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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夹边沟的罪恶与死亡----读和凤鸣《经历----我的一九五七》

2004-06-11 22:09 桌面版 正體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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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古拉格群岛,大饥荒时饿死大批右派份子的“夹边沟”劳改农场,迄今为止依然被遮蔽在历史厚厚的帏幕背后,在“夹边沟”曾经发生的一切并不为大多数国民所知晓。“健忘”是深陷与苦难与黑暗而无法自拔的中国民众唯一的麻醉剂。这种记忆的“缺席”状态,使我们一直像奴隶一样生存在屈辱之中。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从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到和凤鸣的《经历 我的一九五七》,从当事人勇敢的讲述到后来者不断的追索,“夹边沟”的真相终于一点点地暴露了出来。

西北民族学院的退休教师和凤鸣就是夹边沟的幸存者之一。一九五七年,在《甘肃日报》工作的和凤鸣与丈夫王景超一起被打成右派,在夹边沟农场开始了一段苦难而恐怖的人生。不久,丈夫被折磨而死,和凤鸣本人则侥幸生存下来。四十多年之后,她终于拿起了笔,记载下那段不堪回首却又必须回首的地狱之旅。

在她的《经历》中,描述了六十年代初发生在夹边沟许许多多悲惨的死亡故事。难友刘学琨在十七岁就参加甘南农民起义,领导者是其四叔刘余生。在刘学琨被迁入安西十工农场之后,很快就饥饿而死。临终前,他托人给难友马英送去一本笔记本,首页写道:“马英同志,你如果能活着出去,请一定转告我的四叔刘余生、省委书记高键君,就说,我是被饿死的、冻死的、折磨死的,我是无罪的。”刘学琨死时年仅三十五岁。

傅作义弟弟报效祖国归来饿死夹边沟
傅作义的弟弟傅作恭也饿死在夹边沟。傅作恭兴致勃勃地从海外回来报效祖国,却被打成右派,押送到夹边沟。一九六零年三月,傅作恭再也无法支撑高强度的劳动了。同是难友的美学家高尔泰向管教干部赵来苟汇报说:“傅作恭是不是真的不行了,我看见他拉的是黑屎!”赵来苟说:“我拉的也是黑屎!谁让他当右派,他如果不当右派,就到北京住在他哥哥傅作义的公馆里,想吃什么吃什么,谁能管到他头上!傅作义与人民为敌,杀了不知多少人。傅作恭从国外回来,也不是好东西。”傅作恭挣扎着走了十几里路,告诉管教干部说:“我实在走不动了,在资本主义国家,有事还允许申辩嘛!”赵来苟听了大怒,骂道:“我看你就是资本主义!”他命令别的劳教分子用芨芨草拧成绳子在傅作恭的脖子上围成一圈,前面绑着半截绳子,后边也绑着半截绳子。傅作恭仍然背着草筏子,前边的人牵着绳子拽着他向前走。傅作恭走不动跪倒在地上,后边的人就往后一拉绳子,将他拉起来继续向前走。三天后,傅作恭再也站不起来了。当难友们把他拉到新添敦的时候,原兰州大学医学院教授、劳教份子刘逢举走过来看了看说:“已经死了两三个小时了。”

在饥荒的高潮期间,夹边沟满山遍野都是右派份子的尸体。难友张露玲带着三岁的小儿子小三去荒野捡柴禾。在一个大沙窝旁,母子俩捡着捡着,小三突然喊道:“妈妈,你看,那是什么?”她抬头望去,才发现那是一具被沙子半掩盖着的尸体,头脸都黑黑的,露出的一只手也是黑黑的。她回头向四周张望了一下,又发现六七具未埋好的尸体,暴尸荒野。随着父母到农场的右派份子的孩子,早早地就见到了死亡。

这些死者,大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人才。对于精神变态的独裁者毛泽东来说,折磨并消灭知识份子是他最快乐的事情。就在右派们在无数个“夹边沟”里悲惨死去的同时,毛泽东却在中南海里上演“不吃红烧肉”的“减肥秀”。在这个魔鬼的心目中,人的生命和尊严微不足道,他的子民仅仅是一个数字而已。

作恶多端草菅人命的管理人员
毛泽东固然是这场苦难的制造者,但如果没有大量忠实的凶手和走狗的话,他也无法实施庞大的虐级计划。夹边沟的管理者们在中共的权力体系中,这些农场的场长、队长、管理员,仅仅是金字塔底层的“芝麻官”,他们却掌握着无数右派份子的生死存亡。他们没有丝毫的“良知的弹性”,而是变本加厉地实施“上面”的命令,导致了死亡像瘟疫一样在“夹边沟”里蔓延。

《经历》中记载了在夹边沟农场新添敦站的诸多惨剧:一九五九年三月,站上组织大队人马劳动,早晨五点起床,站上用夹着谷糠的小米熬了稀米汤,供大家吃喝。因米汤太稀,有人想出一个办法:在地上挖个小坑,放上毛巾,把饭盆端来的稀米汤倒在毛巾上,汤里的水分渗走了,小米和谷糠流在毛巾上。这样就能得到少许小米,吃进肚里还能顶点用。这种做法很快被管教干部发现,一个正在这样充饥的右派份子郭斟玉被抓住,在他的短大衣里发现了一堆小米。管教干部当即将郭吊到一间房子的房梁上示众。六个小时之后,吊郭斟玉的绳子断了,郭斟玉人掉到了地上,头颅变成褐色,两个眼球被吊得突出,已气绝身亡。

另外有一位难友从地窖中偷了一个老南瓜、几个洋芋,被站上来的场长刘振宇发现。刘当即命令下边的管教干部脱去他的棉衣,只剩下身上的衬衣,用麻绳将其捆结实,扔进一所空房子。然后,刘扬长而去。第二天,站上的管教干部这才想起来。但是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在一夜之间已经将这位难友冻成了冰棍,哪里还能活过来?

有个原省检察院二十多岁的干部张雨沛,被打成右派之后也押到了夹边沟。他编了一段顺口溜说:“祁连山戴帽,劳教人员睡觉,苦难的日子何时了,问谁谁也不知道。”被人告密之后,由场方汇报到张掖地委。地区法院将张雨沛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予以逮捕,后于九月判处死刑,在新添敦就地枪决。和凤鸣叹息说:“这一‘杀一做百’的暴行,使每个难友胆战心惊,绝望到了极点,他们经受的真是人间地狱的苦难啊!”

这些案例还只是夹边沟的死亡和罪恶的冰山一角。像赵来苟、刘振宇等有名有姓、作恶多端的管教干部还有很多很多。他们是毛泽东政权的坚固基石,他们对毛泽东的指示深信不疑:阶级敌人都不是“人”,我们要将他们象蚂蚁一样消灭。所以,在赵、刘等人身上已毫无人类的基本的同情和悲悯之心可言。

毛泽东死后,邓小平开始了“改革开放”。但是,毛泽东的罪恶并没有得到彰显和清算,那些帮凶们也并没有受到惩罚。暴力依然是这个国家唯一的信仰。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凶手以及他们的接班人依然在掌握权力,毛泽东的阴影依然笼罩在中国的上地上。

毛成功地消灭人类的尊严感
毛泽东的“国家恐怖主义”为何能够畅通无阻地“落到实处”?让西方人迷惑不解的是,即便在数千万人饿死的时候,也罕有公开的反抗?我认为,首要的原因在于毛泽东建构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最残暴的国家专政机器;其次则是因为毛泽东泯灭了中国人最后的尊严感和高贵感,将中国人降低到只知道“活着”的、植物般的、最低级的生存状态。毛泽东时代绝非北京御用文人们说的“激情燃烧的岁月”,而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人与人之间隔绝、敌视、仇恨、斗争的时代。

甚么样的暴政能够将“知书达理”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知识阶层“改造”成抢着吃蛆虫的行尸走肉?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暴君能够做到这一点。毛泽东却做到了。和凤鸣写到了这样一个细节:农场财务处的张振英从二站转悠回来,说:“二站的右派把指头粗的长蛆也抓来煮着吃,叫站上把煮蛆的茶缸子给没收了。这些右派咋真不讲卫生,吃死了咋办?”对此,作者评论说:“我的难友们如果不是饥饿难耐,谁会到麦地里抓绿蛆吃呢?……在目前如此险恶的生存环境里,想出吃这种虫子,实际上也是出于自
救的一种智慧,这种智慧却被粗暴地扼杀,连同茶缸也被没收。”

作者还讲述了省建工局出现了一件奇事:建工局被送到夹边沟农场劳教的右派份子共八人,六人死在农场,两人被“抢救”回来。五月间,一个被宣布“死亡”的人,却突然出现在办公楼里,吓得大家惊慌失措。原来,此人名叫曹德明,是建工局的技术员。在大饥荒的日子里,他昏死过去之后被难友拉出去埋葬。难友胡乱在他身上盖点土便回去了。他苏醒过来后,被一个放羊人救起,辗转回到兰州。那么,埋葬他的难友为什么发现他活着却没有将他救回呢?后来人们分析只有一个原因:当时农场规定:埋一个死人给两个馍,如果他把活人再拉回去,两个馍都不会给他。为了两个馍,他便把曹德明留在了荒野中自生自灭。

两个馍比一个人的生命更有价值,这就是毛泽东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伦理逻辑。我们很难谴责那个为了两个馍而对难友见死不救的搬运者,因为他本人也是个可怜的受害者。《圣经》告诉我们:有了爱,才有了文明、尊严和勇气以及一切高贵的品质。而作为撒旦的化身,毛泽东所致力的恰恰是消灭爱、尊严和文明。在夹边沟里,他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罪恶的计划。

二OO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载自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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