命令放群众入内，开始放映《红灯记》和《奇袭白虎团》两部样板电影。从中午一直放到傍晚时分，然后又从头重新放映。群众渐渐耐不住性子，领导又派出亲信到群众中散布消息，说是哪里有领导不与群众分享《刘三姐》的道理，根本没有什么“内部电影”。那个时候的群众受到的愚弄到底还不太深，心地也还比较善良，认为领导不会这样独吞硕果，到了半夜时分便渐渐散去。待到人去楼空以后，各位领导大员才纷纷落座，开始独享《刘三姐》。我们几个人是深知领导的为人，一直坚持到最后，这才得以一睹刘三姐的风采。
不过到我在京城有幸躬逢盛举，经历“内部电影”的热潮时，那个特定时期的所谓“内部电影”一般都是指外国电影，十年没有开“洋荤”，正所谓饥不择食，倒也无论哪个国家的出品，也无所谓艺术的水准，从索然无味的广告片到经典名著，从三十年代的默片到最新声光电化的巨制，只要是能搞到手，观众一视同仁。
促成一部这样的“内部电影”放映，起码有三个要素：一是电影拷贝，二是放映场地，三是翻译。
取得电影拷贝，这完全要靠关系。那个年月，虽说并非改朝换代，但手中有权的官员也有如走马灯般地轮番换将。所以打通关节是最重要的。好在大部分的官员自知也呆不长，索性赶快行使权力，免得过期作废，倒是颇好讲话。而且那个时候许多政府大员刚刚“解放”，很久没有亲手批示过文件，不免手痒难搔。记得我的一位朋友的父亲说过他就属这类人物，同一个办公室里坐着七八个有职无权的老领导，看到秘书拿着各类文件从身边跑进跑出地找人批阅，有人经不起诱惑，忍不住冲秘书高声大叫：“拿来，叫我批一份试试看!”
二是场地不易解决。虽说是半开放式的“内部电影”，但到底还是要有所顾忌，为了避人耳目，正规的影院是不能用的。这时，礼堂的所有单位就可以开出价钱，他们也要有利益均沾的好处。不过当年的人们并没有如今这样胆大包天，所谓的好处无非也就是多给几张电影票而已。
翻译尤其难。那个时代权威都已打倒，外文几成绝响，能够胜任的人物有如凤毛麟角，而且还要冒宣传封资修的风险，所以往往是万事俱备，而最终无法找到胜任的翻译，功亏一篑。
记得有几次对翻译高手的印象不浅，例如外文所的朱虹女士翻译的《随风而去》，娓娓道来，用词十分得当，可以算是一种享受。另外有一次，在冶金部的礼堂，看的是歌德的《浮士德》。那位德文翻译据说是当今的歌德权威，口译也十分流畅，只是浮士德本身太过艰涩，观众的思维方式离“文化革命”也尚不大远，所以看过之后，大家仍旧大惑不解。
还有一次，看的是一部讲美国黑手党的打斗片，那个担任翻译的中年男子口译十分了得，而且把纽约的黑帮切口顺便翻成地道的北京土话，对话里面男子的粗声大气和小姐太太的尖嗓细语都转换自如。例如说“你他妈小子少来这套浑的!”“王八蛋才骗你呢!”，或是说“哟－－，大清早儿的，这是到哪儿去呀?还是让姐们儿我来疼疼你吧”，等等，听着十分干脆过瘾，但似乎与画面上西服革履的人物不大相称，大家不免怀疑他是否在信口开河，添油加醋。但是观众大多不懂外文，也不敢挑剔。后来我到了美国，看到他们好莱坞电影里衣冠楚楚的绅士和描眉画眼的淑女果然都是经常一口“F”字头当家，这才信服了当年那位翻译传神的口译应该是大致不错的，只是如今再也无法证实了。
当然，翻译的功夫到底也是良莠不齐，如果遇到外语功力有所不逮的翻译时就不免让人有隔靴搔痒之感。例如有一次看美国的西部片，只见两群强盗开枪火并，口中还在念念有词，这些对话与剧情绝对有十分紧要的关系，但是现场的翻译总是捉摸不定，三缄其口，惹得观众抓耳挠腮，直问剧中人在说些什么。后来尸横街头，枪声渐稀，镜头淡入到一个肃穆的出殡仪式，一口棺材抬了出来，这时才听到翻译姗姗来迟的金口玉言：“他死了。”
众人皆十分不满，叫道：“废话!这我们还不知道!都出殡了，人还能没死?!”
那是一九七八年夏季的一个酷暑之夜，我从友人处偶然得到一张“内部电影”票，大概是他对我前次送给他内部电影票投桃报李的人情。放映地点是在京西的水电设计院礼堂，那次是连看两部电影，一为缅甸出品，一为英国出品。两者时代、背景、情节毫不相干，只是负责联系拷贝的人一时都借来了，于是就放在一起连映。当年的观众对“内部电影”胃口奇佳，来者不拒，多多益善。虽然两部电影的名字我没有记住，但情节尚约略记得，前者讲一个缅甸革命者如何舍弃家庭，参加游击战；后者讲一个二战中被纳粹俘虏的英国士兵如何摆脱看守，乘坐货运的闷罐火车逃出魔掌。
中国人习惯先苦后甜，按照这个思路，观众大都认为缅甸的电影总归是不如英国的，所以放映员提出的放映顺序是先放缅甸的，然后再放英国的，大家都没有异议，连呼快放便是。
电影开始前，一般都要介绍一下翻译者的姓名，或者还有其学术头衔，以提高其可信度，可是这天却没有。在黑暗中就听见放映机的马达声沙沙作响，画面上人物的嘴巴也在动，但是却没有声音。于是就有人三三两两地聒噪起来，提醒放映员机器出了毛病。
许久没有听见反响，观众席里大呼小叫的人就更多了。
这时麦克风里传出来电影组织者的声音说：“各位观众，这部缅甸的电影是无声电影，放映一个段落之后，会有英文字幕，到时我们会给大家翻译的，谢谢。”
听了这话，观众居然没有太大的骚动，只是听见有小声的叹息，不知是后悔来得太早，不如等到第二部电影放映时才来，还是感慨居然还有比我们落后许多的国家。据说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还在受苦，看来果然一点不假。另外想到，这是不用破费便能看到的“内部电影”，也就心平气和得多了。
画面虽是黑白的，但女演员还算漂亮，男主人公也不差，但脾气看来有些暴躁。虽然听不到他们说什么，但肯定老是在那里争吵，有时候男的说不过了，还打那个看来是他的妻子的女人。另外就是总有一只苍蝇在女演员的头上飞，她三番五次地用手驱赶，但总也轰不走，十分破坏画面和情节。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导演特意安排的剧情要求，还是摄影棚里的卫生引起的问题。总之，两个人从头说到底，苍蝇也从头飞到底。观众只好都耐着性子，一直盯着银幕上的这只讨厌的苍蝇。最后，男主人公看来很生气，但也很坚决，提起枪走出废墟般的小院，义无反顾地走向远方，女主人公先是低头哭泣，然后猛地转身追出大门。观众这时如释重负地发现，女主人公头上飞舞的苍蝇终于也不见了，或许跟着男主人公一同上了前线。
这时礼堂中灯光大亮，放映员宣布大家不要离开座位，厕所也不要去，以免影响秩序，下一部电影马上开始。观众们趁机互相打量了一番，个个都已经是汗流浃背，但兴致不减，满脸堆笑。
第二部电影果然很快就开始了。这次是有声电影，但还是黑白的。到底是英国货，大家齐声赞叹，似乎忘记其实我们中国早就有有声电影了，而且还有彩色的。
剧情里除了一个英国大兵之外，还有许多说德国话的军人。这时翻译说，他只懂英文，德国话一律省去。好在刻板愚笨的德国鬼子说的那些话，从他们的面部表情里也可以猜出八九分，总归是：“上去!”“下来!”“不行!”“快一点!”之类。
电影一开始就是德国鬼子抓到了一个掉队的英国士兵，但他机智地甩掉德国人，爬上了一辆开赴前线运输弹药的货车。
英国人是俘虏，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德国人，大部分时间都在小声地自说自话，所以翻译的中文观众不听也罢。
火车有时要穿过封锁线，有时还要遭遇盟军的袭击，所以老是走走停停。当时正值酷暑，车厢里闷热得很，德国人在不停地擦汗，英国俘虏在不停地擦汗，而礼堂里的观众也在不停地擦汗。
单调的铁轨撞击声和零星的枪声贯穿了整个情节，礼堂里酷热的气温出其不意地让观众们身历其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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