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墓!盗墓!!盗墓!!!
盗洞!盗洞!岐山郊外十余里的凤凰山上,一片低缓起伏的开阔空地,19座西周古墓,静静地躺在那些绿色植被下面。农民在这里耕作生息,世世代代多少年,但没有人知道,那厚厚的黄土下面,掩盖着三千年前怎样的繁华盛世。
“这里并不清静。”王占奎远眺那一望无际的关中平原,深深地叹息。在考古学者们到来之前,早已有人打扰过这些帝王将相的清梦。
七八个肉眼可见的盗洞,就排列在这些墓群间。有的掩盖着树枝,有的被种地的农民部分回填了,有的光秃秃的,什么遮盖都没有,像一张丑陋的大嘴。
王占奎介绍说,这些盗洞最深的17米,最浅的也有五六米,都能够下去人,而且以盗洞的位置判断,盗墓者显然有很高的“专业水平”:好几个洞直接打在墓道上,还有一个洞就在墓室的心脏部位。
推断这些盗洞形成的时间,结论是“都不会太长”,“也许就是近一两年的事”。因为一些盗洞口的土是新培的,尚未长出植物来。有些掩盖洞口的枯枝,也没有掉下洞底,或被雨水冲走。
王占奎忧心忡忡地表示,这只证明近年有人在这里盗墓,还不知道历史上的情况。“历史盗洞可能早就回填,面上是看不见的,只有挖开才知道。如果有,情况就更糟。”
在发现的欣喜与激动消退之后,考古学家们更多的是忧虑:墓里究竟还能剩下什么?
值守在这里的考古队技工李宏斌把记者带到一面断崖前,一个大大的类似窑洞的空洞出现在眼前。据悉,当地农民叫它“宝窖窑”,意思是出产宝贝的窑洞。“可能也跟盗墓有关。听当地农民说,国民党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在此驻军,早就把这里洗劫过了。”
“宝窖窑”所在的位置,正是脚下这座古墓的北墓道。而它前面,有一个近年新形成的盗洞,深不见底。“这是被盗得最严重的一处,可能什么都没有了。”李宏斌说。
王占奎队长计划过几天空出人手时,就带人下到盗洞里去看看:“下面条件不清楚,比较危险,甚至有可能有盗墓者的尸体。”
但这都不是他最担心的。“我最害怕一种情况,就是下去发现盗墓通道能走人---那就完了,什么都不会有了。”
按照西周墓室设计样式,一般是在几条墓道上搭建木棚,墓道中是可以走人的。“如果木棚子没有塌陷的话,盗墓贼轻易进入墓室,后果不堪设想。但目前为止,我们挖掘的西周墓,由于时间久远,没有不塌陷的,这样增加了盗墓的难度,多少会留下一些。”
这大概是王占奎最后的希望了。
来自盗墓贼的爆炸
19座尚未开掘的古墓,像是一个谜,更像是一盘赌局,没有人能预料,它开启后会是什么局面。
史浩善对此不抱乐观态度:“我很担心,情况不会太好。”
做了28年考古工作的史浩善,对陕西盗墓猖獗的现状非常了解。他曾参与过多起抢救性发掘,一次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唐墓中,发现里面早被盗墓贼洗劫一空,留下了打火机、蜡烛以及生产日期为2002年的葡萄糖液瓶。
陕西考古所从事文物保护的一位女研究员告诉记者,陕西、山西、河南一带的盗墓现象特别猖獗,有一种说法,“凡是有封土堆的地方,就有盗洞”,有些甚至是家传几代的盗墓贼,专业化程度相当高,相当于考古队的熟练技工。
据悉,现在考古队必备的勘察土质的“洛阳铲”,就是盗墓贼发明的。而今,随着盗墓利润增高,呈“盗销一条龙产业化”发展趋势,盗墓贼们设备也日趋先进,一些工具连考古队都没有。比如一种射线探测器,能探测到两三米下的石头或金属。而这样一套设备需要十几万元。
盗墓贼大多在晚上行动,用炸药炸开地表,然后往里挖,有时候迅速的话,一晚上可以挖空一座墓。
事实上,就周公庙遗址来说,有村民跟考古队汇报,在夜里听到过爆炸声。但由于凤凰山有采石场经常炸山采石,村民们也没有太留意。一位刘姓村民告诉记者,这里地广人稀,比较荒凉,很少有人往来,村民们白天耕地才上凤凰山,“谁会大半夜里守着自家的地呢?”
王占奎认为,盗墓猖獗,跟农村基层组织不健全也有很大关系。“过去,陕西的盗墓现象就很少,那是由于农村基层组织发达,晚上都有人巡夜。而现在,农村这样的组织几乎陷于瘫痪,盗墓贼爆炸的声音很大,可即便有人听到,也不会出来过问。”据说陕西多年来只有一次例外,一伙盗墓贼由于偷盗村民们祖先的坟墓,被堵到山沟里。
陕西省文物局文物保护处处长周魁英有不同看法:“应该说,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加强宣传和打击的情况下,没有出现过重点文保单位被盗的恶性事件。”
他承认“零星的”、“小型的”盗墓现象一直有,但盗墓贼受利益驱使,防不胜防,“要解决这种情况,一是文物管理部门加强管理,二是公安部门加大惩处力度,杜绝那种以罚款代刑罚的做法,给盗墓分子以严厉打击。”
6月5日,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副局长张柏带领专家组,到墓葬群实地考察,专门布置了安全保卫工作。岐山县公安局副局长李红旭说,公安局已派出7名警察,24小时轮流职守。“这是公安第一次在发掘前,参与对文物的现场保护。”他告诉记者,岐山公安局正准备到现场再搭一个棚子,并按照发掘工作需要,随时抽调警力,增加人手。
除此之外,周原考古队还聘请了15名当地农民,全天候现场执守,考古现场拉警戒线封闭,行人不得由此通过,看似宁静的土地上,紧张气氛悄然弥漫。
但一位专家感叹说,周公庙遗址可以这样,然而陕西全省多达3.6万处文物点,又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命运呢?
文物保护之困
从下午2时到6时半,刘银怀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几乎没挪动一步。阳光的阴影打在他脸上,他毫不知觉,聚精会神地重复几个动作:拿起一块碎片,擦净上面的尘土,然后雕花一般,用细毫毛笔蘸着墨汁,写上年代、地点、出土地点号,以及碎片当时所在的土层。他说,如此烦琐的程序,是为了在拼结还原时“方便查找”。
刘银怀是当地农民,周公庙遗址发现后,需要大量人手。跟宝鸡考古队跑过几天的他被临时聘进队,工作是为数万片从“浩善坑”里挖出来的陶鬲碎片编号。然而,他在这个小院子里重复这几个枯燥的动作整整三个月,至今还没领过工资。
不仅他,就是这个小小的农家院子,也没拿到他应得的租金。今年2月以来对遗址大规模调查开始,考古队就租下了这处农家,每月400元租金,尚未支付。
“我现在负债累累啊!”全面负责人、财、物管理的队长王占奎给记者算了笔账:目前已经支出现金13万元,另欠钻探队费用十几万,国家拨款迟迟没有到位,工资也只能拖欠着,有人要麦收需要钱,他自己掏出来借给技工。“杂七杂八算下来,对周公庙遗址的考察,已花了近50万了,这相当于国家给我们考古所每年拨款的70%!”
严重紧缺的经费,大概是回答“为什么盗墓分子大多先于考古队发现文物”的最佳答案。
由于陕西的文物大省地位,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全国同行中,算是力量较为完备的,但是也只有不到120人,每年国家拨款70万元考古经费,用于科学性考古研究。偌大一个考古所,最好的车是所里十年前买的老款“丰田”,周公庙遗址考古队用的是所里一台破旧不堪的北京吉普,走起来轰隆直响。6月11日记者采访王占奎那天夜里,吉普车坏在几里路外的山梁上,几人推车时险些酿成车祸。
王占奎无奈地表示,经费所限,加之配合国家基本建设的任务繁重,这些年来,考古所主动性的研究只有三个:秦始皇陵、汉阳陵以及周原遗址。“有时候,是眼睁睁看着盗墓分子抢了先机。”
这不只是陕西考古所的问题。作为上级主管部门的陕西文物局,同样面临这样的困境:经费短缺,人员紧张。
陕西无疑是全国文物分布最广、埋藏最多的省份之一,它有全国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9处共113个点,省级文保单位465处,还有2000多处县级文保点,另外登记注册没有取得保护资格的文物点3.5万多处,每年的固定经费大约在2000万元左右,而省文物局的预算是:陕西文保经费底线是4000万元;投入1个亿,才能使文物保护状况有很大改善。
“目前还没有达到温饱线,很多该做的东西没办法做。”周魁英处长举了个例子,富平县一座重要的唐墓被盗,而那之前,文管部门已知该处有唐墓,但却无力挖掘,也无钱设专门机构看管,最后遭到洗劫。
椐了解,陕西省80%的国家保护单位有专门管理机构,50%的省保单位、20%左右的县保单位有专职管理人员,其他登记在册的3万多个点,基本上无人看管。可以说,以墓葬居多的陕西省诸多文物点,毫无防范地暴露在盗墓分子的铁镐之下。
但是很多官员和学者都表示,不能就此对国家求全责备,目前国家对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日益重视,一定程度上说这些年已经竭尽心力。对一个正在高速成长的国家来说,它面对的问题太多,亟须花钱的不仅仅是文物。
现实困难让它不得不采取一个折中的政策:不主动性发掘,而是配合基本建设进行抢救性发掘,费用由施工单位承担,这样就解决了很大一部分经费问题。对那些已知的墓葬,采取的政策一直是“就地保护”。
一位从事丝织品保护的考古队员说,文物出土后的保护,所耗精力与财力数倍于发掘的费用,且从技术上很难做到底下墓室那样平衡的环境,发掘上来后,反而容易引起文物的损坏。
“从这方面考虑,国家一般不轻易发掘墓葬,除非遭到盗墓分子破坏,才进行抢救。”考古所曾经多次打报告,希望发掘干陵,但基于类似的原因,一直没被批准。
但问题是,盗墓分子并没有那么好的耐心,“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找到埋藏文物的地方,挖出来,卖到钱。”作为政府主管文物保护的官员,周魁英表示,在目前国家发展的现阶段,难以有特效之法,帮助国家文物保护走出这两难迷局。
周公庙遗址也遇上了同样的难题。尽管知名度日益扩大,但是否发掘目前还是未知数。从考古队到省文物局一致答复:尚待专家最后论证。事实上,考古队包括王占奎,都是国内研究商周历史的一流专家。
正因如此,王占奎揭开“盖子”的心情比别人更迫切。他最近制作了一个到明年年底所需经费的预算,保守估计2000万,还只是挖掘两座墓的预算。其中,仅测定一个碳化土壤标本,就需要2000多元,“要把19座墓都发掘并妥善保护的话,那几乎是个天文数字。”
或许,那些远古的秘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沉睡在这一扌不黄土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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