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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医生的六四情节

2004-06-08 06:42 作者:姜真华 桌面版 正體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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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医生和我说过,他在六四事件后始终坚持认为对学生的镇压是错的,并在各种场合说出自己的观点。我就请他在这方面举些例子给我听听。他就随便举了几个例子,说明他是在各种场合都是态度明朗的。

见证“六四”镇压和美国医学界的反应
蒋医生告诉我,他们现任的朱士俊院长在八九年六四时,刚刚担任三O一医院的医务部下面的医务处主任。六月三日晚,蒋医生在处理送到三O一医院来的伤员时,朱是一直在场的,所以朱应该很清楚,那天晚上有大量的手无寸铁的普通百姓被无辜地打伤、打死。一九九六年蒋医生要到美国去开会,同时要去Walter Reed Army Medical Center联系开展远端医疗之事。去前朱院长和蒋谈了他一年前也曾去了那个医院,并同那里的院长(也是将军级的)达成一个两院合作开展远端医疗的草签协定,但后来就没下文了,是对方撕毁了协定,希望蒋去问清此事。蒋医生到了那里。由他的表弟联系找到了Walter Reed Army Medical Center的Deputy Director.Telemedicine Directorate,LTC Jorge L. Ribas,并和他谈到关于建立远端医疗问题。Ribas请蒋医生在电脑上看了他们部分有关远端医疗的资料,最后他问蒋是否还想看点别的甚么,蒋表示愿意。他就接着从电脑上调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医疗大楼的相片,江泽民的题词,三O一医院的三位院士姜泗长、卢世璧、王士雯以及各科的主任。他说这些都是从宣传刊物上得到的,他们愿意进一步合作。蒋医生告诉他,去年三O一医院院长朱士俊访问 Walter Reed时已经和你们的院长草签了协定,不知为甚么没有了下文。Ribas说:这个协定属高科技专案,要经过国务院及议会讨论通过才算数。正在那时,你们的国防部长迟浩田来美访问。当记者问到他天安门事件时,迟说天安门没死人,只是周围出了点问题。记者就请他到议会去听证,他没去。所以在议会讨论这个问题时,认为国防部长可以随便说假话,他们就不能和军队医院签这份协定。蒋回国后专到朱士俊的办公室和朱谈了这个情况,并当面问朱你在六月三日晚上看到那么多人被打死,难道迟浩田他不知道吗?朱无言以答。

向杨振宁当面解释六四见闻
一九九七年燕京大学香港校友江可伯(是他在张家界投资修建了一条最好的缆车线,)为庆祝缆车建成两周年,他请了香港和北京的部分校友约三十余人,去张家界游览,其中包括了雷洁琼老师,蒋也被请。一天晚饭后,蒋医生向校友会负责人提出,他可以给大家讲一点他六四所见,大家是否愿意听。后来得知大家都表示愿意听,蒋就把他在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所见的情况如实地告诉了在座的校友。蒋刚讲完,香港校友会主席就问蒋,你是不是共产党员?蒋答是,而且是入党已近五十年的党员。那位校友会主席说,真想不到还有像你这样的敢说真话的共产党员,现在的党员很少肯说真话。其他人也提出了一些问题,蒋医生均做了答复。

二OOO年蒋医生应杨振宁先生之邀,去美访问。当他得知杨先生和他的妹妹杨振玉(蒋的表嫂)对六四问题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时。在一次杨先生请吃饭时,蒋就把他在六月三日晚上所见的情况告诉了杨先生。杨听了之后就改变了他的一些看法。

为老同学鲍彤出狱后检查身体
蒋医生在上海南洋中学的同学鲍彤,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被非法逮捕,到一九九一年才收到逮捕证。后又被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被判了七年刑。他出狱后又被非法关押了一年。到一九九八年他基本恢复自由后,蒋医生就请他到三O一医院来检查身体(鲍在被逮捕前在三O一医院抽血查癌胚抗元 CEA明显升高,当年他的父亲就死于肠癌,属于高危人群。他在秦城监狱里曾作过十多次肠镜,每次都摘除一到几个腺瘤或息肉。)。蒋医生从高干门诊病案室找到鲍彤的病历,上面原部级待遇被划掉了,费用由公费改为自费。蒋医生先领他到心电图室做心电图,那里技师一看病历上的名字是鲍彤,就问蒋,是你的甚么人?蒋告之,是我中学的同学。做完心电图后,蒋医生请他们划价,以便交费。那位技师说,交甚么费,说不定哪天就平反了。此后去抽血,做胃镜,拍胸片,所有的医生,护士,技师都是同样的说法,都没收他的费。

蒋深深地体会到,这就是民心。后来五、六年,鲍彤每年都来三O一医院抽血或做肠镜检查,都由他自己去交费,他到医院来看病,到蒋医生家来聊天,或与中学的同学聚会,身边都跟着六到八人,医院里的医生护士都觉得奇怪。有时中学同学在蒋医生家共进午餐,蒋医生还到门外去问那几位跟来的人,要不要喝点水,要不要拿把椅子。他们都很客气地说不要了。蒋医生也很客观地和他们说,你们的工作我能理解。但到有些时候,特别是六四前夕,鲍彤家的电话常被卡断,有时因要通知他来医院检查都没法通知到。蒋医生认为这些都是违反宪法的。

平反六四是一张争取民心的王牌
当我问到蒋医生,他在一九九八年以一群老共产党员的名义给两会领导写信中,重要的观点有那些?蒋告诉我,他在一九九七年听了吴祖光先生给他讲,吴在政协会上提出给六四平反后,得不到一票附议是最伤吴的心的。因为在座的各位都有和吴同样的看法,但是在高压下他们没有勇气表明态度,这种局面是令吴无法容忍的。蒋在这一点上和吴的看法完全一致。蒋说,另一重要之点是,赵紫阳同志的信中提出:“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在形势稳定时解决比出现某种麻烦时解决好”,这几点确是十分中肯的建议,对今天的领导也是那样。再是,蒋医生把平反六四比作是一张最强有力的“王牌”,谁拿起这张“王牌”,谁就可以得到最大多数的支持,就可以顺利地解决问题。而江泽民已经失去了这个机会,他把自己放到人民的对立面上去了,等着他的只能是失败。最后是,今天的领导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到底有无勇气,有无智慧,去拿起这张“王牌”。如能拿起这张“王牌”,就一定能得到绝大多数的拥护,就可以顺利地解决各种问题。否则也有可能橡江那样,失去无法挽回的机会,将来悔之晚矣。

我还问蒋,将来六四正名后,应该如何对待那些犯错误的人。蒋医生说:我相信新的领导绝不会像过去那样,上了台就去压下台的人。要学会容忍,要按宪法办事。过去我们受毛泽东的斗争哲学的影响太深,毛喜欢“与人斗其乐无穷”,一直斗到文化大革命,把他身边的亲密战友全斗倒了,只剩下他孤家寡人,自己也走到反面去了。


(转自《开放》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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